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选自《沈津书话》卷二《书事——虚舟世界看浮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沈先生授权发布！
周志辅和他收藏的戏曲文献
沈津
中国现代专门收藏戏曲文献图书者不乏其人，如吴梅、傅惜华等，但最重要者首推齐如山、周志辅先生。齐如山先生(1875—1962)收藏的戏曲文献图书有数千册，先生在台北去世后，藏书即由他的哲嗣价让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但是多为稀见明清小说，戏曲图书珍贵者仅有十数种，如明读书坊刻本《怡云阁金印记》二卷、明金陵唐氏刻本《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二卷、《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二卷等(均见拙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其他戏曲文献等则星散四方，再也不能重见其当年之丰了。而周志辅先生不遗余力所积聚的大量戏曲文献图书则全数化私为公，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戏曲文献的保存、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志辅，字明泰，安徽东至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其父即为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临时参政院参政的周学熙，志辅为其长子。周先生少好文学，潜心古籍，喜治经史，且深明音律，熟悉梨园掌故，偶有评述，均精微中肯。在京时，与刘半农等人共组摄影学会，取名光社。尝云：“余少之时读书，喜钻研史地图表之学，以其条分缕析，便于董理，固性之所近也。后来渐及稗官野史、小说曲部，品格愈低，门类愈隘，然孜孜不以为倦焉。幼年随宦居京师，中年入仕，久官部曹，暇辄趣市廛听歌，癖之既久，习闻掌故浸多，更求之古人载籍，亦以治学之方法出之，自以为乐。虽拙于歌喉，然当其搜奇探秘，于日下梨园往事有所发掘之时，视彼之引吭高歌以自娱者，其得意之心情又何多让耶？”
周氏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农商部及内务部参事，后从事实业，在唐山、天津、上海等地的纱厂、银行任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1949年，他移居香港，后迁美国定居。他曾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藏书处为“几礼居”。1991年版的《东至县志》“人物”内未列周氏之名，只是在“县人著作”中列了周氏著《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近百年的京剧》《枕流答问》《几礼居戏剧丛书》四种。其实周氏一生著述甚丰，早期有《后汉县邑省并表》《三国志世系表》(此二书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续、再续封泥考略》《三曾年谱》《易卦十二讲》《续易卦十二讲》等。而于戏曲类的则有《元明乐府套数举略》《续剧说)《读曲类稿》《几礼居随笔》《几礼居杂著》《明本传奇杂录》《枕流答问》。另有《几礼居戏曲丛书》，计六种，为《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再版更名《京戏近百年琐记》)、《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近百年的京剧》《杨小楼评传》。这些关于戏曲的图书，几乎都是研究者必读之本。
