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分析”究竟是什么？| 荣格诞辰14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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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6 18:0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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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没有一棵树能够长到天堂，除非它的根一直伸到地狱。今天是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诞辰149周年（1875年7月26日—2024年7月26日）。荣格一生著述浩繁，思想博大精深。他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他的思想和理论对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荣格心理学关键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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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心理学关键词
[英]安德鲁·塞缪尔斯 等 著
颖哲华 译
申荷永 审校
978-7-300-28686-0
89.00元
2021年1月
1913年荣格离开精神分析运动后，使用了“分析心理学”这一术语，来表示他认为自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演变而来的一门全新心理科学。当他站稳脚跟后，他比较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并表示更乐于将自己的主张称为“分析心理学”——意在以此概括包含前两者以及其他相类之概念。在19世纪初，分析研究的初期，布洛伊勒曾建议使用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一词，来表示这种心理学关注的是心灵更深层次的区域——无意识（unconscious）。荣格认为“深度心理学”有所局限，因为早在当时他已看到自己的方法是象征性的，且与意识和无意识同样相关。托妮·沃尔夫（Toni Wolff）所用的“情结心理学”目前已再不使用，因为它所强调的部分在荣格的概念化中虽然重要，却也有限。荣格一直宣称他的心理学是一门基于实证的科学。因此，分析心理学在当今的普遍使用中，既欢迎理论、著作和研究，也重视心理治疗实践。荣格分析师的国际专业协会称为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
图源：pixabay.com
荣格对理论和方法的著述现已编集于二十卷《荣格全集》，以及独立出版的书信集、回忆录、访谈、传记著作等。分析心理学中各个主要概念的简短定义或简要记录均收于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其中的定义有：心灵能量——荣格认为心灵能量源于本能，除此之外可与物理能量相比，且受同一原则支配，但心灵能量不仅是起因，也是目标所在；无意识——被看作与意识互补，并且起到资料库的功能，保存从前的个人经历以及普遍通用的意象，这指向无意识向意识传达自己的方式，并且揭示了以情结（complex）的方式隐藏于和激励个体且明显可见于态度、行动、选择、梦以及疾病的潜在意象；人类心灵（psyche）——集簇于可识别为人格面具（persona）、自我（ego）、阴影（shadow）、阿尼玛与阿尼姆斯（anima and animus）、智慧老人（wise oldman）、大母神（Great Mother）以及自性（Self）的子人格或原型表现；自性化（individuation）——人的一生中会引导他走向其基本整体性表现的人格统一的过程。基于以上基本规则，发展出了使用合成与解释方法而非还原方法的心理治疗。荣格在宗教心理学领域亦著述甚丰。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曾对超自然现象、个体的类型学（typology）、炼金术（alchemy）以及其他更广为人知的文化主题感兴趣。因此，分析心理学已成为一个用途广泛且具专业意义的术语。荣格式分析
荣格式分析是分析师与患者两人之间一种长期的辩证关系，指向探索患者的无意识及其内容和进程，目的是缓解某种对意识生活之干扰已令人无法忍受的心灵状态。这类干扰可能带有神经症的特性，或者是更深层的精神病倾向的一种表现。虽然由缓解干扰开始，但荣格式分析在实践中可能涉及自性化的体验，无论患者是儿童、青少年，还是已踏入人生后半阶段的成人；不过，这些体验不一定相互联结而使自性化的过程得以发生。分析师在实践中对分析与心理治疗的区别，是基于两者的强度、深度、会面频率及工作时长，并伴以对患者的心理能力及限制的实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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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并没有在他自己的术语定义中包括“分析”（CW 6），但他最初的方法论模式是精神分析。1913年与弗洛伊德决裂后，荣格对精神分析的结构进行了与自身经验和概念建构一致的显著改变。他的个人观点影响了他所使用的技术（例如他对“面对面”进行谈话的偏好）。后来的分析心理学家偏离荣格的做法时，便不得不重新构建理念以支持自己运用的方式。（a）荣格将分析中所发生的大部分视为两极（opposites）的作用，并依此观点衍生出心灵能量的主张。这使得他坚持运用一种被他称为“合成”的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最终将导致对立之心理本源的合成。（b）虽然荣格的本意并非要去怀疑本能驱动着心灵生活，但他认为本能会不断与其他的东西“碰撞”；这种东西，因为缺乏更好的术语来形容，只好称为“精神”。他将精神（spirit）指为个人将以意象形式遭遇的一种原型力量。因此，荣格式分析就包括了与原型意象的工作。（c）荣格承认自己偏好“根据一个人的健康与健全之处，而不是根据缺陷来看这个人”（CW 4, paras. 773-774）。这说明他在分析中采用了前瞻性观点或说是目的论观点（teleological
