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1期，感谢张鑫洁老师授权发布！
《曾国藩全集》收录道光二十四年《致刘传莹》书信日期辨误
张鑫洁 二月河
（郑州大学文学院）
摘 要：岳麓书社2012年版《曾国藩全集》共31册，包含曾国藩奏稿、书信、日记、家书等内容，收录丰富，编纂体例严谨，是研究曾国藩的第一手文献。其中，《曾国藩书信》第一册中，收有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1844）致刘传莹书信一封，编者以“京中时役”“待至七月”为依据，推断此封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现从书信涉及日期与事件为据，检阅相关文献，推测该封书信的写作日期，以期《曾国藩全集》的编纂更加完善。
关键词：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刘传莹；日期
岳麓书社2012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之一》中收录有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1844）致刘传莹书信一封，书中以“此件原无年月，据文中‘京中时役’‘待至七月’等语推断”为据，推断此书信“当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间”。［1］13以书信中屡屡提及的“襄河舟中一书，五月二十六乃达”、“接得五月二十三一书”“汪醇卿五月还京”“待至七月，彼此即交易而退耳”［1］13等时间节点来看，此封书信作于六月当属无疑。《清史稿》载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麻城、二十八年（1848）永嘉等地发生时疫的记录，未见有道光二十四年京城发生时疫的记述：“（道光）二十三年七月，麻城大役，定南厅大疫。……二十八年春，永嘉大疫。”［2］1531若单以“京中时役”作为断定此封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的依据，则有失偏颇。本文从曾国藩书信内容出发，从“日期”及“内容与实际”不符的角度入手，借以推测曾国藩是封书信的正确时间。
1 日期不符
（1）台从出都后，凡得三书：北河一书，三月十二抵我；襄河舟中一书，五月二十六乃达；倾又接得五月二十三一书，则抵家后所发也。
刘传莹（1818-1848），字椒云，号实甫，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官国子监学正。刘传莹《戊申五月到家自誓》有言：“传莹自壬寅年进京以后，只晓得以登科发甲，建功立业，为扬名显亲之孝，长住京城。”［3］这说明，刘传莹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入京后，直至道光二十八年为侍养父母尽孝方才出京。刘传莹的出京时期，曾国藩在《汉阳刘君家传》中有详细说明：“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弃其所官国子监学正，决然归去，以从政于门内。”［4］280这意味着，曾国藩书信中所说“台从出都后”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二月，而“抵家后”的时间则为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刘传莹出京及抵家的时间点为此封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八年的第一条力证。
（2）舍弟曾在外就馆，比因堂上谕令无庸教书，遂尔回寓用功。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曾国藩四弟曾国潢（1820-1826，号澄侯）与六弟曾国华（1822-1858，字温甫）一起抵京：“二十三日，四弟、六弟到京，体气如常。”［5］108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曾国潢回湘，曾国华留京读书，直至道光二十八年十月方出京。曾国藩书信中的“舍弟”，指的应是六弟曾国华。曾国华外出就馆的经历，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这一点，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八年正月的家书中有明确说明：
温弟近定黄正斋家馆，每月俸银五两。温弟自去岁以来，时存牢骚抑郁之意。……温弟即定得黄正斋馆地。现已既已定馆，则身有所管束，心亦有所系属，举业工夫又可渐渐整理。［5］145
曾国华外出就馆的时间点，此为是封书信应写于道光二十八年的第二条力证。
（3）今岁京中时役大作，离其灾者十室而三。……张石舟丧一妻、一子、一女，家仅四人，而已其三，今孑然一身，与何愿船并各移居。
张穆（1805-1849），本名瀛暹，字诵风，号石舟，又号石洲，道光十一年（1831）优贡生。考道光二十八年《石舟年谱》：“二月二十六日，继伯母赵孺人卒，年四十有二，二先兄孝兰殇。”［6］38与何绍基《种竹日记》记述相吻合。据何绍基《种竹日记》记述，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廿六日，张穆妻女及儿子张孝兰均得时疫：
早，张石州著人来，从往视之，其夫人以两日病，遽逝矣！一女病疹，乃郎亦病在床。可怆之至！［7］91