周先生是中国传统京剧的爱好者，也是研究中国京剧史的专家。他毕几十年之精力，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搜集戏曲文献和重要资料，其功不可没。而京剧艺术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而研究这一门独特的艺术，从它的产生、发展乃至于鼎盛的历程，都需要借助于前人费尽辛苦所积聚起来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但是，周氏的这项专藏，数十年来深藏上海图书馆的善本书库，知者甚少，所以也就谈不上研究和利用了。笔者十年前曾在上海图书馆专司古籍善本及各类文献管理之职，对周先生的藏书内容有些微的了解，特将周氏所藏有特点者略加介绍，以飨梨园文献的研究者。
一、明刻善本。在众多古籍收藏家的圈子里，不少人特别看重宋椠元刻、精抄秘校，但是周先生却凭着自己的嗜好和研究目的，把收藏的重点放在戏曲文献上。谁都知道明代所刻的戏曲图书较为稀见，而周志辅所藏明代善本中有数种难得之本，如《宝晋斋明珠记》二卷(明刻本)、《鹦鹉洲》二卷(明师俭堂刻本)、《汤海若批评红拂记》二卷(明继志斋刻本)、《灵宝刀》二卷(明万历四十八年林于阁刻本)、《两纱》一卷(明倘湖小筑刻本)、《不伏老》《僧尼共犯传奇》一卷(明刻本)、《汤海若批评西厢记》三卷(明刻本)、《昔昔盐》五卷(明万历刻本)、《夹竹桃挂枝儿合刻》(明刻本)、《吴骚合编》四卷(明崇祯刻本)等。
二、清代南府和升平署抄本。升平署是清代掌管宫廷演剧的机构，南府设立于乾隆五年(1740)，此前，清廷也有习艺太监承应演剧之事，道光七年(1827)则改为升平署，直至清末。宫廷内每逢朔望节令、喜庆大典以及某些日常演出，大都由升平署所属演员承应。周氏藏南府旧抄本14册、升平署抄本41册、内府抄本158册、其他承应戏44册。南府旧抄本中重要者如《游湖借伞》《金山寺》《四门阵》《洒金桥》《打龙棚》《鹊桥密誓》等皆是。升平署抄本如《药茶计》《荡湖船》《遇龙封官》《定情赐盒》《狱神宽限》《赵家楼》《神谕填榜问路闯界求灯》。如今收藏升平署抄本最多者为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载皆为承应戏，计《月令承应》《清宫雅奏》《清宫廷承应剧本》《九九大庆》四种达139册之多。
三、各种名伶的专号、专集、专刊、特刊、纪念号等。如《尚小云专集》《言慧珠专号》《毛世来剧团专辑》《谭富英特刊》《喜彩莲专集》《荣春社科班纪念册》《十八罗汉收大鹏特刊》等计49种。在当时来说，这些多可视作宣传品，但在今天却是不易得的有研究价值的书刊，它对于演员的戏曲生涯、扮相、唱腔、演技，剧目演出的时间、地点包括照片等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四、脸谱。京剧脸谱是戏曲舞台上一种最特殊的化妆方式，在戏曲表演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脸谱有着一定的规范和谱式，以显示所饰角色的特性。周氏所收藏的脸谱有三种极有价值，为清升平署绘《升平署扮像谱》一册、《升平署脸谱》一册、旧绘本《仿升平署脸谱》一册，这些在过去从未公开。《升平署脸谱》流传在外者极罕见，在《仿升平署脸谱》上写有“黄记”，旁注“后辈子孙不可借给别人瞧”。笔者仅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藏有一本清咸丰年间造办处画画处(非如意馆)绘制的《升平署扮像谱》，北京国家图书馆也藏有造办处画画处绘制的《升平署扮像谱》(计97幅)，又梅兰芳先生也有所藏，此外则鲜见其有。这些脸谱当是画画处的部分画家所为，典雅脱俗，笔意流畅，细看则纹理筋络圆润蕴藉，且笔锋犀利，盖因清代帝王嗜好戏剧，以宫廷的财力人力，所演所绘自然趋于华丽精致，和后期之《脸谱大全》一类大不相同。如若专业人员察之，必可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中获得灵感。
五、戏单。周氏藏的戏单是如今存世戏单的大宗，尤其是清末至民国北京的戏单，总共2846张，从最早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喜连成班”三张、“长春班”一张始，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有16张，宣统元年(1909)的有29张，宣统二年(1910)的有116张，宣统三年(1911)的有155张，而民国元年(1912)至十年(1921)加起来竟达788张。此外又有天津的戏单计206张、上海戏单31张、堂会戏单36张、民初北京各园海报624张、年份班名不详的戏单51张。何时希先生的《小生旧闻录》第一篇就是《从旧戏单中看清末民初北京的小生概况》，这是他根据29张残存的戏单而写的。