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童译｜ccfu2089.org
儿童友好志愿翻译小组，致力于向世界讲好儿童友好中国故事。
© Isa Bosmans @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执行摘要：近年来，由于荷兰城市中日益加剧的社会隔离问题，对弱势社区发展的关注显著上升（SCP，2021）。根据荷兰政府的研究，社会隔离的加剧对部分社区的宜居性带来了不良影响。从发展机会的角度来看，出生于弱势社区对儿童未来的发展潜力造成了消极影响。儿童的社会和情感健康直接受到他们成长环境的显著影响（Rijksoverheid，2021）。弱势社区（亦称脆弱社区）的典型特征包括较高的失业率、低收入家庭比例以及依赖社会福利的居民数量（SCP，2021）。然而，针对这些弱势社区的投资往往不足，导致公共空间的维护和管理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此外，我们通常从成人视角设计城市和社区，而忽视了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需求和体验。儿童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如何感受自己的居住环境？将“儿童友好型社区”的概念作为设计指导原则，可以更好地融合儿童需求，创建包容、连通、安全、可及、多功能且适宜儿童生活的社区环境。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 Hoge Vucht 社区儿童地方依恋与地方感的核心因素。Hoge Vucht 是荷兰的“脆弱社区”之一，位于布雷达北部。本研究借助儿童友好型社区和地方依恋的相关理论，确定了四大关键因素：安全与保障、归属感、绿地与游乐场，以及社会互动。通过对居住于 Hoge Vucht 社区、抚育0至12岁儿童的父母进行深度访谈，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法，旨在深入挖掘儿童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联结。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与保障、归属感、游乐场与绿地，以及社会互动等因素显著影响了 Hoge Vucht 社区儿童的地方依恋与地方感。其中，安全与保障是对儿童地方依恋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受访者普遍表现出对社区安全的高度重视，认为公共安全与交通安全在提高社区整体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儿童单独户外活动时，交通安全被认为是主要威胁；同时，社区内青少年占据公共空间的行为也对公共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确保高水平的安全性不仅是保障儿童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家长的首要诉求。此外，研究特别强调了游乐场和绿地等公共空间的关键作用。Hoge Vucht 社区中儿童人口比例较高，为这一群体设计足够的公共空间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低收入社区，Hoge Vucht 的部分居民对社区内的设施依赖性较强。受访者普遍认为，为儿童提供适宜的活动场所，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还能满足他们探索环境和与同伴互动的需求。然而，受访者指出，现有的游乐场设计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尤其是针对年幼儿童的设施，因其危险性和可及性较低，未能有效满足这一群体的使用需求。归属感与社会互动作为两大密切相关的因素，也对儿童的地方依恋与地方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研究发现，尽管受访者对社区的社会凝聚力持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一致认为，高水平的社会凝聚力与稳固的社会网络能够显著改善儿童的生活质量。归属感的重要性也被多次提及，这种稳定的情感联结不仅提升了儿童的安全感，同时为社区创造了更强的凝聚力。然而，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社区社会凝聚力的障碍。例如，不同的育儿方式以及语言障碍常被受访者提及为限制社会互动的主要因素。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结论：能够积极促进儿童地方依恋发展的社区，往往具备更高的儿童友好性。儿童对地方的归属感是评价一个社区是否适宜儿童成长的关键指标。通过本次定性研究，研究者深入剖析了推动 Hoge Vucht 社区儿童情感联结的核心因素。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样本规模较小对外部效度的影响。外部效度关乎“研究结果是否能够超越特定研究背景而具有普适性”（Bryman，2012，第47页）。更大的样本量能够增强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本研究样本仅包括了10名居住在 Hoge Vucht 社区的父母，因此在结论的外部适用性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尽管如此，本研究为儿童友好型社区、地方依恋与地方感领域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与研究补充。这项研究为未来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应用开辟了更多可能性。例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地方依恋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具体作用机制，并研究不同年龄段儿童在这一方面的差异，以制定更加精准的社区建设策略。“儿童友好型社区”的概念为重新审视城市设计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支持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设计师打造安全、宜居且富有趣味的环境，满足儿童及其照护者的需求。