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我毕生事业的动力,完全源自我对母亲的怨恨 | 心理大师

文摘   文化   2024-08-22 12:37   北京  

你要么向前迈进,走向成长,要么退回到安全地带。
——亚伯拉罕·马斯洛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41日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出生。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母是从俄国移民过来的犹太人,贫穷、未受过教育。作为邻居中唯一的犹太男孩,他的大多数时间是孤独和不开心的。与罗杰斯一样,马斯洛把书籍当作避难所。马斯洛这样描述他的童年:“度过那样的童年,我却神奇地没成为精神病患者。我是住在非犹街区的一个犹太小男孩,有点像白人学校里的第一个黑人。我是孤独的、不快乐的。我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没有朋友。”(引自Hall1968p. 37

不幸的是,马斯洛面临的问题不全来自家庭之外。据马斯洛的回忆,他的父亲最喜欢的是威士忌、女人和打架(Wilson1972p. 131),并认为他的儿子(马斯洛)又丑又笨。一次大家庭聚会,他的父亲塞缪尔(Samuel)问道:“亚伯不是你们见到过最丑的小孩吗?”霍夫曼(Hoffman1988)描述了父亲的评价对年幼的马斯洛的影响:“这样轻率的评论对这个男孩自我形象的影响很大,一段时间里,他乘坐地铁时都要找无人的车厢,‘以便不被别人看到’,好像他是一个恐怖的丑八怪。”(p. 6)马斯洛的母亲罗丝(Rose)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斯洛]从小到大一直怀有对她的仇恨,并且从未缓解过。他甚至拒绝参加她的葬礼。他形容罗丝·马斯洛是一个残忍、愚昧、充满敌意的人,她如此没有爱心,使她的孩子们几近发疯。在马斯洛提到他母亲的所有文章中——有些是她还在世的时候就已发表——没有一处表达出一丝温暖或情感。(Hoffman,1988,p. 7)

马斯洛对他母亲的怨恨,原因之一就是她吝啬的持家之道:

[马斯洛]怨恨地回忆起,她用链条锁住冰箱,尽管她丈夫让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有当她要做饭时,她才把锁取下,允许孩子们拿些东西吃。年幼的马斯洛无论何时有朋友来家里,她都小心翼翼地把冰箱锁上。(Hoffman,1988,p. 7)

关于猫的一段情节是这样的:

少年时期的一天,[马斯洛]外出闲逛,看见街上有两只被遗弃的小猫。他决定把它们带回家抚养。他抱着小猫轻轻地进了家门,到了地下室。晚上,罗丝回到家,听到小猫叫的声音,她来到地下室,看到她的儿子正在用牛奶盘子喂小猫。他儿子不但把流浪猫带回家,还用她的盘子喂它们吃的,见此情境,她被激怒了。罗丝抓住了小猫,就在他惊恐的眼前,她抓住两只小猫的头朝地下室的墙上摔过去,直到小猫死掉。(Hoffman,1988,p. 8)

马斯洛的家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如此紧密关系的人,却是从对其母亲的仇恨中找到了自己毕生事业的动力1969年,在马斯洛去世前不久,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全部怨恨和抗拒,不仅因为[我母亲的]外貌,而且因为她的价值观、世界观,她的吝啬,她的自私,她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都缺乏爱,甚至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她认为反对她的任何人都是错误的,她对孙辈不关心,没有朋友,她邋遢肮脏,她对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亲情。……我一直奇怪,我的乌托邦理想,道德主张,人道主义,对善良、爱和友谊的强调,以及其他的一切来自哪里。我很清楚缺乏母爱的直接后果。但是我的生活哲学、我的研究以及我提出理论的全部推动力,也起源于对她一切所作所为的怨恨与厌恶。(Lowry,1979,p. 958)