早期的戏单今天已难得一见了，这种开列剧目和演员姓名的戏单，很早就有了，清代李渔《比目鱼•巧会》里就有“戏单在此，请老爷点戏”，而《红楼梦》第十一回也有凤姐“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的描写。据齐如山先生说，石印的戏单，到光绪末年才有，最初是光写戏名，后来才把每出戏的人名也添上，又后来才分出哪一出戏、某一位角色。这些戏单实在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如此丰富的收藏了，因为涉及那么多的戏班、那么多的演员、那么多的戏目，从中又可窥知剧场之变迁、演员之挂牌制、演出之习俗、剧目安排之特色、售票之方式、专业和业余演员之交流、名演员早期演出之盛况以及当时之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况等。20世纪30年代初，周氏曾利用这些第一手的北京戏单资料编成《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及《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后改名为《京戏近百年琐记》)。而津、沪等地的戏单还乏人研究，这或许也是研究梨园史料的学者所应瞩目的。可惜的是齐如山先生当年收的各种戏单(堂会戏单最多，有600余张)，竟星散得无踪迹可寻了，于此也可凸显出周氏所藏的珍贵。
六、戏班抄本及其他。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再早的不说，仅从徽班进京始，不少戏班都有自己的戏本，且多秘不示人。但周氏却通过各种关系，陆续收集到一些戏班的戏本，如小福胜班抄本《烈女廉明》《金遇缘》《闹海》《平蛮图》《兵吞六国》等；义顺和班的《东昌府》以及伶工自抄折本《樊城长亭》《双观星》《五龙斗》《武当山》《清风寨》等。至于周氏自己的几礼居抄本也有近30种，如《花月痕传奇》二卷，《重刊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二卷，《西湖扇传奇》二卷，《椿轩居士六种曲》《梨园花名册》二册又草目一册，《剧社题名录》十册等。
七、戏曲抄本。清代戏曲文献的流传，很多都靠人工传抄而延其一脉。周氏藏杂剧、传奇、单出抄本59册，单出昆弋谱抄本166册，戏词总讲抄本370册，这么一笔数字，对于古典戏曲研究者来说，又怎能不为之心动？即使不举出书名来，它的内在学术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戏目中有《长春宫外学戏目十折》(绢套黄折)一函，《内庭承应戏目》三张、《乾隆九年春台班戏目》一册、《旧抄总讲存目》一册、《戏目总纲》一册、《谭鑫培戏单》四册(已裱好)。此六种皆为文献，极重要。如《长春宫外学戏目十折》，用正楷开列演员所擅长之戏目及演出时间，像谭鑫培、杨小楼皆列其中。《内庭承应戏目》中所列全是升平署演员。《乾隆九年春台班戏目》，春台班为扬州戏班，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入京，其中即有春台班。景孤血先生有《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到解放前的京剧编演新戏概况》一文，中说四大徽班中三庆班最早进京。而此《戏目》可证春台班在乾隆初即已成立。
八、清宫戏曲文献。在周氏所藏清代内廷戏曲类中，多为周氏几礼居抄本，昆弋之属19种中竟有15种、乱弹戏6种中有5种为周抄。昆弋如《鼎峙春秋》《升平宝筏》《封神天榜》《铁旗阵》等。最有价值的是乱弹中的《昭代箫韶》二部，一为四十册(几礼居抄本，升平署排演本)，一为二十六册(抄本，与上本不同，为本家排演本)。《昭代箫韶》为昆弋传奇之大书，此抄本为慈禧命人将之翻成皮黄，交本宫太监排演，直至义和团庚子事变起，方才停止进行，然翻成皮黄的尚不及全书之半，与升平署所翻演本绝不相同。按慈禧的本宫太监(内学)演戏，自成体系，称为“本家”，与升平署演员、外请的“供奉”均有不同。故此本和别本是不一样的。
九、杂品类。这些杂项也多有文物、文献价值，如“戏院后台入门证”五个、“慈集庄南府茔地碑记”拓片一幅等，这或在一般人的眼中，那是不屑一顾的，实际上这正是当年史实之见证。又如《梨园行讣闻请帖》，一册，内容较杂，为周氏所辑原件。有杨春山的名片、杨鸣玉的婚帖、约听堂会的请帖、北京梨园公益总会启(四张)、方秉忠讣文、范福泰讣文、时秉章讣文、阎岚秋讣文、王君紫林祭杨小楼先生文等。此类物件不可小看，因为原始资料最易丢弃，不易保存，但存至今日，则可从中正确了解演员的生卒时间及结婚年月。此外，如荀慧生的山水画一张、戏曲人物画两张，都十分难得。荀曾从吴昌硕习画，执弟子礼甚恭，其书斋“小留香馆”即为吴氏所题。