再据何绍基三月初五《种竹日记》“早，知张石舟乃郎于昨日化去，叹息之至”［7］95记述，由此可知，三月初四日，张穆之子张孝兰因病去世。另，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张穆三哥张丽暹去世。张丽暹（1801-1848），字叔正，廪贡生。同年八月，张穆在所作《祭三兄文》提及：“今年二月，京师疫气流行，穆九日之间，妻亡子女亦相继亡。”［8］卷六张穆亲人去世的时间，成为是封写于道光二十八年的第三条力证。
（4）今岁京中时役大作，离其灾者十室而三。……何子贞丧一侄，一侄女。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何绍基的侄女越云去世的时间是四月初八日：
越云病忽剧，早间谵语，后遂无一字。疹闭不得出，用外敷喉闭法，竟不效，于亥刻化去。十八岁矣！［7］110
四月十三日何绍基之侄庆深病故：“杏侄自昨来，自知病不起，竟日夜所说，……巳初一刻去世，痛极！痛极！”［7］112六月十二日，何绍基之妻陶氏因病去世：“内子忽以微疾化去，骇痛出意外。”［7］129曾国藩在致刘传莹书信中，未及何妻之亡，而在六月十七日的家书中已提及何妻之亡故，由此可以推测，曾国藩写给刘传莹的书信当在六月十二日之前。
何子贞于六月十二丧妻，今年渠家已丧三人，家运可谓乖舛。［5］151
此为是封书信应写于道光二十八年的第四条力证，且写信日期可推至六月十二日以前。
（5）黄子寿自外归来，已得再见，入世日深，三年前食牛，似已少损。
黄彭年（1823-1891），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黄彭年与曾国藩的相识，与科考一事紧密相关。道光二十五年，黄彭年举会试：“与伯父斗南公应恩科会试，同榜中式进士。”［9］6是科，曾国藩任会试同考官：“签分第十八房，荐卷六十四本，……贵州中式之黄辅相及侄彭年二人，原籍醴陵。”［10］9黄彭年中进士后一直“在京寓侍亲”［9］8。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补殿试，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国藩任殿试读卷大臣。同年十一月，黄彭年请假出都省亲：“谒父，执唐子方于武昌。”［9］8道光二十八年，因继娶之故返京：“九月，继室刘淑人来归。……成礼必在北都，九月之前，先生由南返北。”［9］9黄彭年道光二十八年的行踪与曾国藩书信中“黄子寿自外归来”相吻合。此为是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八年的第五条力证。
（6）家塾示学者篇，诚实无客气，可钦可钦！
刘传莹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归乡后，为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而开设家塾。刘传莹特作《家塾示从学者》一文，相告求学者其教育思想及授业课程之事：“莹家计甚薄，目下乞假归里，不能不竭力授徒以为事。……所立课程，则必先读《小学》《近思录》，以正其趋。”［3］故曾国藩书信中“学塾示学者篇”，当为刘传莹所作《家塾示从学者》一文。如果刘传莹作是文的时间是在道光二十八年五月以后，曾国藩是不可能在道光二十四年看到这篇文章的。《家塾示从学者》的创作时间为此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八年的第六条力证。
2 内容与实际不符
（1）国藩志道不笃，作辍靡常，因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故三月竭一月之力，举写书，凡许氏部首之字，及独体成声之字，二者皆记其篆法，四月之季，又将顾、江、戴、段说声之书，悉心参校，略有端绪。
以上论述是曾国藩对自己三、四月份读书情况的概括。考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四月日记，均未提及研读《说文》之事。另，曾国藩与段氏《说文》最早的关联，发生在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公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说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10］10故与曾国藩读书情况不符。
（2）近因郭云仙寄到李申耆先生所刻《星图》，数载积渴，一旦得之，遂涉其藩篱，稍一窥仰，手摹一图，粘令为浑仪。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道光二十四年二月，郭嵩焘自湖南来京参加会试，与曾国藩同住绳匠胡同：“先生寓绳匠胡同之关帝庙旁，为曾国藩代赁，并在国藩寓火食，国藩亦在绳匠胡同。”［11］48道光二十五年，郭嵩焘参加恩科会试，仍不中。道光二十六年四月，郭嵩焘赴江西吉安陈源兖幕，方才离京。如果曾国藩此封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四年，从郭嵩焘入京后的行程看，“寄书”之事无从谈起。
（3）来示谓近见得《四书》《五经》，句句是实话，此语却似说得太早，……愿阁下于深信不疑之中，时存体验不真之虑，当更增一番戒惧也。
