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图书馆论坛》2023年第9期，感谢马老师授权发布！引用本文格式：马学良.落笔传真情 钩沉窥交际——我国信札研究回顾（1998-2022）[J].图书馆论坛，2023，43（9）：153-160，封三.

落笔传真情 钩沉窥交际
我国信札研究回顾（1998—2022）

马学良

摘 要 信札文献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特殊文献，对我国信札研究现状的探索有助于梳理信札文献整理研究发展脉络，进一步发掘信札文献的学术价值。文章以CSSCI收录的信札研究文献为数据源，通过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展现信札研究现状；通过已发表信札论文涉及历史人物的社交网络图谱构建，探索数字人文背景下信札研究的新思路。研究表明：信札研究是我国多学科关注领域，信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赖于更多信札的披露与揭示；信札研究应与数字人文技术同步，运用语义标注、图像标注、多维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实现信札内容的深度知识组织和呈现；应适时构建信札文献数据库。

关键词 信札文献 文献计量 内容分析

0 引言

信札在古代又称函札、手札、书翰、尺牍、尺素、尺书、尺简、尺翰、尺函、鱼雁、鱼书、鱼素、鱼笺、鲤素、玉札、玉函、玉音、瑶函、瑶草、瑶章、瑶札、华翰、朵云、云笺、芝函、云锦书、青泥书、飞奴等，现代一般称为书信。信札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以来既是人们沟通感情的桥梁，也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是文字产生后直至电子时代前两千多年间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信札涉及的内容宽泛广博，一通信札往往综合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思想、艺术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文献价值，受到文学、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美学、艺术等诸多学科的关注。

学界对信札文献学术价值的理论探讨，以及对信札文本的整理与研究均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在信札整理方面，程章灿[1]认为应从观念认识、资源搜集、研究利用等角度对信札文献展开综合性研究。在信札出版方面，或是基于史料价值或艺术价值的直接刊发[2-3]或影印[4-5]；或是对曾国藩[6]、李鸿章[7]、鲁迅[8-9]、胡适[10]、胡风[11]等重要历史人物信札的整理与考释。对重要历史人物信札的整理与出版，既有助于丰富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资料，推动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也有助于充实相关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史料，成为正史外的文献补充。在数字人文探索方面，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在信札研究中得到尝试性应用，如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书信人物社交关系挖掘[12-13]；将书目框架与本体技术相结合，应用于王重民书信数据关联与检索[14]。综合现有成果来看，信札研究主要以人物(写信人、受信人)与事件(信札本身蕴含的史料价值)为切入点，而将信札视为一种文献类型，从宏观角度把握研究现状的成果较少，对信札文献系列化、体系化的研究有待加强。为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以CSSCI期刊收录的信札研究论文为数据基础，从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信札主题、揭示用语等角度对信札研究进行文献回溯，从计量角度反映信札研究历程。

1 数据来源及基本统计

文章以CSSCI收录的信札研究文献为数据源(截至2022年10月)，分别以信札涉及检索词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词包括“信札、函札、书札、书函、书信、书简、书柬、家书、家信、手札、尺牍、书翰、尺素、笺素”等常用称谓。对检索出的文献，去除公告、简讯、书信体小说等结果后，获得论文1，203 篇。统计相关论文的发文时间趋势、中图分类分布、刊载期刊及所属CSSCI 学科分布，勾勒我国信札研究总体概况。

1.1 研究文献的年度变化

信札研究文献数量能反映出不同年度的信札研究关注热度。自1998 年CSSCI 体系建立以来，CSSCI 收录信札研究论文数量年度分布见表1，年度变化见图1，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8-2003年年均20篇左右；2004年开始明显增多，2004-2007年年均约28篇，2008-2013 年均约47 篇；2014 年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7年达96篇，2018-2021年年均保持在84篇以上。信札研究逐渐升温的原因在于，信札内容涉猎范畴极为广博，既有对时政要闻的关注针砭，也有对学术、艺术的探讨争鸣，还有关于怡情山水、寄托情思的性灵之作。可以说，信札文献价值兼及历史、文学、哲学、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与信札文献整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也推动了信札研究变热。随着学术研究日益精细，第一手学术资料日益受到重视，信札文献进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视野，是其自身蕴含的特殊文献价值所决定的。

