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沙赫特
在接受医生的注射后，医生离开了，随后主试和另一名被试一起进入这个房间—这名被试实际上是一名假被试。主试让他们两个坐在房间里，等待“Suproxin”维生素在血液中起效。主试离开房间，假被试在介绍完自己并和被试聊了一会儿之后，开始表现出两种行为之一。在“欣快”条件下，假被试会表现出不同的愚蠢行为，比如把纸折起来，像小篮球一样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在“愤怒” 条件下，假被试会对他们都要填写的问卷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被试父亲的平均年收入是多少，被试直系亲属中哪个成员不经常洗澡） 做出恼怒的评论。
之前得到准确信息（药物注射副作用）的被试能够解释他们的唤起状态是由注射造成的。但是那些得到不准确信息的被试无法将他们的唤起解释为是由注射造成的。因此，他们需要找到唤起的另一种解释；于是，他们从当前的情境中寻找答案。如果被试与假被试在他们处境的情绪性质（即这是一个与欣快或愤怒相关的情境）上建立了一种共享现实，那么他们就有了一个答案。事实上，与“正确信息”条件下的被试相比，“错误信息”条件下的被试更有可能通过言语或是非言语表达出与假被试的行为（欣快或愤怒）相匹配的情绪。他们与假被试建立了一种共享现实，即在这种情境下应产生何种感受。
图源：choosingtherapy.com
沙赫特的这项研究考察了人们如何通过观察他人来建立关于感受的共享现实，而这一研究受到他早期关于焦虑和社会关系的研究的启发。[3] 这项研究的被试都是女大学生，她们进入一个堆满实验设备的实验室，遇到一名看起来很严肃的主试—他穿着白色实验服，口袋里放着听诊器。他告诉她们，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参加一项有关电击效应的实验。在“高焦虑”条件下，她们被告知自己将被连接到一台电设备，并接受一系列电击—“这将是相当疼的，但是，当然，它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4]。在“低焦虑”条件下， 房间里没有电设备，她们被告知会接受非常轻微的电击，不会有任何疼痛，而更像是痒痒或刺痛。在这种条件下，主试向她们保证她们会喜欢这个实验。
然后，被试被告知需要10分钟来准备，所以她们需要在一个房间里等待。在这段时间，她们可以选择单独在房间里等或是和其他人一起等。只有三分之一的“低焦虑”被试选择与他人一起等，而有近三分之二的“高焦虑”被试选择与他人一起等。
一项后续研究发现，处于“高焦虑”状态的被试并不是为了“与他人在一起会感到舒适”而选择与他人一起等。如果其他人是在等着与她们的导师见面，那么“高焦虑”被试并不会选择与她们在一起。而如果其他人也在等着被电击，那么她们才会选择与其他人在一起。就像沙赫特所说，她们想和那些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共享她们的感受。他还指出，“痛苦需要有人分担”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只有“同病”才“相怜”。人们可以和陪伴者一起建立情感层面的共享现实。
注释
1. Schachter, S. (1964).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pp. 49– 80).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2. Schachter, S., & Singer, J. E. (1962). Cognitive,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Psychological Review, 69, 379–399.
3. Schachter, S. (1959).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Schachter, 1959,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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