point of view）。（d）荣格对宗教的态度是积极的。虽然这并不一定引致对宗教本身的强调，不过关注自性及自我的需求，即无疑假设了分析体验与意义的发现有着密切联系。![]()
图源：pixabay.com除了这些由荣格本人阐述的差异，亨德森（Henderson,
1982）还指出了以下几项：荣格对神话和与神话相关的普遍模式的依赖；相比于弗洛伊德的“封闭系统分析”模式，荣格采用的是辩证式进程；荣格带来了不仅为自我服务，且可观察到是为自体服务的退行（regression）观点；应用一种主要为象征性的方法通过扩充（amplification）将我们与意象的原型来源相联系，并以这种象征性方法来分析移情／反移情现象。荣格在1929年写作时列举了他认为是分析治疗“阶段”的四个方面。兰伯特（Lambert,
1981）和斯坦（M. Stein,
1982）指出，这四个阶段不一定是连续的，而是表现了分析工作的各个方面。这四个阶段的第一个是宣泄或清洗。荣格谈到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做法，即忏悔的科学应用，并将其与仪式和初始化（initiation）相联系。一个人将自体卸载到另一个人身上，这突破了个人防御和神经症的隔绝；由此准备了通向成长的新阶段和另一状态的道路。荣格指出第二阶段为澄清。此阶段会揭示与无意识过程的联系，并带来态度的显著变化，让个体卷入牺牲（sacrifice）其意识智力的至高地位中去。第三阶段为教育，或说是为回应新的可能性而将患者“向前吸引”，类似于精神分析理念里的修通——通过往往是漫长的整合过程。第四个阶段是转化（transformation）。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转化只与患者相关。分析师也必须改变或转换他的态度，以便能与改变中的患者互动。分析师与患者
荣格强调不应将分析关系视为一种医疗或技术程序。他指出，分析（analysis）是一个“辩证过程”，意味着双方都同样参与其中，且有双向互动。所以分析师不能简单地使用他可能拥有的任何权力，因为他和患者一样“处于”治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分析师作为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他的知识。出于这个原因，荣格创先开始为希望成为分析师者实行强制性的培训分析（CW 4, para. 536; Freud, 1912）。荣格所注重的平等稍显理想主义，可能最好从分析的相互方面来考虑；在承认分析师也有情感投入的同时，也理解双方的作用相异。![]()
图源：pixabay.com在荣格的构想中，分析师以灵活的态度对待治疗的进展以及分析关系的演变。如前所述，我们需要缓和这种理想主义的形式；荣格本人对此也有贡献，即他对分析一般有四个阶段的主张。但尤为突出的一点是向患者学习并适应其心灵现实（psychic reality）的必要性。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荣格强调的正是现在所称的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真正关系，或说治疗联盟。这与移情和反移情的区别将在下面讨论。当代的精神分析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以分别指明“患者与分析师之间非神经症的、理性且合理的关系，以及使得患者能够有目的地在分析情境中工作的关系”（Greenson & Wexler, 1969）。荣格对移情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他一方面将移情看作分析的核心特征，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其混合交融了崇高圣洁的与令人厌恨恶心的东西，因而有着重大的治疗用途（CW 16, paras. 283-284, 358, 371）。另一方面，有时移情又被视为仅仅是激起性欲以及一种“障碍”：“治疗乃是不顾移情而治，不是因为移情而治。”荣格这种分裂的态度也反映在荣格1961年去世后所演变出的各个分析心理学流派中。一些分析师认为对患者材料的象征性内容进行澄清更为重要，移情分析分散了对澄清的注意力。其他一些人却认为，在对移情的分析中，他们可能会遇到仍在成年患者身上发挥作用的婴儿期创伤或剥夺。因此后者不寻求为“现实”去消融移情，而是允许加深移情，并与移情一同在移情关系内工作。相较以往，这种分歧最近看来已不太明显，因为分析师们感觉到内容分析（象征）和过程分析（移情）乃是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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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心理学中已然进化的移情概念与精神分析中的移情概念，两者重点大有不同。就像区分个人的和集体的无意识那样，荣格也将移情分为个人部分和原型部分。个人移情不仅包括患者与父母等过去人物的关系中投射到分析师身上的方面，还有患者的个体潜力以及阴影。也就是说，分析师代表且为患者抱持患者尚未发展完全的部分心灵，以及患者人格中他宁愿否认的部分。原型移情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方面是，这类移情投射并非基于患者关于外在世界的个人经验。例如，基于无意识的幻想，分析师可能被看作一位神奇的治愈者，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魔鬼，这种意象会拥有比源于普通经验的意象更强的力量。原型移情的第二个方面是指分析中通常可预见的事件，即分析过程本身对分析师与患者关系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下列示意图来说明这种模式（CW 16, para. 422）。![]()
