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诤先生事略
甘兰经
在考查苏州胜迹名区研究地方史中，王謇(佩诤，1888—1969)《宋平江城坊考》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我曾见其书稿手迹，字体端庄清秀，悦目赏心，使我对先生心向往之。黄裳《姑苏访书记》一文中提出：几十年来苏州某些藏书家的活动，应该记录下来，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得搜集保存。此说更是先得我心。故作是文以期抛砖引玉。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文人学者辈出，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明清之际，有著名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开清代朴学风气。惠氏四世传经，苏州一时成为四方仰望的学府，寓居苏垣的俞樾、章太炎也是一代经学、小学大师，门生众多。在这样的学术环境熏陶下，王佩诤在年轻时，就从沈修(绥郑)为师。老师授课以清经学家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主，参以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三书。因此王佩诤说：“不才束发受书，即粗识考据门经，实由先生启之。”后来他又列章太炎、金天翮、黄摩西、吴梅诸先生门下，学业日进。“侍黄摩西师久，明遗民、清学者事迹，耳熟能详”，而金天翮的读书主张是“即时通经致用”。太炎先生对经学、小学等方面的精辟见解，他都能领会其中微言大义。后并参与《国学论衡》《文艺捃华》的编辑。他不断在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探索，采集奇珍异宝，而奉献于众。
1915年，他从东吴大学文科毕业，时年二十七岁。毕业后任苏州女中教务主任，振华女校副校长，1928年到母校授“本国文学”课。
章太炎先生于1932年秋来苏讲学，王佩诤与范烟桥坐讲台旁为记录，按期分发讲义。因之有成立“国学会”之议。“国学会”成立于1932年下半年，会址在大公园吴县图书馆二楼，初期由李根源任主任干事，王佩诤任副主任干事。他的老师金天翮名义是负责文学门类的，实质上是掌大旗的。其宗旨和范围是“本声应气求之义，商讨国学，如经史文学艺术等均在其列”。出版《国学商兑》，后改名《国学论衡》，又出版《文艺捃华》。会员有五百人。太炎先生于1934年自沪移居苏州锦帆路，遂正式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学员，因之是学校性质。“学会”和“讲习会”是既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王佩诤就是“国学会”讲师，讲授“荀子”。一时苏州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极一时之盛。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吾党小子编稿者，遂不嫌寂寞”，他的家中，“亦无日不宾从如云”。
1928年，南京中山大学行政院扩充教育处处长俞庆棠深知王佩诤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便推荐他到省立苏州图书馆任职。故《苏州图书馆季刊》历年大事记载：1928年“二月，本馆特设主任，聘王佩诤先生任其事。”他除在东吴大学任课外，还担任图书馆的编目主任并编辑馆刊，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对于充实图书馆善本书及地方文献的收藏，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馆中收藏的地方文献达千种以上，散见在丛书中的，也有数百种。他认为发扬文化，推进学术，首要是保存文献，除了图籍、画象、金石等方面外，还要致力收集史料，如先烈的遗象遗物、各种档案表簿、谱录表单，旁及有关书院、考试制度的墨卷课艺，都应在收集之列。这种意见，至今值得我们重视。
他勤求博访，通过各种途径，充实书库。那时苏州护龙街、景德路、牛角浜一带，有旧书店四十余家之多。百双楼等旧书店，是他傍晚常到之处，街角冷摊，也可见其踪迹。见了好书就收购。如《研溪先生诗集七卷》，系江阴缪荃孙藕香簃抄本，是得诸市肆，而《金吟香先生诗文集》手稿本十六册，是从金氏后人处收购来的。馆中经费有限，有的就通过友好借抄。如《横山志略》，系铁琴铜剑楼所藏传抄本，这有关地方文献，不可或缺，就向瞿氏抄得之。他自己藏有《灵岩纪略内篇二卷》传抄本，就让图书馆转抄。《镫味轩丛稿》十二册，仁和车伯雅撰，系写定稿本。他认为是难得的善本，但索价高，馆里无力购买，他就要馆里的职员择其要者抄写二册。他亲自抄写《汾祠记》一册。时值酷暑，他们挥汗如雨，振笔疾书。他认为能够使书库增辉，苦一点，劳累一点，也是值得的。有一天旧书店灵芬阁送来《见山楼诗草》稿本八册，系张翊㑺撰。