2000年前后，我喜欢去东门博雅淘书。当年的博雅，主要是做字画生意的，也从香港进一些大陆买不到的书来卖，往往能淘到惊喜。
2004年春节前，博雅从香港拉回来一批书，都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三联等大社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书，拉到香港卖不掉，给博雅当废纸收回来了。
七八十年代的书，厚一点的，定价几块，薄一点的，定价几毛。博雅全当特价书，五折出售，简直是白送，我推着手推车，一路捡便宜。看到中华书局1973年出版的《清诗别裁》，线装两函16册，当年定价79块6角，现在只要40块。太美了。我兴冲冲拿了两套。一套自己留着，一套送朋友。
我欢天喜地捡到宝的样子，惊动了巡场小弟，他走过来拿起我推车里的《清诗别裁》，看了又看，说这个得店长回来看过了才能定价。
店长一个星期后才回来，可他忙得根本顾不上无足轻重的《清诗别裁》。
自那以后大半年，我每个星期都去一趟博雅。每次我都忐忑不安，一怕《清诗别裁》定价太高我买不起，二怕全被人买走了，需知，博雅常有各路高人来淘书，比如作家兼出版家、藏书家杨小洲。
趴在仓库的门缝上看，看到自己心仪的好书，不慌不忙地躺在角落里，才放下心来。
暑假里的一个工作日，我悄悄离岗，溜去博雅。
《清诗别裁》终于站到了待售的书架上，还剩下最后一套。定价翻了7倍，280元。
其时，哈根达斯冰棒，100块钱一根，小伙儿都愿意乐呵呵买给女友吃。
不到三根冰棒的钱，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我还犹豫什么呢，果断拿下。
回到单位，正好杨格的儿子杨小格来玩，我把书端正搁在办公桌上，说：“小格，来，摸一摸叔叔买的好书。”
日积月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书柜里放不下，就东一堆西一堆，堆在地板上，老婆每次拖地，脸色都很不好看。
我一再向老婆保证，尽快把没用的书清理掉。
我当废纸卖掉了几百本书。卖得我很心疼，因为，那不是没用的书。
我又给朋友送了几百本书。送得我很心疼，因为，我偶然发现，送出去的书，出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自己读过的书，都有特殊的气息或记号，我一看就认得。
孔夫子旧书网，让我灵机一动，我要是到孔网上弄个书摊，吆喝自己的新书，同时，把读过的旧书放到网上，供书友们各取所需，岂不美妙？
果然很不错，我在孔网上的“西门必得的书摊”，三年多来，卖掉了一两千本书。有些书，我卖一毛钱、一块钱，略等于白送，也有些书，卖了个好价钱，比如我在博雅淘得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五册），三四十块钱买来，我卖了一千多块。
有些书当然不能卖，比如上文说到的《清诗别裁》，是镇宅之宝，虽然网上能卖到八九千块钱，我也不卖。
有些非同寻常的书，我也不卖。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
前些天，我梳理中国近代史，溯源至明朝某个时段，就找出书柜里的《札记》来查考。此书供在书柜里二十年多，我难得翻一翻，查完资料我就想卖掉，上孔网一搜索，价钱还不错，当年26块钱买来的《札记》，如今能卖到一两百块，我挂了个偏低的价格，118元。挂出去半天，就有书友问：“50块钱能卖不？”
真正的读书人，买书都厚道，比如我，看中的书，从不还价。还价太狠的，多为赚差价的中间商，我没理他，信手翻阅《札记》（上架准备出手的书，我都要翻一翻），翻到了P560—P561的一段话：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以取得这些位子。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伪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作为第一个进入紫禁城的欧洲人，利玛窦算是看透了中国皇帝，还特意献给万历皇帝一幅把中国画在中心位置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可他这段话，太不给皇上面子，太多敏感词，充满负能量，且容易让人产生不恰当的联想。我左想右想，觉得这样的话，还是不要流传出去好，就对那疑似中间商的书友说：“对不起，这书我不卖了。”
因为太多的书我不愿意卖，又不断地悄悄买新书，我折腾三年多，也没把堆在地板上的书清理掉。
老婆拿我没办法，也只好由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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