马斯洛后来能与父亲和平相处,常与父亲亲切交谈,但与母亲则从没有过。

1925年,17岁的马斯洛进入纽约城市学院。1926年,在该大学读书期间,马斯洛为了让父亲高兴,参加了布鲁克林法学院的一个晚间课程。但仅仅两周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法律方面,于是放弃了法学院。1927年,马斯洛转学到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在那里,马斯洛选修了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B. Titchener)讲授的心理学导论。铁钦纳上课时总是穿着全套的学术礼服。马斯洛觉得铁钦纳的“科学内省”冰冷而乏味,它一度使马斯洛失去了对心理学的兴趣。马斯洛在康奈尔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回到纽约市,重新进入纽约城市学院。1928年,马斯洛转入威斯康星大学,1930年在那里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3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来到威斯康星不久,马斯洛与伯莎·古德曼(Bertha Goodman,他的一个表妹,两人青梅竹马)结婚,育有两个孩子。马斯洛声称,他的生活是在结婚后才真正开始的。那一年马斯洛20岁,伯莎19岁。他们的婚姻一直很幸福,直到马斯洛去世。

马斯洛和妻子伯莎

现在看来令人奇怪的是,马斯洛还是纽约城市学院学生的时候,就决定学习心理学,他发现了华生(J. B. Watson)的行为主义理论。他这样描述发现这一理论时的激动心情:

我发现了华生并且对行为主义如此热衷。我激动得要爆炸。……伯莎来接我,我在第五大道满怀激情地一直跳着舞。我让她感到难为情,但华生的课程太让我激动了,它太棒了。我确信,这里有一条解决一个又一个谜团并且改变世界的真正的道路。(Hall,1968,p. 37)
马斯洛对行为主义的这种迷恋在他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终止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我曾经如此欣然接受的行为主义理论现在看起来那么愚蠢,让我不能再忍受。那是对已经认定的东西的晴天霹雳。……一种神秘感和真实的失控感使我不知所措。我感到渺小而羸弱,面对此情此景无能为力。我敢说,任何有孩子的人都不可能成为行为主义者。(Hall,1968,p. 55)

在威斯康星大学,马斯洛成为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第一个博士生,哈里·哈洛当时正在创立一个基础实验室来研究猴子的行为。马斯洛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猴群中支配地位的确立。他发现,支配地位似乎是一种内在自信或支配情感的结果,而不是靠身体的强壮或攻击性。马斯洛还观察到,在灵长类动物群体中,性行为是由成员的支配或从属地位决定的。他想查明,人类是不是也这样。他很快就着手进行这样的探索。

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和他的恒河猴实验

1934年马斯洛获得博士学位后,有不长一段时间他继续在威斯康星大学教课,并且注册了该校医学院的课程。他发现,医学院像法律学校一样,反映的是对人的缺乏情感的、负面的观点,于是很快就退出了。1935年,他获得卡内基基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跟随著名学习理论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L. Thorndike)工作了18个月。桑代克对马斯洛做了一项智力测验,结果他的智商为195,是该测验记录中的第二高的分数。当马斯洛表示他想探索支配权与性行为的关系时,桑代克表现出沮丧,但还是答应了,他说:

我不喜欢你做[有关支配权与性行为]的研究,我希望你不去做,但是如果我不相信我的智力测验结果,谁会相信呢?我想,如果我给你[允许],对你对我——以及这个世界,都是最好的。(引自Hoffman,1988,p. 74)

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L. Thorndike

得到这一允许,马斯洛于1935年下半年开始了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研究。他从访谈开始,考察男性和女性的支配感或从属感,以及他们的性偏好。没过多久,他就放弃了男性,因为他们常常闪烁其词,而且“倾向于说谎,夸大事实,扭曲他们的性体验”(Hoffman1988p. 77)。马斯洛设计了一个标准化访谈,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做爱时你的身体偏好怎样?”“你多长时间手淫一次?”“手淫时你有什么特别的性幻想?”(Hoffman1988p. 781937 年到1942 年间,马斯洛根据人们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发表了几篇有关女性性行为的文章。总体来说,与顺从型的女性相比,支配型的女性常常是非传统和宗教观念不强的,她们对女性成见更不能容忍,较外向,有更多的性冒险,较少焦虑、嫉妒和神经症。马斯洛还发现,高支配性的女性更吸引高支配性的男性,他们被描述为“非常男性化,自信,攻击性相当强,明确自己想得到什么和能得到什么,通常在大多数事情上表现出色”(引自 Lowry1973p. 126)。在性领域,高支配性的女性表现出的偏好是:

直截了当,不动情感,相当猛烈,野性,异教徒式的,热烈,有时甚至野蛮地做爱。来得快,无须长时间余热。希望一下子就席卷全身,不用殷勤。她希望她喜欢的东西被全部拿去,不用请求。换句话说,她必须被支配,必须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引自Lowry,1973,p. 127)

相反,低支配性的女性吸引的是善良、友好、温存、忠诚、喜欢孩子的男人。有趣的是,马斯洛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比金赛(Alfred Kinsey)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做的著名研究还早了几年。

1937年,马斯洛来到布鲁克林学院,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1年。在布鲁克林学院,马斯洛在完成全职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继续进行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并指导学生。马斯洛成为深受欢迎的教师,学院报纸称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20 世纪最著名的流行歌手之一)。1947年,马斯洛患病,后被诊断为心脏病,这使得他被迫病休。马斯洛夫妇与他们的两个女儿一起,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普莱森顿。在那里,马斯洛临时负责管理马斯洛桶业公司的一个分部,同时阅读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1949年,马斯洛返回布鲁克林学院。

如前述,马斯洛早期研究的是健康、与众不同、支配型的样本。从这些早期兴趣前进一小步,就涉及最优秀的人了。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马斯洛在纽约度过。当时,欧洲一些优秀人才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纷纷来到美国。其中,马斯洛追寻并从他们身上获益的人,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卡伦·霍妮,以及埃里希·弗洛姆。

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

对马斯洛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还有当时美国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事实上,马斯洛内心最崇拜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马克斯·韦特海默,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则激发了他对自我实现者的兴趣。马斯洛描述了他怎样努力去理解这两个人,以至于这成为他一生的工作:

我对自我实现的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作为研究开始的,而是作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试图去理解他的两位老师而开始的。这两位老师是他热爱、钦佩和敬慕的人,是非常非常棒的人。它是一种需要高智商的奉献。我不能只是满足于对他们的崇拜,而是要努力搞清楚,为什么这两人与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如此不同。这两个人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和马克斯·韦特海默。他们是我从西部来到纽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们是最卓越的人。我在心理学方面的训练根本不足以使我理解他们,好像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比人多出点什么。我自己的调查是作为一项前科学或非科学的活动开始的。我对马克斯·韦特海默做了描述和笔记,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做了笔记。当我试图对他们进行理解、思考,并把有关他们的事情写到我的日记和笔记中的时候,在一个奇妙的时刻,我意识到,他们两人的模式可以加以概括。我谈论的是一类人,而不是不可比较的两个人。那是令我兴奋异常的时刻。我很想知道,这个模式是否能从别处看到,我的确在别处找到,一个人接着一个人。

按照实验室研究,即严格控制的研究的一般标准,这完全算不上是研究。(1971,pp. 40-41)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马斯洛对韦特海默和本尼迪克特的深深崇拜只是他对高度受人尊敬者的钦佩的一种延伸。他曾把他大学时的教授们和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看作他的天使,因为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出现。马斯洛曾经把他心目中的天使理想化,当知道他们也仅仅是人时,他感到震惊。例如,有一次,马斯洛在洗手间发现他的哲学教授就在旁边的小便池小便。对这件事,马斯洛说道:“这使我很吃惊,让我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周的时间都在消化这个事实,即教授也是个人,他们有其他所有人都有的排泄构造。”(引自 Wilson1972p. 138)在马斯洛的全部职业生涯中,他的天使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在那里。

我有很多对付专业攻击的花招。……我有一个秘密。我越过我前面的人,与我的私人听众谈话。我与我热爱并尊敬的人交谈,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交谈。我的写作是为他们而写,这减少了很多废话。(引自 Hall,1968,p. 56)