图1 信札研究文献年度变化图

表1 信札研究文献发表年度分布

1.2 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信札研究论文的学科分布能反映各学科对信札研究关注的热度。以论文发表时给定的中图分类法和刊载期刊归属学科为切入点，统计信札研究论文的学科分布(表2-3)。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图分类法的选择上，采用二级类目。从CSSCI收录信札研究论文的中图分类来看，共涉及57个二级分类，高于5篇以上的分类为20个。其中，中国文学分类涉及研究论文最多，原因是信札作为重要的应用文体，写信人通过以书代言，以言达意，记事陈情，抒发胸臆，在讨论事件的同时，往往会充分表达、流露思想感情，因而很早就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文学史学者的广泛关注。

表2 信札研究文献的中图分类统计(≥5篇)

表3 信札研究文献的期刊学科分类统计(≥6篇)

从文献的CSSCI 期刊所属学科看，共涉及23个学科，高于6篇以上的学科有16个，中国文学、历史学、艺术学论文超过200篇，综合社科期刊论文超过100篇。这表明信札研究受到文学、历史、艺术、哲学、考古、政治、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等传统文科的广泛关注，具有传统文科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研究基础。采用数字技术研究信札的论文较少，多数研究以单个历史人物的信札为切入点，对信札类文献的系统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类研究比较匮乏。

从CSSCI收录信札研究论文的来源期刊载文量看(见表4)，《中国书法》收录最多，集中于对古代历史名人信札的书法鉴赏。这表明信札研究在史料性之外，其承载的艺术价值也是此类文献深受重视的原因。《文献》《新文学史料》刊载论文较多，表明对信札的史料性、文学性研究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与信札文献的特点匹配。与古籍、碑帖等其他公开出版或拓印的传世文献相比，信札记载的内容往往更加生动具体，对具体历史事件看法和角度更加丰富多彩，既可与公开出版的文献相互印证，又可补公开出版文献之不足，因而往往能够成为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旁证文献。

表4 信札研究文献的期刊载文量统计

(≥7篇)

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在史料学视野下，对信札文献的研究除某一朝代外，更多是针对涉及一些具体的时间节点、历史事件、地理信息和文献馆藏地等来揭示信札作为新史料在相应的历史事件研究中的文献价值，如“乾嘉年间”“戊戌时期”“五四运动”“元旦遇刺”“天津教案”“徽州”“扬州”“敦煌”“日藏”“鲁博藏”“中山图书馆藏”等信息。

在数字人文背景下，对传统典籍的智能化标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构建《四库全书》深度学习模型[15]、方志深度学习模型[16]。对珍贵历史文物的图像语义标注研究也有较大进展，如将图像语义标注技术应用于敦煌壁画的智慧数据实践[17-19]。而对信札文献的数字影像与语义标注研究则尚未出现。事实上，相较于传统的传世文献，信札文献的史料价值更具有新颖性、唯一性和可信性。数字人文环境下对历代信札文献的数字化、可视化及智能检索技术应大有可为，应成为信札文献系统化组织的新研究方向。对馆藏信札文献的深度标注将为进一步挖掘信札文献史料价值提供支撑，这也是数字人文背景下信札文献深度知识呈现的数据基础，而深度学习技术则是此研究方向的技术支撑点。

2 信札论文标题的词汇内容分析

2.1 信札相关词汇用语统计

因信札用途和个人习惯的细微差别，信札有着不同的别称。我们所说的“信札”一般指人与人、人与机构在社会交往中用于信息交流的工具。在信札文献研究成果中，与此接近的还有“书信”“书札”“书简”“手札”“尺牍”“书翰”等。其中，“手札”“书翰”往往更强调写信人的手迹书法这一含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一点在名人信札中更突出。“家书”“家信”是写信人与家人之间沟通情感与表达私人观点的重要方式，对“家书”“家信”的揭示往往能为研究相应人物提供更全面的材料。“函札”则代表具有一定公文性质的文书，有助于了解相关历史事件的官方处理动态。笔者将检索书信相关的词汇进行统计，得到CSSCI期刊收录信札研究论文标题中对“书信”表达的词汇分布(≥5 次)，见图2。从图2词汇分布看，学者对信札类文献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书信”“信札”“书札”几个概念。从研究论文涉及信札的历史时期看，“书信”在古代、近现代信札研究表述中位于第一位，是学者用于信札研究表述的最重要词汇；在近现代信札研究中，较多的表述词语还有“信札”“书札”“书简”“家书”等；而在古代信札研究中，较多的表述词语为“尺牍”“信札”“书札”“手札”“书简”等；对比古代与近现代对信札文献的表述可知，古代研究会较多以“尺牍”来表述这类文献。从学科表述看，多数学科表述为第一位的词汇为“书信”“信札”，但艺术学中“尺牍”“手札”表述为前2位，表明信札文献在艺术学研究中集中在古代名人的手书信件，除历史资料外，还具有艺术鉴赏价值。