Jack 强调了居住环境在儿童地方依恋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根据他的研究，儿童通过地方依恋在早年塑造个人身份认同。童年时期，儿童（最初无意识地）会对周围环境及居住地形成正面或负面的情感联结（Jack，2008）。社区生活环境的质量以及公共空间的条件，对地方依恋的发展至关重要。Danenberg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公共空间的质量对儿童的情感、认知、身体及社交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公共空间为儿童提供了互动机会，帮助他们发展和提升社交技能（Danenberg，2018）。近年来，由于荷兰城市中社会隔离问题的日益严重，弱势社区的发展引起了更多关注（SCP，2021）。荷兰社会与文化规划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指出，高资源群体（工作、收入、教育、社交网络、健康）与低资源群体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弱势社区（亦称脆弱社区）通常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家庭占比大，且大量居民依赖社会福利生活（SCP，2021）。这些社区投资不足，公共空间的管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地区（SCP，2021）。儿童在弱势社区成长可能对其未来的发展机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儿童所处的本地社区对其人生结果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与仅相隔几公里的其他社区儿童截然不同。事实上，儿童成长的社区对其未来收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成年后定居社区的作用（Kramer，2020）。尽管过去几十年间针对弱势社区制定了多项政策，近年来国家层面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弱。疫情前的多项研究表明，这些社区的社会问题并未明显缓解，其宜居性依然面临巨大挑战（SCP，2021）。同时，随着居住空间的不断缩小，人们对房屋面积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而开放空间的重要性却愈发凸显，尤其是在欠发达社区（Mehta & Bosson，2009）。因此，可以说，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城市中心应从单纯的“消费场所”转变为“生活场所”，成为因其休闲设施而吸引人们停留的地方。城市社会学家 Ray Oldenburg 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认为这是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的一处避风港，人们可以在这里定期与朋友、邻居、同事甚至陌生人见面（Oldenburg，1999，见引 Mehta & Bosson，2009）。然而，儿童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却常常被忽视。他们是否被视为社会的完整一员，可以作为公共空间的正式共同使用者？还是仅仅被允许使用那些专门设计的游戏区域？根据地理学家 Helleman 的研究，市政政策过于专注于建设正式的儿童游乐区域，如游乐场和运动场。这些带围栏的场地局限了儿童的活动范围，而忽视了其他社区空间的潜力，未能确保儿童可以在社区中随处自由、安全地玩耍（Helleman，2021）。事实上，社区中的行人道和公园同样应为儿童提供足够的安全性。此外，由于汽车交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长将户外玩耍视为一项危险活动（Karsten & Felder，2016）。在为居民创造健康且宜居的生活环境时，应优先考虑儿童这一脆弱群体的权利。儿童的需求不应在城市开发的规划阶段被忽视（Danenberg，2018）。Danenberg 提出，以“儿童友好”的视角开发或重新开发公共空间，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从业者“构建对所有人安全、包容且具有韧性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同时强化城市权利与儿童权利”（Danenberg et al.，2018，第12页）。儿童友好型社区包含了一些对所有市民都至关重要的原则，例如宽敞的行人道和自行车道、促进社交互动的安全绿地，以及整体社区的安全感。然而，目前城市设计过程中融入儿童权利的意识仍然不足。Riggio 强调：“在包容性强、透明且响应性高的治理体系中，所有公民，无论其年龄、种族、收入、性别或能力如何，都应获得应有的重视”（Riggio，2002，第45页）。因此，当前的城市政策决策流程需要发生变革。决策过程应更加包容，以城市实际使用者为核心。场所营造（Placemaking）是一种已被广泛认可的城市开发理念。根据“公共空间项目”（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的观点，场所营造旨在通过协作和重塑公共领域，最大化共享价值，加强人们与空间之间的联结（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2018）。然而，城市规划发生在一个开放的城市系统中，系统内包括众多利益多元、目标有时相互冲突的个人与集体参与者。制定一个将所有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的长期策略，以实现具有韧性且宜居的城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Bibri et al.，2020）。尽管如此，城市设计往往以成人的视角为主，忽略了儿童在场所营造过程中的视角。儿童在公共空间中最看重哪些因素？他们在居住环境中的需求是什么？以发展“儿童友好型社区”为核心的场所营造，有望重塑城市战略思维，重新设计更具包容性的社区公共空间，从而提升所有居民的生活质量。1.1.1 案例分析：布雷达市的 Hoge Vucht 社区在荷兰城市的部分地区，宜居性和安全性正受到严峻挑战。