作者遭遇时变，值太平天国战争，故可歌可泣可慕可慨之事，发之于诗，且有关掌故考据，具有史料价值，他爱不释手。但馆中经费支绌，只好割爱。他通观全书，作题跋一则。这件事使他几天不乐，也可见其对书感情之深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焦急，特别是多年搜集而来的善书本、地方文献，生怕落入敌人之手。在蒋吟秋先生率领下，经过周密计议，决定把善本书分装成四十余大箱，坚壁到西山包山寺，砌在夹墙内，这样免遭敌人掠夺。抗日战争胜利后，安然运回苏州。抗战护书，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协助蒋吟秋先生，思虑周到，把善本书目录卡片一齐随箱装运，至今这些卡片仍保留在图书馆。
1936年左右，杭州、苏州和上海都相继举办规模宏大的地方文献展览会，用以激发群众维护乡邦文物、图籍乃至爱乡爱国之热情。王佩诤都是满腔热忱地参与其事。《吴中文献展览会》分图书、金石、书画，画象、史料五个部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于右任题曰：“神州之光”。王佩诤组织展品，主持典藏，辛劳备至，其珍视祖国文化遗产之情，于此可见。
苏州藏书家，历代不衰，对于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传播文化，推进学术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常熟的汲古阁、绛云楼、铁琴铜剑楼，苏州的士礼居、滂熹斋、艺芸精舍等，都是誉满中华，蜚声海外的。流风遗韵所及，晚近苏州藏书家后继有人，而王佩诤的澥粟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家产不能说是丰厚的，遇到好书，有时只得变卖他物去换取。对于乡邦文献，搜访尤力。难得的有《天平志》《姑苏名贤后记》，明正德原刻本的王鏊《姑苏志》等。就是稀见的地方文献。而明赵宦光所撰《寒山志》，是从叶鞠裳处借抄得之。所藏地方文献，不下数百种。他研究金石，故还藏有许多珍贵的碑刻拓片。他收藏古籍，并不是抱残守阙，日常摩挲品题而已，而是供诸同好，为其利用，促进学术研究。对版本目录素有研究的潘圣一，得到赵宦光《寒山蔓草》孤本，因修《寒山志》及《支硎山志》，就向他借阅图书稽考，王佩诤倾筐倒筴而出之。潘先生假他家的“邃雅斋”穷年累月地抄辑。叶恭绰得前人辑本《五代文钞》，欲加以扩充。那时杨殿珣的《石刻题跋》尚未出书，王佩诤就集前人各地五代金石文，送给叶氏参考。而叶氏也把集四千余家的《清词抄》油印目录作者简历相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之间的志趣和情谊了。
《藏书十约》说：“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而王佩诤对古籍的卓识，在《馆藏经籍跋文》《瓠庐所见所藏经籍跋文》中(见苏州图书馆馆刊)可见一斑。他对所见异本，作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卓有见识的跋文，考其抄刻源流，及其成书之年月，记叙撰述人仕履，所撰论著要旨，无不剖析入里，如数家珍。在这些长短不一的跋文中，可见其智慧的闪光。如对独山莫氏旧藏明抄本《庚申外史》所写的跋语中，申述了该书名称的由来，作者生平，与《宝颜堂秘籍》《海山仙馆》本相较，莫氏旧抄本有其独特的价值。在《石湖志略一卷文略一卷》旧精抄本跋语中指出：书中过录吴翌凤、黄荛圃往返通假跋语各一，“简陋率易，与两公平素笔墨低徊缠绵者，迥然不同。”因之断定这两条吴、黄跋语是牟利者所伪加，“而转录者未之悟耳！”伪作终究逃不过学者锐利的眼光，这自然非有强记博闻，独具慧眼不能办到。他对西方帝国主义者掠夺我国出土文物，非常痛心，认为长此以往，“不数十年古物将有荡尽之惧。”他期望“不为豪强外族所占取而享受。”现在我国制定文物保护法令，严格控制文物外流。王佩诤在旧中国梦寐以求的事，在新中国办到了。
服务乡梓，推进地方文化事业，他也是竭思殚力。卷帙浩繁的民国《吴县志》，从撰写到出版，都灌注了他不少心血。《吴县志》于1919年开始编篡，1931年总纂吴荫培去世，修志局由张一麐主持，成立委员会，李根源、王佩诤等任委员，立即筹款校勘付印。经过他们努力，至1933年，这八十卷，分订成四十册的《吴县志》，历时十四载，始克出版。
县志总纂之下，设协纂，王佩诤任此职。为修志局网罗放失旧闻，兼助纂金石、艺文、坊巷桥梁各门志稿，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他利用自己的藏书，成年累月地搜集资料，犹有不足的，便商诸于亲友故旧。至于金石一门，除参阅各家著录外，更到实地调查，遍找实物。他常常乘坐小船，随身带了笔墨毡子，遍访城内外，徘徊于废桥荒寺之间。遇到新见的碑碣，就铺展毡子，解开衣衫，盘坐抄录。这引起群众的围观，觉得他的行动古怪可笑，也有叽叽喳喳地说他“痴”，可是他被历史的陈迹吸引住了，全神贯注地辨认抄录，对周围的议论全不介意。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之果，他终于采录到大量前人未经著录的金石文字，其目除载入方志外，还辑成《吴中金石记》一书。吴中金石目载于旧方志的，原来有千种，现骤增四千种，较为完备了。原来瞿中溶有《古泉山馆吴中金石记》一书，惜已失传，这由王氏加以填补，为后人收集了许多可贵的资料。