图2 信札研究文献“书信”词汇统计

2.2 信札揭示情况高频词汇统计

信札和著述最大的区别在于，著述从构思之时就是要写给别人看的，是作者打算公之于众的文字；信札则完全是私密性的，甚至保存着通信人之间的隐私。另外，因信札属于非书文献，信札原件绝大多数仅有1份(极少情况下写信人会留有底稿)，叠经岁月，原属1人的信札往往分散多处，甚至因兵燹水火而亡佚残缺。因而，对历史人物的信札存藏揭示工作是信札研究的基础。笔者考察CSSCI收录信札研究文献标题中与信札揭示情况相关的词汇用语，并进行词云展示。从图3中信札揭示相关的“未刊”“新发现”“新见”“选刊”等高频词汇来看，对信札的揭示、披露工作是信札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词汇体现出学者非常重视信札文献是否属于首次揭示披露。另外，相关人物或历史事件已有汇编、选编、全集、选集等文献资料出版，利用新发现的信札来拾遗补缺，或为某一人物研究提供新出材料，也是信札文献整理与揭示的重要工作。因此，相关论文中的“未刊”“集外”“失收”“稀见”“新证”等词汇频繁被使用，这也是因为一些与重要人物相关的零散信札虽然数量较少，但学术史料价值却很高，一旦进入研究视野，就会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图3 信札研究揭示相关词汇云图

2.3 信札整理相关词汇统计

信札整理工作主要有史料保存、考证、释读等方面。笔者考察CSSCI收录信札研究论文标题中与信札整理相关的词汇，制作可视化云图。由图4可知，信札文献整理集中于考证和释读。在漫长的手写时代，信札充当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桥梁，构成信札的核心要素——写信人的书法——深受写信人的个人书写习惯影响，尤其是用行书、草书写就的信札，今人往往不易释读，从而影响信札文献的价值发挥。因此，释读是信札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与此相关的词汇有“释读、解读、考释、考论、管窥、发微”等。在解读信札过程中，信札作为私人交流工具，写信人对受信人往往仅称字号，或按人物之间的辈分关系称呼，导致受信人的详细信息模糊不清；信札中谈及的具体人物、事件信息，写信人与受信人彼此清楚，但作为局外人的后世学者在利用这些信札文献时，仅凭一两通信札很难了解全貌；信札的书写日期往往仅具月日(甚至只有日期)，没有具体年份，这给厘定信札的具体年代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对信札文献的考证也是信札研究的重要组成，相关词汇有“考”“考论”“考释”“编年考证”“校注”等。信札文献还可以作为史料文献存在，因而从文献保护角度，很多信札通过选编、辑录进行了文献汇编工作，相关词汇有“史料”“辑考”“特辑”“辑注”等。

图4 信札研究整理相关词汇云图

3 信札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

信札是获取历史人物第一手史料、情感、对历史事件观点等个人信息的重要来源，对研究特定人物社交关系及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笔者以CSSCI收录信札文献涉及的历史人物为统计对象，通过写信人统计获取国内研究较多的历史人物，并获取相关历史人物在刊载文献中所涉及的书信往来关系，构建相关人物的书信社交网络图谱。

3.1 信札研究的人物计量统计

信札是电子信息时代前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桥梁和物质载体，因而信札研究的首要内容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在处理CSSCI收录信札研究论文所涉及的人物时，对有明确写信人的，以写信人作为统计基础。对研究某一学者书信的研究，则以该学者作为统计对象。在统计数据时，根据人物所处历史时代、国别进行区分，所有涉及人物的统计见表5，其中古代人物见表6，近现代人物见表7，可视化图谱见图5。由表5可知，信札研究主要以国内历史人物为主，涉及的国外人物主要是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主，这些研究主要是把他们的信札作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文献。在国内学者信札研究中，以近现代历史人物为主，如鲁迅、胡适、梁启超、周作人、胡风等，研究与近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相关。

图5 信札研究文献涉及主要人物云图

表5 信札研究文献涉及人物对象计量统计(部分)

表6 信札研究文献涉及国内古代人物对象

计量统计(部分)