这些脆弱社区的问题日益加剧，直接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教育、健康、住房和安全是决定社区宜居性的关键因素。荷兰政府希望通过与市政当局、地方合作伙伴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积极应对这些问题。为此，政府推出了国家宜居性与安全性计划（National Programme Liveability and Safety），多个部门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善这些地区的生活环境。该计划已投入大规模资金，例如6亿欧元用于改善公共住房，8200万欧元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以及2000万欧元用于解决贫困与债务问题。目前，该计划覆盖19个市政当局，共涉及荷兰全国范围内的20个城市重点区域（Rijksoverheid，2022）。Hoge Vucht 是布雷达北部的一个脆弱社区，也是此计划选定的重点区域之一。图1显示了布雷达市中所有被归为“脆弱社区”的区域，这些区域以红色标注。布雷达市地图（图2）进一步表明，Hoge Vucht 社区包括 Geeren-noord、Geeren-zuid 和 Wisselaar 三个区域（Google Maps，2022）。因此，本研究选择 Hoge Vucht 社区作为研究区域，旨在深入探讨年轻家庭对其居住社区的态度，以及影响这些态度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将重点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社区内儿童地方依恋的形成与发展。本硕士论文是在‘SpaceValue’公司的委托下完成的。‘SpaceValue’目前正在参与一项名为“Verbeter Breda”（意为“改善布雷达”）的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改善布雷达市内脆弱社区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在这些社区中，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以确保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图1：布雷达市的脆弱社区（红色标注）（Rekenkamer Breda，2021）![]()
图2：布雷达市中的 Hoge Vucht 社区（Google Maps，2022）
“儿童友好型场所”这一概念长期以来受到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并非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因此，本论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为本次实证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许多学者已探讨过儿童友好型场所的原则，并研究如何在城市设计中更多地纳入包括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这些研究涉及不同的城市尺度，例如城市整体、社区层面和国家层面。在 Brown 等人（2019）的研究中，“儿童友好型场所”这一概念被确立为科学界的重要议题。该研究聚焦于城市尺度的生活环境，指出儿童友好型城市被认为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并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良好地方政策是否能够提升全体居民宜居性的一种标尺”。换句话说，如果儿童对城市设施感到满意，那么这座城市可以被视为一座关爱型城市，能够全面提升所有市民的生活质量。波哥大的前市长 Enrique Peñalosa 同样指出，“如果儿童对城市设施感到满意，那么整个城市都会感到满意”（Donkers，2021）。因此，本研究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重塑城市战略思维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过去十年来，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Friendly Cities，CFC）的倡议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Corsi，2002）。例如，“儿童视角下的城市”项目（The City at Eye Level For Children）强调了儿童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性（Danenberg 等，2018）。该项目旨在推动通过儿童友好视角制定城市战略。联合国成员 Sharif 指出：“通过儿童友好视角设计的公共空间，可以帮助城市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城市实践者构想出安全、包容且具有韧性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从而同时强化城市权利和儿童权利”（Danenberg 等，2018，第12页）。该计划结合了多种方法与工具，采用场所营造视角，专注于实现参与式设计，并以促进儿童与照护者的互动为核心，通过行动研究推动实践落地。社会科学家 Jack 同样强调了研究儿童地方依恋如何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性。他提出了“童年世界缩小化”的概念，认为“由于父母对安全问题的过度担忧，儿童独立接触周围环境的机会正在逐步减少”（Jack，2008，第755页）。这一趋势对儿童地方依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政府政策应更多关注通过具体策略营造儿童友好型社区。根据 Jack 的研究，由于年龄尚小，儿童对家最为依恋，家是他们地方依恋的主要来源。然而，当儿童进入中学阶段，他们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在更广阔地理空间中的位置，并尝试独立或与成人、同伴一起探索社区的一部分。