至于民国《吴县志》中的艺文志一门，收地方文献书目八千一百种以上，虽然其中有些书已亡佚，但这是迄今为止，查考苏州地方文献最完备的一份目录，是苏州先辈学术成果的总汇，是我们查考地方文献的线索，其功不可泯。例如明末清初苏州机械制造家薄钰，有人叹其无著作遗世，但我们可在艺文志中查到他著有《浑天仪图说》《格物测地论》二种。此仅举其一例，有的按图索骥，会有新的发现。
王佩诤辛劳七载，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精心之作《宋平江城坊考》一书。我们知道苏州有《天文图》《平江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四大宋代碑刻，都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江图》刻绘了苏州城区平江府治所在地，标明了苏州的城垣、河道、官衙、寺观、桥梁、坊巷，而城外诸胜，则简略示意。碑刻于绍定二年(1229年)，也具有重建苏州城的重要意义。通过这幅石刻地图，可以看出宋代苏州城市建设的规模，但我们要详细考察苏州城市的历史，还得进一步探索。而《宋平江城坊考》，则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材料。凡图中已经标明的，都参照旧志，一一加以考证，曾经在此活动过的人物，也跃然纸上。凡绍定二年以后续立的坊表、桥梁、宫宇，为图中所不载的，也加以说明，并“务使语不离宗，证据确凿，无一语无来历，无一字之杜撰而安”。我们从中可窥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对于苏州地方风物掌故，事无巨细，无不熟记在心，讲来头头是道，堪称“苏州通”了。因之和他交谊颇深的沈延国先生说：“讲到苏州地方掌故，当推王先生为第一。”
有二千四百多年历史的苏州古城，文物胜迹遍布。而在解放前，旧政府不加管理，破坏严重。吴荫培、李根源、王佩诤等组织了“吴中保墓会”，为类似文物保护机构的一种民间组织。对制止盗掘古墓葬，保护地下地上文物古迹，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常常到实地考察，提出保护措施和意见。1937年，一夜狂风大作，连大树也连根拔起，矗立在灵岩山脚下国内罕见的韩蕲王巨碑被风刮倒，断为几块。据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同志目睹，王佩诤等人闻讯后，组织人力，把断块运到可园室内保存。后由灵岩寺僧运回，把碑补缀，重立起来。他在振华女校担任副校长，该校在清织造府旧址内。对园中玲珑突兀、四面入画的太湖异石“瑞云峰”、富有史料价值的清织造府碑刻，都悉心保护，不使受到损失。
先生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尤喜奖掖后进。如画家关山月未成名时，先生即向各方推荐，并主张在太炎先生室中挂上关山月的画。在他的中学学生中，有一青年，国学成绩优秀，就引荐给太炎先生，收为门生。
《藏书绝句》作者把藏书家分作几种类型，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之别，我们难于确定王佩诤为哪一家？他利用丰富的藏书，以其广博的学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续补藏书纪事诗》。他长于考据，对诸子有研究，故还有功力甚深的《盐铁论札记》等著作问世。这样看来，他是个藏书家，又不仅仅是个藏书家。他的藏书，在解放后陆续散出，文革前，还堆满了一房间，数以万计。十年浩劫，藏书连同他本人，都不能幸免。
1937年后，他移居上海，曾任上海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等院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在1957年4月给沈维均（钧）的信中说：“汉魏南北朝群书校释，约有十余种，本稿印录各原书，上下四方等于茧丝牛毛。现已由郭沫若介绍高等教育出版社(即旧涵芬楼)，先出《盐铁论》一种，现正在整理中。将来对于《齐民要术》《颜氏家训》《山海经》《穆天子传》《焦氏易林》等，必可希望陆续印行。知关锦注，谨以奉闻。校中嘱月往作学术报告一次，每次以汽车迎送，已两度举行矣。其中对象为史学系全体助教及研究生。此间宜栽培有根底之后进数人，否则我辈老矣，将来何以为继。”于此，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培养后继者焦急的心情。1969年他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总之，他是一位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学人。
录自苏州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