由表6可知，明清历史人物书信受到较多关注，尤其是曾国藩、赵之谦、黄易、李鸿章、袁枚、张之洞、俞樾、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等清中晚期历史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涉及晚清重要历史进程的人物的信札是对晚清和近现代史研究有重要辅证价值的史料，而袁枚、赵之谦、黄易、俞樾等人物的信札对研究清代学术、艺术以及清代文人往来交游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晚清、近现代名人相关的信札文献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历史人物距离现在相对较近，与之相关的信札文献存世量较大，这些信札文献是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史料。

表7 信札文献涉及国内近现代人物对象

计量统计(部分)

由表7可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家信札文献是近现代人物信札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沈从文、钱玄同等的通讯书信，其信札除日常信息沟通外，往往对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新文化运动有所往复讨论，使得这些信札成为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史料。表7的统计还体现出毛泽东的信札对革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的信札对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老舍、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信札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一些研究也得到基金项目的支持，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馆藏汉籍整理与研究”，都将信札文献整理纳入课题研究范畴。

3.2 信札研究中的主要人物社交网络分析

笔者以CSSCI收录信札研究论文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以及相关文献标题中提及的信件往来对象，构建信札研究中主要历史人物信札社交网络图谱，见图6。说明：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历史人物，两点之间连线代表其书信关系，相关书信关系来源于近年CSSCI所收录的信札研究论文。从现有信札研究学术热点捕捉相关历史人物的人际关系，也反映了当下学者对重要历史人物信札研究的侧重点；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通过信札文献研究提取的相关历史人物社交往来，图谱中反映的是学者关心的主要历史人物信札往来，通过学者研究视角反映信札文献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社交关系的解读。由图6可知，以“胡风-李健吾-周作人-钱玄同-胡适-梁启超”为中心构成信札研究中最大的社交网络，其涉及的人物与近代东西方学术交流以及新文化运动大多有着密切关联，对他们的信札开展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发展中的具体进程、人物互动及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形成的信札往来团体与晚清历史进程及具体历史事件的进展都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对他们的信札予以揭示、解读，有助于更加客观、完整、准确地了解晚清政局及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化。学者较多关注的信札研究还涉及“王国维-缪荃孙”“鲁迅-郑振铎”“丁丙-李慈铭”“袁枚”“章太炎”“黄易”“毛泽东”等为中心的若干团体或个人。通过这些团队的划分，有助于了解信札研究的人物焦点，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事件中的人物思想提供依据。

图6 信札研究文献涉及历史人物社交

网络图谱

以胡适为中心构建特定历史人物信札社交网络，展示胡适的信札往来对象，进一步扩展相关人物的信札往来情况。如图7所示，胡适与赵元任有信札往来，钱玄同也与赵元任有信札往来，利用文献学耦合概念，胡适、钱玄同具有潜在的信息交流关联，即他们极有可能通过赵元任进行了观点、思想交互。因此，如果胡适研究者据此网络关注钱玄同的相关资料，有可能为拓展胡适学术思想研究提供较好的旁证。反之亦然，钱玄同研究者深度解读胡适的相关史料，也极有可能找到钱氏学术思想发展的旁证。笔者认为，通过搭建特定历史人物信札社交网络，能挖掘潜在的思想、情感交流，这是数字人文下信札研究应重点发展的维度。

图7 信札研究文献中以胡适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图谱

笔者以“清朝”为历史背景，获取相关论文中涉及的清代人物信札往来社交关系，构建社交网络图谱。图8最大的团体为与晚清政局密切相关的“曾国藩-张文虎-李鸿章-阎敬铭-左宗棠-张之洞”信札团体，其次是与晚清艺术收藏相关的“翁方纲-黄易-伊秉绶”和晚清学术相关的“丁丙-袁昶-李慈铭”团体。此外，还有以袁枚、杨以增、林则徐、翁同书、易顺鼎、赵之谦、丁宝桢、胡林翼等为中心的信札团体。这些团体几乎覆盖了清中晚期以来的政治、文化、学术等各个领域，对研究清代社会、历史、学术思想以及艺术审美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这一角度而言，通过发掘、呈现信札文献背后所隐藏的社交网络，即从时代维度挖掘相关时代人物的潜在关联，有助于纵深推进相关历史、学术思想的研究。