因此，儿童的生活环境应当鼓励其参与户外活动，并确保他们的活动环境安全（Jack，2008）。综上所述，本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虽然并非新课题，但其补充价值在于聚焦于社区层面，尤其是脆弱社区领域。在这一领域，目前关于生活在脆弱社区的居民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儿童地方依恋的研究仍然较为有限。而针对影响脆弱社区儿童地方依恋的具体因素，科学界尚未形成清晰的认知。本研究将通过实证分析，梳理出能够积极影响儿童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为现有文献提供新的视角和实用性见解。如前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影响 Hoge Vucht 社区儿童地方依恋与地方感形成的关键因素。为此，深入了解生活在布雷达市脆弱社区的年轻家庭的动机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动机直接影响他们对所居住社区的态度。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社区的生活环境，并基于理论框架对其进行评估，相关理论将在后续的理论框架部分详细阐述。在这些脆弱社区中，提升儿童的生活质量是当务之急，这对于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尤为重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城市政策中更充分地融入儿童的需求。换句话说，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能够增强 Hoge Vucht 社区儿童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探索如何创建包容、安全、具有韧性且可持续的居住环境。基于这一研究目标，提出了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及三个子问题，这将在下一段中详细说明。本研究围绕以下主要研究问题展开：“哪些因素促成了 Hoge Vucht 社区儿童地方依恋与地方感的积极发展？为什么？”为系统性地解答这一主要研究问题，制定了三个子问题。子问题的设置不仅构建了主要研究问题的核心框架，还使研究主题更加具体化并具备可操作性。以下是围绕主要研究问题提出的子问题：首先，了解父母对社区的当前态度是研究的起点。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抚育0至12岁儿童的父母的当前生活状况。此子问题旨在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捕捉他们在 Hoge Vucht 社区公共空间中的生活体验。具体研究将通过以下子问题展开：1. “父母对 Hoge Vucht 社区的当前态度是什么，特别是在关注其子女宜居性的情况下？”其次，将研究 Hoge Vucht 社区是否能够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地方依恋感。在此过程中，还将分析社区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以下子问题将帮助进一步探讨这一主题：2. “Hoge Vucht 的居住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了儿童的地方感与地方依恋？为什么？”前两个子问题旨在识别 Hoge Vucht 社区对儿童的具体环境影响。针对第三个子问题，研究将结合理论框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与解读。通过理论视角，探讨居住在 Hoge Vucht 的父母对社区的看法，并总结出增强儿童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相关理论及其学术背景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阐述。以下子问题围绕此内容展开：3. “地方依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Hoge Vucht 社区的儿童友好性？为什么？”本章概述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方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详细阐述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综述了现有关于儿童友好型社区的相关理论，而概念模型则整合了研究者对儿童友好型社区及场所概念的文献分析与理论理解。第三章将介绍本研究的主要方法论背景，并说明研究设计的具体细节。通过这一部分，读者将清晰了解数据的收集方式及数据分析的过程，以便回答研究问题。第四章基于第三章所述的研究方法，详细呈现了研究结果。首先，本章将展示访谈结果，并在结尾部分总结对研究问题及三个子问题的回答。这些研究结果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依据（第五章）。第六章是本论文的总结部分，归纳主要研究结果，并对引言中提出的研究问题给出最终答案。此外，本章还包括对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的整体反思，并提出改进建议，以优化未来研究工作。本章还将为后续研究方向提供具体建议。近年来，地理学研究中对儿童价值的重视显著提升。本章将详细阐述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一部分将探讨促使儿童在城市规划研究中获得更多关注的关键发展背景。第二部分将基于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对地方依恋与地方感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明确影响地方依恋积极发展的关键因素。此外，本章还将对“脆弱社区”和“宜居性”等抽象概念进行操作化定义，以将其转化为可测量的指标，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与荷兰大多数社区相比，一些城市区域的生活质量（宜居性）正在持续恶化。根据 Leefbaarometer（宜居指数）的最新研究，尽管荷兰整体宜居性水平不断提高，但脆弱社区的状况却未见改善。