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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主义的先行者,弗雷德里希·尼采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全知者查拉图斯特拉的姿态去教化人性。他揭露外人或社会规则以“你应当怎么做”的强硬口吻去压迫人性,以受压迫的“骆驼”、觉醒的“狮子”与本真的“婴儿”三种喻体唤醒人类的意志由受制于外在的“你应该”,向内在的“我应该”“我想要”转变。这种充分肯定以个人强力意志与超人哲学(不断超越自身阈限之人)来同世间的不公相抗衡的哲思启迪了理查·施特劳斯,使他得以摆脱叔本华的消极情绪而转向更强调自我意志的尼采。
事实上,鲜少有人专门对理查·施特劳斯所受到的哲学影响做研究,但通过2024年12月1日晚下半场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听众大抵能知道他之后的《英雄的生涯》《玫瑰骑士》等作品中那些被误解为自负、狂妄的音乐个性从何而来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理查·施特劳斯选择原著中的《高人》《论强烈的渴望》《快乐与热情》《葬礼歌》《科学》《病愈者》《舞蹈歌》《夜游者之歌》八篇诗文进行创作。
弗雷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封面
《葬礼歌》是理查·施特劳斯这部音诗的另一出彩之处。他在音乐中自杀式地让焦虑的自我、受限的自我、循规蹈矩的自我死亡,而欢呼超人式的、自由的“我”新生。在此后无比自信以至于自负的音调中不断涌现的这种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却又如沐春风的新生境界,不正是庄子“吾丧我”、殷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真实写照吗?此后一切洒脱的、自我的热切音调自然是需要被允许的,所以今夜余隆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加速不正是情理之中吗?尽管有人企图诟病余隆执棒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速度过快,但通观今夜的选曲,从伯恩斯坦到理查·施特劳斯,二者均与自我的焦虑周旋,尽管选择不同却均以新生的形式实现殊途同归,其间自我焦虑的缠打、自我抗争的尝试与最后的新生,皆应当以速度的焦灼与洒脱呈现。理查·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专辑封面
巧合的是,11月30日,余隆在《音乐爱好者》杂志创刊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谈到应当将每一次演出当作不可复制的历史来对待,而今日他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演绎,正是以自我哲思的形式镌刻进音乐的历史。今夜,作为艺术代言者的余隆与上海交响乐团清醒地意识到,焦虑不单是十九、二十世纪的时代偶然,更是人类意识的固有烙印。但他们的音乐是如是回答的——人类因意识到自我的平俗而焦虑,又因焦虑而开始主宰自我,这即是人与生俱来的哲性之思与超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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