双向箭头表示双向的沟通和关联性。1指的是治疗联盟。2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分析中，分析师既借鉴了自己的无意识来理解他的患者，也将获得使他成为一位受伤的治愈者（wounded healer）的经历。分析师自己的分析会在此发挥影响。3代表患者对自身问题的初始阶段的察知，这些问题被患者的抗拒以及患者对自己人格面具的投入所打断。4和5表示分析关系对双方参与者的无意识生活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人格的混杂，将导致参与者面对可能带来个人变化的对立境况。6表示分析师与患者无意识之间的直接交流。最后一项假设支撑着关于反移情的各种意见（参见下文）。荣格认为，他在炼金术中为原型移情的这个方面找到了恰当而有效的隐喻。荣格是将反移情用于治疗的先驱之一。1950年代以前，精神分析学家们认同弗洛伊德的意见，倾向于视反移情为一成不变地与神经症关联，使分析师的婴儿期冲突受到激活，对其功能造成阻碍（Freud, 1910, 1913）。荣格在1929年写道：“如果你不受任何影响，你也就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患者无意识地影响［分析师］……此类症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就是由移情所引发的反移情。”（CW 16, para. 163）总之，荣格认为反移情对于分析师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机构”（CW 16, para. 163）。荣格接受某些反移情并非良性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心灵感染”且有认同患者的危险（CW 16, paras. 358, 365）。荣格对反移情的这种兴趣，在当代分析心理学中的影响不断加深。福德姆（Fordham,1957）提出，分析师可能与患者的内在世界过于合拍，以至于会出现一些感受或行动——这些感受和行动，通过后来了解，分析师可以发现只是患者的心灵内在过程投射于分析师的一种延伸。福德姆称此为“谐振”（syntonic）反移情，并将其与“虚幻”（illusory）反移情（意思是分析师对患者的神经症式反应）相对比。这种看法的核心，以及其与当代精神分析的相似性在于，分析师与患者的情绪与行为同样要受到审视（参照Heimann, 1950; Langs, 1978; Little, 1957; Searles, 1968）。荣格对患者的退行的态度值得一提。他认为，分析可能必须支持退行到一种非常原始的活动形式。在这样的退行之后，心理成长可能会恢复。这与弗洛伊德更为严厉的态度形成了对比；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已不再沿用这种态度（Balint, 1968）。参考文献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CW] (Vol. 4, 6, 1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Balint, M. (1968). The basic fault: Therapeutic aspects of regression. Tavistock.Fordham, M. (1957).New development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Routledge.Freud, S. (1910).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td Edn, 11. Hogarth.Freud, S. (1912). 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practising psychoanalysis. Std Edn, 12. Hogarth.Freud, S. (1913). The disposition to obsessional neurosis. Std Edn, 12. Hogarth.Greenson, R. R., & Wexler, M. (1969). The non-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50, 27-39.Heimann, P. (1950).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1, 81–84.Henderson, J. (1982).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Jungian analysis. In Jungian Analysis, ed. Stein, M., Open Court.Lambert, K. (1981). Analysis, repair and individuation. Academic Press.Langs, R. (1978). The listening process. Jason Aronson.Little, M. (1957). “R”—the analyst’s total response to his patient’s nee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8, 240–254.Searles, H. (1968). Collected papers on schizophrenia and related subjects. Hogarth.Stein, M. (1982). The aims and goal of Jungian analysis. In Jungian Analysis, ed. Stein, M., Open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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