Leefbaarometer 是由荷兰政府开发的测量工具，用于提供全国各地社区宜居性的社会人口统计信息。宜居性被定义为居住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居民的条件和需求。为了直观地展示宜居性这一概念，Leefbaarometer 使用了100个指标，这些指标分为五个维度：住房存量、物理居住环境、设施与配套、社会凝聚力，以及干扰与安全性（Leefbaarometer, 2002）。Leefbaarometer 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荷兰人认为其居住环境“良好”甚至“非常优秀”，而认为居住环境“差”或“不足”的人群比例正在减少。然而，与此积极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脆弱社区的宜居性水平持续下降。这些区域与宜居性较高的社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图3显示，在宜居性指数得分“非常不足”的地区，问题始终存在且未得到解决，宜居性水平长期处于不达标状态。而得分为“不足”或更低的区域在宜居性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从工作、收入、教育、社交网络和健康等资源的获取角度来看，脆弱社区与宜居社区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Rijksoverheid, 2022）。![]()
图3：宜居指数发展趋势（2002-2020）（Rijksoverheid, 2022）
脆弱社区宜居性与安全性的下降归因于多种因素。Platform317 的研究指出，主要原因包括上一轮经济危机、参与法（Participation Act）等去中心化政策，以及《2015年住房法》（Woningwet 2015）带来的公共住房领域的系统性改革（Rijksoverheid, 2022）。为防止脆弱社区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荷兰政府于2022年推出了国家宜居性与安全性计划（National Programme Liveability and Safety），旨在通过投资改善这些社区的生活质量。具体而言，该计划已投入6亿欧元用于改善公共住房，8200万欧元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以及2000万欧元用于解决贫困与债务问题。目前，该计划覆盖19个市政区域，并选定了20个城市重点区域作为干预对象（Rijksoverheid, 2022）。本研究的地理范围是布雷达北部的 Hoge Vucht 社区，该社区是荷兰的“脆弱社区”之一。为了明确“脆弱社区”这一术语的含义，以下定义对其作出解释，以提供本论文关于“脆弱社区”及其背景信息的框架支持。根据荷兰统计局（CBS）的定义：“全国共有18个市政区域内的40个脆弱社区，这些社区由于存在大量累积性问题，其居住环境质量显著低于其他城市社区。所有脆弱社区均位于荷兰政府的官方城市政策覆盖范围内”（CBS, 2016）。此外，学术界也对“脆弱社区”进行了更具体的定义。例如，Algren 等人（2015）将其定义为：“脆弱社区是一个地理边界明确的区域，该区域内低社会经济地位（SES）成年人比例较高，其特征包括失业、低收入、低教育水平以及低薪工作”（Algren 等, 2015，第2页）。为使该定义具备可操作性，“多重贫困指数”（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MD）被用于衡量贫困的不同维度。该指数包含七个维度：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教育/技能/培训贫困、住房与服务障碍、生活环境贫困以及犯罪（Shaw 等, 2022）。近年来，人们对“脆弱社区”一词的使用开始关注其潜在的污名化效应。传统上，“弱势社区”“问题社区”或“贫困社区”常被用来描述需要额外关注的区域。然而，这些术语的使用往往对居民的自信心和对社区的依附感产生负面影响。为了避免这一点，荷兰社会与文化规划局（SCP, 2021）提出以“脆弱社区”这一术语替代前述词汇。在本论文中，也将采用“脆弱社区”一词。研究表明，儿童所在社区对其人生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影响可能与仅相隔几公里的其他社区的儿童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研究指出，儿童成长的社区对其未来收入的影响甚至超过其成年后所选择定居的社区（Kramer, 2020）。荷兰社会与文化规划局（SCP）进一步指出，社会中资源丰富群体（如工作、收入、教育、社交网络和健康）与资源匮乏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荷兰政府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对荷兰城市中儿童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日益担忧。出生在脆弱社区的儿童在生活机会方面受到显著的不利影响。儿童成长的社区直接影响其社会与情感健康（Rijksoverheid, 2021）。国家宜居性与安全性计划围绕三个主要目标展开。首先，该计划旨在改善物理居住环境，包括在安全、宜居的社区内提供更多高质量住房。其次，该计划旨在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能。最后，该计划致力于提升脆弱社区的安全水平，防止弱势儿童卷入犯罪活动（Rijksoverheid, 2022）。近年来，荷兰社区间日益扩大的宜居性差距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针对脆弱社区的政策改进需求愈发迫切。同时，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对儿童友好型环境重要性的重视也在不断提高。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该公约明确指出，儿童应享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便能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自1989年以来，全球政治领导人通过采纳《儿童权利公约》，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儿童作出了历史性的承诺。