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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将尽，热映电影《好东西》与去年的票房冠军《芭比》形成遥远的呼应。两部电影在大银幕上建立了全新的话语体系，改写了以往由男性主导的商业电影的游戏规则。两部电影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声说话的方式，作为当下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写照。Metoo运动刚刚过去七年，女性刚刚学会大声说话，很多时候是作为失权的受害者，不得不站出来控诉自己的遭遇、捍卫自己的权利，无瑕顾及说话的姿态好不好看。话剧影像《初步举证》即将在院线定档，女主角泰莎既是律师又是性侵受害者。她在剧中大声拷问了英国的法律体系，随后改变了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这让人想到了拥有相似经历的记者伊藤诗织，今天的文章，从这两个大声说话的女性开始。让我们回到所有的伤害发生之前，泰莎和伊藤诗织都是兼具野心和行动力的意气风发的女性。她们的职业身份，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都关乎真相与正义。她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决定了她们做出这样的职业选择，即便要排除万难。泰莎凭借全满分的成绩，挤进几乎只对精英阶层开放的英国法学院，在激烈的竞争中顺利毕业并成为辩护律师。伊藤兜转多国，一边打工赚钱一边积攒学分，敲开美国大学的大门后，准备好以纪录片为志业。然而现实世界总有吊诡之处，于泰莎而言，是被所信仰的法律体系辜负。这个信仰让她过上了精英化的生活，在法庭上也得心应手。她擅长在海量的证词中抓住漏洞，然后运用辩护技巧一击而中，她总能赢。直到她从证词质询者变成性侵受害者，用曾经引以为傲的辩护技巧来质疑亲身经历，才发现她的信仰并不能帮自己找到真相、维护正义。说到底，法律由人的经验建构。而在英国，主宰建构的人是一代代富有的异性恋白人男性。所以非裔美国作家奥黛丽·洛德说，“主人的工具拆不掉主人的房子。”作为普通法系的起源国，时至今日，英国还保留法官和律师戴假发的传统。它象征着法律体系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体系的巨大惯性。它类似于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操演”，通过扮装营造戏仿的幻觉，悄悄把某种权力规范固定下来。泰莎作为律师在法庭进行辩护时，会无意识地压制自己的利物浦口音，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腔调说话。她爱上了这种尊贵与权威的感觉，忘记自己在戴着面具表演。实际上，巴特勒说“面具之下一无所有”。就像剧中转场时，构筑泰莎信仰的卷宗墙消失后的一片漆黑虚空。在涉及不对等权力关系的性侵案件中，尤其如此。法律未能守护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也未能为受害者提供谈论性侵的语言。英国法律曾经将男性对女性的强奸，界定为男性对男性的财产侵犯，而不是对女性身体完整权的侵犯。到了1991年，才把婚内强奸界定为刑事犯罪。2003年，才开始在界定中提及“同意”（consent），但并未明确“同意”的概念。立法滞后，需要具体化的司法过程也不尽人意。在法庭上，性侵与否并非从受害者的角度认定，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检验也是不对称的。受害者不得不巨细无遗地复述自己的创伤经历并接受质询，证明自己明确地传达了“不同意”；加害者却无需证明自己如何确定获得了“同意”。遭受性侵时，泰莎试图推开加害者，结果被钳住双手捂住口鼻。她的身体僵住了，想要尖叫却无法发出声音。她因此被质疑没有继续反抗，也就没有“不同意”。可身体僵直明明是受害的正常反应。2023年《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证明，70%的人类在面临性侵等威胁时会出现僵直和静止状态，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演化的非自愿反应。更何况大多数的性侵都是熟人作案，没有设防的受害者来不及消化现状，侵害就已经发生了。除此之外，法庭上还要求受害者对创伤经历的讲述理性客观、前后一致。可性侵的本质，是对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打击。在性侵发生的当下，许多受害者都会产生“要被杀掉了”的想法，甚至为了自我保护屏蔽感知。这样的记忆注定是不清晰、不连贯、缺乏条理的，因此被判定为“不可信”。罔顾受害者生命经验的法律体系，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还让受害者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潭。哪怕是以这套法律体系为生的泰莎，对体系内的规则信手拈来，也没能成功实现反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性暴力。在英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选择报警。在被送上法庭的极少数案件中，定罪率只有1.3%。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是妄想。“他可能允许我们暂时在他的游戏中击败他，但永远不会允许我们带来真正的变革。”在话剧《初步举证》的法庭，既是律师也是受害者的泰莎，大声呼吁法律体系的变革。她最终败诉了，但留下了一道希望的缝隙——旁听庭审的记者奋笔疾书，将泰莎的呼吁接力传递出去。这正是现实世界里，记者伊藤诗织的战场。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吊诡之处由此显形，伊藤也是占比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和泰莎一样体验过法律体系的失效，只是她的职业刚好是记者。如果没有经历过性侵，她也许不会做性别相关的报道。如果性侵起诉没有被驳回，她也许不会以实名公开、真人出镜的方式拍摄纪录片。伊藤的案件在审理过程存在诸多漏洞，比如性侵者山口敬之的逮捕令没有被执行。但由于山口敬之在传媒界地位高企、与时任总统安倍晋三关系紧密，没有一家日本主流媒体敢出面报道（除了后来的《周刊新潮》）。检方驳回伊藤的起诉后，山口敬之的性侵事实将永远被掩藏。