1951年,马斯洛来到当时新成立的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布兰代斯大学,任心理系主任。他在布兰代斯大学的初期,行政管理职责和一些个人问题有碍于他对自己理论目标的追寻。在这段时间,由于他对母亲的持续敌意以及童年时期经历的反犹太主义的痕迹,他曾接受精神分析Hoffman1988p. 203)。不久以后,马斯洛重新开始了他对心理健康的人的研究,很快他就作为第三势力心理学领袖而出现。他的影响巨大的著作《动机与人格》于1954年出版。接下来的几年是他的多产时期,然而之后,马斯洛的学术生涯越来越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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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的经典著作《动机与人格》中译本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遍及全国的社会动荡,不断兴起的反主流文化思潮试图寻找领袖人物。马斯洛似乎是一个候选人,但霍夫曼(Hoffman1988pp. 287-312)曾讨论,为什么马斯洛是一个不恰当的选择。那些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人,以客观探究人性为代价,希望强调人的情感、直觉和自发性。而马斯洛的立场则是,对人性中较高级的东西,能够且应该进行客观研究。他拒绝彻底谴责美国出兵印度支那。他退出了美国民权同盟,因为他认为该同盟对罪犯心慈手软。他直率地批评其小女儿艾琳(Ellen)和布兰代斯大学心理系前主任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消极主义及其他政治观点。他公开反对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提出的“聚神,入世,出离”(tune inturn onand drop out)的主张。他批评美国的大学没有对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做出贡献,批评教师们支持中世纪的行业特权,例如终身教职等,因而使他与学术界越来越疏远。他得出结论称,大学是全国管理最差的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异议纷争中,196678日,马斯洛惊讶地得知,他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Hoffman1988p. 294)。

马斯洛和学生们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马斯洛把他的学生们视作自我放纵、缺乏理性的人。举个例子,马斯洛的学生们希望接管班级,自己授课。马斯洛起先反对,但最后让步了。霍夫曼(Hoffman1980)做了这样的描述:

在他让这些不满现状的人自己管理他们的班级后,情况得到了改善。现在他相信,他们多么强烈地渴望团体友谊,以至于他们都不能参与到严肃的理性对话中。他们只是一群迷惑的青少年,而不是在故意伤害他人。他意识到,他的人性理论可以中肯地解释他们的行为:归属需要比自我实现需要更急迫。但他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他的智力的浪费,因为这些年轻人仍然为满足基本需要而挣扎,这本该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得到满足。(p. 314)

学生们接管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和行政大楼,马斯洛糟糕的健康状况告诉他,到了该停止教学工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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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的《马斯洛传》中译本

1968年底,马斯洛告别了学术界,他得到萨迦管理公司的一笔资助,从而有不限时的自由时间从事写作和学术工作。马斯洛接受了这个赞助,并且非常享受这种无限制的自由。不幸的是,这一理想状态没有持续多久。1970 6 8 日,马斯洛在慢跑时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享年62 岁。

马斯洛获得的诸多荣誉中,包括美国心理学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分会主席(1955—1956)和美学分会主席(1960—1961)、马萨诸塞心理学会主席(1960—1961)、新英格兰心理学会主席(1962—1963)、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7—1968)。他是美国心理学基金会的金质奖章获得者(1971)。
参考文献
Hall, M. H. (1968, July). A conversation with Abraham Maslow. Psychology Today, pp. 35–37, 54–57.

Hoffman, E. (1988). The right to be human: A biography of Abraham Maslow. Los Angeles: Jeremy P. Tarcher.

Lowry, R. J. (Ed.). (1973). Dominance, self-esteem, self-actualization: Germinal papers of A. H. Maslow. Monterey, CA: Brooks/Cole.
Lowry, R. J. (1979). The journals of A. H. Maslow (Vols. 1 & 2). Monterey, CA: Brooks/Cole.

Wilson, C. (1972). New pathways in psychology: Maslow and the post-Freudian revolution.New York: Taplinger.


以上文字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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