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联合发起了“儿童友好型倡议”（CFCI）。根据 UNICEF（2019）的定义，一个城市、城镇、社区或任何地方治理系统都应致力于改善儿童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儿童的声音、需求、优先事项和权利应成为公共政策、项目和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城市规划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愿景和利益各不相同，甚至有时相互冲突。因此，制定一个能够整合所有利益相关者、实现宜居且具有韧性的长期城市战略，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Bibri 等，2020）。Biggs 和 Carr（2015）指出，目前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儿童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他们提出：“如果城市空间的设计主要服务于特定群体，例如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工作年龄成年人，那么需要探讨其他群体在包容性或分离性维度上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城市生活整体规划中被纳入的程度”（Biggs & Carr, 2015，第2页）。尽管这一挑战复杂，但 Alamdari 和 Habib（2012）呼吁采取积极行动，设计满足儿童需求的社区，以改善居住环境。他们的研究将儿童定义为“脆弱群体”，并指出这一群体在城市设计中仍未获得足够的关注。Alamdari 和 Habib 强调，目前对儿童如何使用公共空间以及年龄因素如何影响他们体验的研究仍十分有限。成年人通常根据自身的日常需求有意或无意地设计场所，而儿童的一项基本需求——玩耍——却常常未被充分考虑。尤其是在居住环境较差的脆弱社区中，儿童参与和满足其需求的机会经常被忽视（Alamdari & Habib, 2012）。Riggio 进一步强调了“儿童友好型”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指出：“‘儿童友好型城市’旨在确保城市政府在决策时始终将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优先事项，同时打造能够满足儿童在健康、关爱、保护、教育、刺激、多样性、包容性以及文化丰富性等方面需求的环境”（Riggio, 2002，第45页）。Riggio 认为，年轻市民应享有参与城市决策的权利，并能够表达他们对城市的看法。儿童友好性不仅关乎儿童自身的利益；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从儿童视角出发，还可以为社区和区域转型带来新的活力。Brown 等人（2019）认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可以被视为“衡量良好地方政策是否能够提升全体居民宜居性的一种指标”（Brown 等, 2019）。他们的研究表明，“儿童友好型场所”这一概念已成为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儿童被视为“指示性群体”（indicator species）；如果儿童对城市设施感到满意，那么这座城市可以被视为一座关爱型城市，其整体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波哥大的前市长 Enrique Peñalosa 同样指出：“如果儿童对城市设施感到满意，那么整个城市都会感到满意”（Donkers, 2021）。Thornton 进一步指出，城市规划者正逐渐认识到将儿童福祉置于城市设计核心的重要性。他表示：“儿童友好型政策能够带来长期的社会和环境效益”（Thornton, 2020，第1页）。例如，为儿童设计更多的自行车道和步行友好区域，可以推动更可持续的交通网络，减少碳排放并降低空气污染。此外，绿色空间不仅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益，同时也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空间能够降低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并显著改善心理健康（Thornton, 2020）。
上述研究表明，将儿童的需求与优先事项融入公共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大量现有文献探讨了“儿童友好型城市”（在本研究中为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定义，而“地方感”在研究儿童友好型社区时是一个关键概念。人们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决定了儿童如何体验一个地方。Relph（1976）的“地方”理论指出，地方感来源于人们与特定地理区域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物理的、情感的或精神层面的。儿童通过地理体验建立其社会与情感基础，从而形成地方感（Relph, 1976）。Hashemnezhad 等人（2013）将地方感定义为：“一种对人类环境的复杂情感和依恋，由人们对地方的适应和使用所创造”（Hashemnezhad et al., 2013，第7页）。他们强调，这一概念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地方感受到人们主观经验的影响，例如记忆、传统、历史、文化和社会；另一方面，它还包括环境的客观和外部特征，例如景观、气味和声音，这些特征会形成对某地的特定联想。Steel（1981）进一步深化了对地方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将其分为两类：认知与感知因素，以及地方的物理特性。他指出，人们的地方感因其智力背景、个人动机、生活经历及环境特性而异（Steel, 1981）。因此，过去25年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城市设计的社会效应及地方感对社会中脆弱群体（如老年人、无家可归者和儿童）的影响（Hashemnezhad et al., 2013）。