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8月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数字法院建设推进会（👈 点击查看更多），法官、行政机关负责人、企业代表、律师等在会上围绕应用场景实效作交流发言。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摘编分享。今天推送第二期，由来自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安泰法官分享应用体会，探讨数字化如何助力解决“执行难”。
执行工作中如何解决查人找物难？如何提升执行规范化？如何进行源头治理？数字法院建设为解决这些难题指明了方向、搭建了平台。我逐渐感受到了数字化为执行带来的时代红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数字化助推财产查控全景化
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区人民法院）办理的执行案例。这个案例的被执行人是朱某，徐汇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朱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与此同时，朱某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也有执行案件。朱某作为申请执行人，对债务人享有一笔债权。朱某本应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报告该笔财产，但是他不仅没有报告，反而打起了逃债的算盘。朱某私下快速与债务人达成和解，放弃大部分债权，以19万元了事，和解款汇入其指定的案外人账户。
由于存在信息壁垒，两家法院的法官都被蒙在鼓里。朱某的瞒天过海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最终没能逃过应用场景的筛查。我们收到“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执行和解逃避他案债务提示预警”场景提示后，立即传唤朱某到庭，告知其私下逃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慑于执行惩戒，朱某追回被转移的全部案款交法院履行债务，并具结悔过。
前述案例仅涉及一项财产的数字化查控，现在打开办案系统，智能查控的财产种类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公积金、养老金、工资收入到胜诉债权、他案案款、逃债线索等。得益于智能查控的应用，我手里的“终本”案件一件件恢复执行，终本率也越来越低。
近期，上述小切口应用场景已被汇集为“执行案件财产查控提示小聚大”场景，帮助我们针对体量庞大的“终本”案件自动查询、智能分析、主动提示，一次性“全景呈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二、数字化助推执行规范可视化
以往，我们传统的执行工作规范性相对不足：一是执行措施不充分；二是财产处置不及时；三是信用恢复难跟进。以碎片化人工督办方式进行管理显得力不从心，应用场景的建设实现了执行中主动提示、即时作为。
在一起民间借贷案件执行中，被执行人去向不明，我们在酷暑中往返多次查找其下落，均无音讯。执行中的送达和调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就在我担心申请执行人会因此质疑法院执行力度之时，收到了“被执行人服刑监禁信息提示预警”场景提示，得知被执行人因刑事犯罪，已被送监服刑。
我们随即与监狱对接，顺利找到被执行人。该案申请执行人最终对法院细致全面的执行工作表示了肯定。
在另一起侵害商标权案件执行中，就在案件刚准备执行完毕结案之时，我们突然收到办案系统发送的提示：案件可能存在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情形，所选取的执行结案方式可能错误。原来该项执行所依据的判决书刚刚被再审裁定撤销。我们立即采取了执行保全措施，为后续的执行回转打下了基础。
随着“执行拍卖拖延”“执行款合理期限未发放”“执行完毕未解除限制措施”“再审后未及时裁定终结执行”等系列场景的建设运行，财产处置的每个环节、信用恢复的及时跟进被纳入全流程可视化数字监管，大大促进了执行规范性。
三、数字化助推执行治理源头化
当前，数字法院建设已迈入高质量、纵深化的新发展阶段，不仅要聚焦于个案执行完毕，还要放眼于执行前端治理，避免程序空转。
我们发现，近年来有数量庞大的劳动纠纷案件执行不能，不断扩充着执行“终本”案件库存，而这些案件所涉及的用人企业往往高度重复。因用人企业倒闭产生的相关纠纷，经过劳动仲裁、保全、诉讼、执行等程序，却仍无法得到实质性、终局性化解。
针对此问题，我们探索建立“劳动仲裁纠纷案件执源问题协同治理”应用场景，与人社部门以及破产法院建立数据互通共享协作机制，从源头甄别发现倒闭企业，开辟首案快审、快执、快速转破产的绿色通道，让目标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实现“一件事”终局性办理。
近期，我们就据此排查出上海某健身公司倒闭引发大量欠薪纠纷和预付卡消费纠纷，而相关纠纷一旦进入执行程序将产生数以千计的执行“终本”案件。于是我院与徐汇区人社部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快速联动，通过一起示范案件快速仲裁、快速执行，查明该企业已达破产条件，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受理破产，将后续潜在的200余件劳动纠纷、1000余件预付卡纠纷全部导入破产案件概括处理。
数字法院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是一种理念、思维和机制的根本性改造。这场重塑性变革正不断推动执行工作迈向现代化，向着能动履职、信用修复、源头治理等方向开拓发展。
为此，我们将不断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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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高院官方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