在上述周氏所藏的戏曲文献中，需要说明的是有一部分是得之于方秉忠的后人。方秉忠，号星樵，安徽合肥人，秉忠父即为著名笛手方国祥。秉忠自幼喜好音乐，并从其父习笛。同治十年(1871)，方国祥就带其入升平署，帮吹下手笛，后又从高手研习乐律笛艺。国祥去世后，秉忠即承遗缺，继入升平署，为清光绪年间升平署十二名随手之首，是最享盛名的京剧笛师。1927年，秉忠卒于北京。《清代伶官传》称他“悉能臻于最高境界者”，“五十年间，凡习度曲之士，靡不奉为师表，称之曰方先生”。合肥方氏在内廷供奉达三世之久，秉忠生前所藏即有先代方德荣、方国祥所得不少升平署抄本以及其他戏本，其中还有方氏自己记录演员唱腔不同之处的《伶官谱》5册，方氏另有记录演员口传身授的《身段谱甲乙编》15册以及《乐谱萃珍》《乐谱选萃》(各2册)，部分为从前人手录，也有出于他们父子祖孙自己所抄录。
1949年，周志辅在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时，将所有有关戏曲藏书及文献全数装箱移送上海市合众图书馆，请该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代为保存。为了对周志辅先生负责，顾廷龙先生即请潘景郑先生编就一册《至德周氏几礼居藏戏曲文献录存》。此份目录计分杂剧类、传奇类、选本类、单出抄本类、昆弋谱类、单出昆弋谱类、乐谱类、散曲类、曲话曲目类、乱弹剧本类、抄本总讲类、清内廷戏曲类、清内府抄戏曲安殿本类一(小字本)、清内府抄戏曲安殿本类二(大字本)、戏曲提纲类、乱弹戏韵类、戏目类、梨园掌故类、期刊类(附剪报)、专集特刊类、图谱类、徽调类、汉调类、影戏词类、杂曲类、杂项类、戏单类、附录。总共2876册(一折作一册)，3983张(一个、一轴、一幅皆作一张计算)。1955年合众图书馆改名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10月又并入上海图书馆，所以，周氏藏书现今都在上海图书馆。1996年为庆祝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该馆特别编印了一本印刷堪称精美的善本图录《馆藏精选》，其封面即是周氏所藏清内府五色精抄本《江流记》《进瓜记》及其精致的镶珠嵌玉的楠盒。而《江流记》《进瓜记》这二种书，笔者二十年前曾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过。
江流记不分卷 清内府四色抄本 上海图书馆
进瓜记不分卷 （明）王昆玉撰 清内府四色抄本 许叶芬跋 上海图书馆
笔者对于周先生从心底里是非常敬佩的，然生亦晚，不及见周先生。忆及1986年2月至1987年9月，我在美国做图书馆学的研究，期间我曾去美国国会图书馆访问一个月，在国会馆中文组阅览登记本上签名时，忽然瞥见前一天的签名赫然写着周先生的大名，我忙问管理的先生：周先生还会来否？答曰：早走了。我好后悔，我应该早来两天的。我相信，如果见到周先生，我一定会告诉他老人家，他费尽辛苦收集的戏曲图书的文献现在都完整无损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虽然藏书中有书(善本、普通古籍、平装本)、杂志、报刊、明信片、剪报、图画以及其他杂类，但都没有打散重新分编，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保管的。所有的单张戏单在1965年前即由上图修补组的技师全部装裱成册，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如今周志辅先生已经仙逝，如若周先生地下有灵，他一定会对此感到欣慰，他当年所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笔者也相信，周先生早年收藏的戏曲图书的文献价值一定会被后人所重新认识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2002年6月25日于美国波士顿之宏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