图8 信札研究文献中以“清朝”为时代背景的社交网络图谱

4 研究展望

笔者通过对CSSCI所收录的信札研究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信札文献已受到我国文科多学科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说明信札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类型，其蕴含的独特价值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目前的信札研究以对文献本身的揭示与整理为主，对信札文献在相关人物、历史事件研究中的文献佐证价值的发掘是当前信札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数字化及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实现对海量信札文献的信息组织、关联和智能检索的研究尚未起步。对于未来信札文献的研究，有3点值得期待。

首先，收藏者应加大对信札文献揭示与公布的力度。对信札类文献而言，公藏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虽然有完善的保管制度，也基本完成了编目整理，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大部分收藏机构没有公开披露馆藏信札的收藏信息，导致读者无法检索，使得这些信札文献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遑论研究利用。信札作为兼具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特殊文献，也深受私人收藏家的青睐，果如藏家开明，愿意出版，则可供学术界研究使用，否则同样难以被研究者发现。因此，信札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高度依赖此类文献的揭示与公布。期待更多收藏机构和个人公开收藏信息，尤其是公藏机构应尽快将馆藏信札文献的编目信息纳入馆藏目录，让研究者能够便捷地查询、利用，发挥信札文献价值。

其次，坚持整理与研究同步。信札文献作为稿本文献的一种，往往只有一份原件，且是手书而成，不同的写信人书法特点不同，给普通人直接利用信札带来了限制。因此，应以影印整理的方式使分散各处、原本一件的信札集中一处，化身千百，方便研究者获取；通过对信札文献的释读、句读、考证整理，让信札的内容更加方便利用。

最后，信札文献的研究应与数字人文技术同步发展。信札文献存藏分散，写信人与受信人的信札往往不在一家机构或个人手中收藏，呈现给用户的面貌往往是碎片化的文献信息。数字人文背景下，要想充分发挥信札这一特殊文献类型本身所承载的丰富信息，充分发挥信札对相关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文献支撑作用，应朝着综合利用语义标注、图像标注、多维数据分析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实现对信札深层次知识的标引、组织与呈现的方向努力。条件成熟时，如能建立具备上述功能的信札文献数据库，则能充分释放信札文献的巨大价值。

参考文献

[1] 程章灿.尺牍书疏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J].兰州学刊，2016（11）：49-57.

[2] 鲁迅.新发现的鲁迅书信二封[J].鲁迅研究月刊，1999（9）：4.

[3] 徐森.新见傅抱石致吕斯百信札二通考释[J].中国书法，2020（8）：46-53.

[4] 沈自邠.行书手札[J].中国书法，2017（17）：118-119.

[5] 陈植.行书致金问尺牍[J].中国书法，2014（15）：82-83.

[6] 张鑫洁，二月河.《曾国藩全集》收录道光二十四年《致刘传莹》书信日期辨误[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11）：56-58，112.

[7] 彭建.释析李鸿章致刘瑞芬的一通书信[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4）：137-147.

[8] 程光炜.“五四”前后：鲁迅在书信日记中的活动[J].探索与争鸣，2019（5）：26-28.

[9] 葛涛.鲁迅致普实克书信文稿回归钩沉[J].读书，2018（10）：16-20.

[10] 邹新明.胡适部分手稿书信的重新发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3）：52-55.

[11] 晓风.乍暖还寒时节——1979、1980年胡风（梅志）与贾植芳、耿庸、何满子来往书信选[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3）：33-49.

[12] 李惠，侯君明，陈涛，等.星汉窈渺——书信网络中蕴藏的人际关系挖掘[J].图书馆杂志，2020，39（5）：86-92，80.

[13] 李惠，侯君明.古代书信体文献的社交网络模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8（3）：164-172.

[14] 刘江荣，肖明.基于书目框架（BIBFRAME）的书信本体构建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5）：61-66.

[15] 杜悦，王东波，江川，等.数字人文下的典籍深度学习实体自动识别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3）：100-108.

[16] 徐晨飞，叶海影，包平.基于深度学习的方志物产资料实体自动识别模型构建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0，4（8）：86-97.

[17] 宋宁远，王晓光.面向数字人文的图像语义标注工具调查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5（4）：7-14.

[18] 王晓光，侯西龙，程航航，等.敦煌壁画叙词表构建与关联数据发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4）：69-84.

[19] 王晓光，谭旭，夏生平.敦煌智慧数据研究与实践[J].数字人文，2020（4）：11-23.

2024年6月15日，马学良老师在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联谊群第十七次沙龙上做《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古籍整理的方式、成果及其价值》的报告。

作者介绍： 马学良，博士，国家图书馆出版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