伊藤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提起民事诉讼，举办了公开的记者会，后来又通过BBC拍摄纪录片《日本之耻》。她的本意是想促成整个日本社会关于性侵的公开讨论，没想到招致了长达数年的骚扰、威胁和谩骂。而山口敬之继续活跃在行业之中，不受任何影响。再一次，受害者率先站出来提出问题、推动改变，却因为资源有限受阻，加害者则继续成功隐形。与此同时，也说明了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性侵是男性施加给女性的性别暴力。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认为，父权制下的异性恋性行为正是以男性为中心、围绕对控制的痴迷组织起来的。许多人将性侵与性混淆，甚至在性侵中只看到性。比如为伊藤提供帮助的警员A，会把她视为自己的潜在性对象，在醉酒后大言不惭地说出“如果你跟我结婚，我就为你作证”这种话。“父权文化将男人与男性气质作为人类的普遍标准，男子气概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布，这使它成为最不可能被留意到的东西。”因为在社会占据支配地位而不可见，“让男人得以穿行于世界，而相对少地意识到男性特权的肇因或后果，以及他们所制造的压迫，从而巩固了特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男性难以理解“性同意”的概念，倾向于把性侵看作女性议题，即便性侵的加害者主要是男性，受害者也可能是男性。社会文化也对男性有选择地视而不见，特别是在性侵等男性特权可能被质疑的议题上，因为支配群体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这一切都让父权制隐藏得更好了。所以在公共领域发声的伊藤，会遭受群体攻击。因为发声意味着反抗，反抗意味着变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打破了方方面面受父权制塑造的日常生活秩序，威胁到了男性特权的支配地位，让他们感到恐惧。否认和模糊焦点是惯常的伎俩，当时日本有一条流传甚广的阴谋论，说伊藤是出于政治原因诬陷山口敬之。就连陪伊藤打民事诉讼的男友，也在两人同居前煞有介事地问她“有没有编造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理解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一丁点儿对理解的尝试。伊藤当时已经出版了详细讲述性侵经过的《黑箱：日本之耻》，但男友从来没有打算翻开看一看。他的表现背后的逻辑，与那些要求受害者自我负责的论调别无二致。他们只是在表面上部分地同情受害者的处境，摆出最小单位的关心姿态。而在根本上，他们拒绝为性侵的本质承担责任，那会让他们被内疚和羞愧淹没。他们害怕承认与男性特权的关联，更害怕父权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改变。想要维系特权很简单，只要继续把性侵当作女性议题，心安理得地做透明人就好。悲壮的是，只有受害者在对伤害和压迫承担责任，并试图改变社会现状。按照艾伦·约翰逊的说法，受害者的沉默是父权制的最小阻力路径。想要促成改变唯有发声，而发声意味着暴露自己的危险。泰莎与伊藤诗织无疑都是勇敢的。泰莎在782天的时间里反复用辩护技巧质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举证表现得理性客观，逼迫自己从创伤经历中解离。伊藤连续战斗了八年，一边坚持诉讼，一边将自己的案子对公众公开，为此放弃了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可能性。《黑箱：日本之耻》中，伊藤提到了自己在美国念高中时，寄宿家庭关于“被绑架了怎么办”的劝告：“就算被人拿枪逼着，也千万不能上他的车。被枪射伤了，也要拼命逃。要是上了车就一切都完了，谁也没法子找到你。所以，你要在那里留下血迹。这样一来，就留下了线索。”女性从小就习得处理血迹的经验，以及与脆弱共处的经验。当置身性侵的黑箱，血迹即生路，脆弱即勇敢。对于泰莎和伊藤这样主体性很强的女性来说，留下血迹也许尤为重要。泰莎提前预料到败诉，仍然愿意为曾经不断奋斗的自己一战。“她很勇敢，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可能会失去她。”伊藤把自己作为方法拍摄纪录片《黑箱日记》，为的是做好传达真相的本职。“岂止是以往的一切化为泡影，就连此时此刻的自己，也被彻头彻尾否定了。”因为灵魂遭遇过谋杀，她们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些利她（他）的努力和努力的回报，都是声音的一部分。伊藤作为日本第一位公开实名控诉性侵的女性，鼓励更多受害者打破沉默捍卫权利，引起日本当局对性侵问题的重视。2017年，日本《强奸法》实现了110年来的首次更新，强奸罪最低量刑年限从3年增加至5年。2023年，日本法律规定的“性交同意年龄”从1907年规定的13岁提高至16岁。泰莎更是跨越虚构的界限，在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一群年轻女律师成立了以泰莎（TESSA）为名的性侵审查组织，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一名法官在看完《初步举证》后更新了陪审团的审判指示，英国学校把观看《初步举证》放映版本作为性教育的一部分。可以说，伊藤和泰莎都是向着未来作战，虽然她们本不必成为战士。伊藤在最新的散文集《裸泳》中坦承，近两年才刚刚体验到“活着”而不是“活下去”的感觉，促使创伤复原的不是时间而是行动。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可以触发涟漪效应。面对父权制这座古老的房间里的大象，也许可以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把它看作一项长远的世代接替的事业来运作。社会体制是流动的，而“任何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建立的体制最终都会失败，因为它与现实不可控的本质相互矛盾”。2.《违背我们的意愿》丨苏珊·布朗米勒
3.《未被修改的女权主义：生活与法律的话语》丨凯瑟琳·麦金农
4.《黑箱：日本之耻》丨伊藤诗织
5.《裸泳》丨伊藤诗织
6.被视为「日本之耻」9 年后，重新认识伊藤诗织丨T中文版
7.女性主体言说的困惑丨杨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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