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世上再无马永伟

·掌舵农行九年·

生于1942年的马永伟，是金融专业科班出身。1962年，在辽宁丹东成长的他，考入本省著名的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从此命运便和金融业联系到一起。

辽宁财经学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唯一完整保留的财经类本科院校，输送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金融业高层。比如，曾任央行副行长和工行行长的刘廷焕，是马永伟的同届同系同学。王宪章则在前一年考入对外贸易系。

此外，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原银监会纪委书记杜金富，原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原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郑之杰等一批各有建树的金融业高层，皆出自该校。

大学毕业时，根据彼时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政策，马永伟在1968年南下来到大别山脚下的安徽省六安县，开启了职业生涯，成为央行六安地区中心支行的一名会计。

不久之后（1969年4月），马永伟来到六安县燕山林场，当了一名会计。

同年10月，原本留校任教的王宪章，走出大学校园，成为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保险科的员工，也成为一名金融从业者。此时南北相隔的两人，命运的齿轮还没有转动。

两年后（1971年5月），马永伟回到央行六安中心支行，从事会计和信贷员等工作。

1979年2月23日，此前已三度撤销的农行，再次获批恢复成立。农行的成立，开了设立国家专业银行的先例，首次打破了大一统的传统金融体制格局。

从央行分离出来后，亦有一批央行系统的人员加入农行，比如当时有“人行大才子”之称的刘鸿儒，便在农行恢复成立之初，从央行办公厅主任调任农行副行长。两度出任农行行长、后来任中国人保总经理的李绍禹，亦来自央行。

农行成立时，马永伟选择加盟农行六安地区中心支行，由金融监管者变为金融从业者。

仅用了15年时间，马永伟便从分支机构的基层员工，一步步成长为农行掌门，亦成为农行历任行长中，少见的拥有比较完整的农行总分层级从业履历的一位。

扎根安徽期间，马永伟还在安徽省政府财贸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1981年）。彼时在安徽财政领域，还有一位日后的金融高层——后来成为建行第二任行长和证监会第二任主席的周道炯。

周道炯深耕安徽财政领域30余年，官至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后来出任分管财政等领域的安徽省政府秘书长。

1984年，周道炯北上出任第二任建行行长。同年6月，马永伟亦告别安徽，同样北上京城，出任农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一年后（1985年6月），马永伟“转正”成为农行行长、党组书记，那一年他才43岁，成为最年轻的行长，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小马行长”。

马永伟后来回忆，执掌农行，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马永伟上任的同年，时任农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戴相龙亦北上出任农行副行长，与马永伟搭班子。多年后，他们分别执掌央行和原保监会，共同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探索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马永伟执掌农行九年，是彼时历任行长中执掌时间最久的一位。在其任内，农行经历了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的重要阶段。

1993年12月25日，紫光阁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组建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

在这一轮金融体制改革中，涉及农行的主要是参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形成政策性、商业性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农信社）密切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其中一个改革动作便是将农行的农业政策性贷款移交给新设的农发行，另一个则是划转农信社的管理权限。

前一项改革在马永伟任内实现，1994年4月，农行向农发行划转了绝大部分政策性业务。

马永伟执掌农行期间，农行还在1987年率先在银行系统实行贷款质量四级分类，并在国有行中率先实行不良贷款的四级分类和清理压降工作。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便是时任农行副行长戴相龙。

此外，农行1992年参与创办了两家证券公司，一家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泰证券，是彼时跨行业、跨部门、跨系统和跨地区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另一家是总部位于深圳的南方证券。

前者后来成为国泰君安证券的前身，后者则在2004年1月因破产被行政接管，次年8月其营业部和投资业务并入新成立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在这两家证券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名单里，皆有中国人保。与农行共同发起成立这两家券商的同年（1992年），中国人保还与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银行签订了银保代理业务，拉开了日后保险业银保合作的序幕。

马永伟与中国人保，则在两年后产生了命运的交汇，他的人生新篇章也要拉开帷幕了。

虽然离开了农行，马永伟给农行人留下了专业能力强、平易近人，厚待员工、注重培养人才等深刻印象，很多基层普通员工都和这位“小马行长”有过近距离接触。

·领衔人保改革·

（左二为王宪章，左三为马永伟）

1994年7月27日，马永伟挥别农行，跨界进入保险业，出任中国人保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彼时，中国人保这个“保险业长子”的掌门，多出自央行或国有大行。比如，马永伟的前任李裕民，加入中国人保前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曾两度担任农行行长的李绍禹，在上世纪60年代亦曾担任过中国人保总经理。

据原《中国保险报》报道，在中保大厦10楼会议室，时任中国人保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王宪章，代表领导班子欢迎马永伟的到来。这两位辽宁财经学院的校友，在多年之后成为了同事。

彼时，王宪章还向中国人保的同事们这样介绍马永伟：

他不仅精通金融业务，乒乓球也打得非常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马永伟从此开启了四年的人保生涯。在他执掌的四年间，中国人保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

上任仅一周（1994年8月4日），马永伟便赴北戴河参加了金融改革发展座谈会。紫光阁在会上宣布，要把中国人保分拆成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家公司。彼时，保险业财、寿险分业经营，已成为既定的发展方向。

改革方向确定后，马永伟为中国人保制定了 “三步走”的改革方案：一是产寿险分业，二是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分离，三是股份制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则是将其改革成为“商业性保险公司”，改革的重点是在转换经营机制上下功夫。

根据改革方案，“老人保”变成了“一拖三”模式：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称“中保集团”），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三家专业子公司。

1996年7月，中保集团获批成立，马永伟出任中保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不过，中国人保的命运很快又要发生变化。

1997年，为了增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一场金融改革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

1997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此举被高层视为是“我国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创新”。

该次会议确定了成立中央金融工委、金融机构系统党委、证监会和原保监会。其中，保险业的改革主要有两大议题，一是成立原保监会，二是关于中保集团的去留。

1998年7月，紫光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保险业的改革事宜。

据彼时媒体报道，马永伟在会上表示，如果需要对几家子公司加强领导，可以保留“中保集团”，否则不如撤销。而一些其他参会者的建议则是，在中保集团为基础上组建原保监会。最终，会议决定撤销中保集团。

于是中保集团迎来了又一轮改革：其旗下的中保财险、中保寿险、中保再保险三家分公司变成一级法人，成为独立的专业保险公司。

撤销中保集团，产险、寿险、再保险三家子公司改建为一级法人，其中，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继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品牌；中保人寿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的前身）。此外，中保集团所属的海外经营性机构，则全部划归香港中国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的前身）管理。

中国人保这个“保险业长子”，从此开枝散叶。其干部和员工，也随之各自分流，其中一部分人”分流“到了原保监会。

马永伟这位中国人保的掌门，也在这次改革中转换角色，再次成为金融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