曾国藩对刘传莹研习程朱理学的建议，与刘传莹学术思想的转变息息相关。按照曾国藩的论述，刘传莹的治学思想初以考据为依归——“初熟于德清胡渭、太原阎若璩二家之书，笃嗜若渴，治之三反”［4］301、“于文字，音韵及古文家之说，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彻锐甚”。［4］279后因个人身体及遭遇家庭变故等原因，始转向程朱之道：“历世令辟与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而其释经之书，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独多。”［4］279曾国藩可谓刘传莹之“知己”，此番论述与刘传莹对自己学术思想的自我总结基本一致：
莹自四岁就塾，胸中只知有科第一事。富贵利达之见，纷纭轇轕几二十年。后读亭林顾氏、慎修江氏之书，复慨然以通经史、立功业为志。然以出于好大求奇之客气，以故力勤于考据，而理道之蕴，忽不寻求。……丁未岁抱病京师，日绎宋五子之书，始恍然尽悟。从前之谬，不敢不竭力以尽伦复性为事。［3］
在这番我剖白中，“丁未年”（道光二十七）是刘传莹学术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刘传莹在归乡后，日益程朱理学相砥励，这一点，从其道光二十八年五月至八月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程子尝云量随识长，余量苦褊隘。近来仍觉如故，只是识不进耳。当痛加格物穷理之心。［3］
读《上蔡语录》，……读此愈见得学以穷理为要。此朱子之学之异于象山、阳明而直接孔孟也。［3］
正是因为看到刘传莹对程朱理学的“狂热”，曾国藩才会委婉以“切己省察”相劝诫，此建议与道光二十八年刘传莹的读书经历相符。无论是作为刘传莹治学的时间转折点的道光二十七年，还是刘传莹归乡后研习程朱理学的读书实践，均说明此封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四年之不可能。
3 小结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刘传莹道光二十二年入京，而现有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日记中，未见提及刘传莹之名。而曾国藩与刘传莹之间的书信往来，说明二人早已相识，唐鉴《书刘君茮云墓志后》有云“曾君涤生亦然，言京师之可与切磋者，惟茮云一人”［12］77，可证二人交情之深。现有资料中有关二人最早相识之记述，是始于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因病居报国寺，方与刘传莹相识。
夏秋之交，公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公传莹，精考据之学，好为深沉之思，与公尤为莫逆，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10］10
因此，无论曾国藩书信中提及的事件的发生日期，还是书信内容与实际情况的不符，抑或曾国藩、刘传莹二人最初之相识，均为推测书信写作日期的主要证据。根据何绍基夫人去世的时间推测，则可将此封书信的写作时间段限定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之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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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刘传莹．刘茮云先生遗集［M］．清抄本.
［4］（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 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2012.
［5］（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0册 家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2012.
［6］张继文．山右丛书初编（第11册 石舟年谱）［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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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张穆．斋文集［M］．清咸丰八年祁寯藻刻本.
［9］陈定祥．清黄陶楼先生彭年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影印版）.
［10］（清）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1］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影印版）.
［12］唐鉴．湖湘文库（甲编 唐鉴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作者简介］张鑫洁（198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近古文学文献研究；现为烟台大学青年教师。二月河（1945－），男，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近古文学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