一些学者进一步推动在城市规划框架中融入儿童的地方感知研究。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对地方与空间的体验方式显著不同于成年人。相较于成年人，儿童更频繁地在户外环境中活动和玩耍（Nordström, 1990）。Gandy 指出，儿童在幼年时期发展其地方感。他们通过感官探索周围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塑造了其独特的探索性视角。科学家 Björklid（2012）进一步指出，儿童是“感官导向”的群体，对其居住环境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他们对环境表现出高度的物理兴趣，其对世界的认知也深受感官印象的影响（Björklid & Nordström, 2012）。除了地方感，地方依恋这一概念同样重要，它体现了人类对空间环境所赋予的情感意义。Rubinstein 和 Parmelee 将地方依恋定义为：“一种关于特定地理位置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将个人与该地联系在一起，并源于该地作为经历场所所扮演的角色”（Rubinstein & Parmelee, 1992，第2页）。Spencer 和 Wooley（2000）指出，儿童通过地方依恋逐步形成其个人身份。Jack 进一步强调，与特定地方相关的积极认知在儿童早期地方依恋的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从幼年起，儿童便（最初无意识地）对其日常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地方依恋的形成依赖于与特定地方意义相关的积极认知的累积”（Jack, 2008，第758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如何使社区更适合儿童生活的文献日益丰富。本节回顾了近期研究中促进儿童地方依恋和地方感的关键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塑造儿童的地方感。根据 Epstein 的研究，地方感的发展与归属感的强弱密切相关。他指出，当儿童感受到被群体接纳时，其整体社会和情感发展将显著提升（Epstein, 200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之间存在本质区别。Cresswell（2014）指出，空间仅指一个物理位置，而地方则是一个体现人类情感依恋的概念，特指人类与特定位置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Riggio 进一步强调，儿童应有权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生活，而提供各种基本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教育和住所等基本服务对儿童至关重要。此外，这些服务还应包括安全的人行道和绿地，为儿童提供与同龄人互动和玩耍的机会。Riggio 同时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他指出，每个公民，无论种族、宗教、收入、性别或残疾，都应享有平等获得服务的权利（Riggio, 2002，第48页）。此外，Nordström（2009）强调，为儿童创造机会，使其在社区或邻里中与家庭成员、亲属和同龄人建立密切的社会关系至关重要。她通过提出“儿童友好型结构”的概念进一步说明这一点。Horelli 将儿童友好型结构定义为：“一个由充满意义的活动场所组成的网络，在其中，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年龄大小，都能够体验归属感。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在创建儿童友好型环境中起着核心作用”（Horelli, 2007，第225页）。儿童从出生开始便与周围的人建立情感联系。归属感以及积极且持续的关系有助于增强儿童的安全感。当儿童能够建立这些密切联系时，父母对社区的评价也会随之改善。例如，父母是否愿意让孩子在社区中玩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社区内儿童设施（如公园和游乐场）的使用体验。归属感等社会过程在父母决定哪个环境最有利于其孩子成长时发挥了重要作用（Edwards, 2016）。归属感与融入社会网络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儿童更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述，儿童如何发展地方依恋，取决于他们对特定地方意义的积极情感联结。归属感不仅是儿童健康社会与情感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他们与社区建立积极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除了归属感的重要性，绿地和游乐场对儿童福祉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研究。社区绿地为儿童健康带来了多方面的益处。首先，ARUP（2017）指出，在社区中增加绿地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绿色环境能够激励儿童参与运动，从而有效降低肥胖、抑郁和压力的发生率。一项关于游乐场对身体活动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样表明，游乐场能够显著促进儿童的身体活动。随着儿童肥胖率的上升，人们对社区游乐场重要性的关注也不断增加；游乐场不仅提高了儿童的运动水平，还减少了屏幕使用时间（Mayfield et al., 2017）。此外，绿地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积极影响也备受关注。Reuben 等人（2019）的研究探讨了绿色环境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证实了在绿地环绕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认知能力在短时间内会显著提升。社区附近的绿地还为儿童创造了更多建立友谊和发展社会认知技能的机会（Hay et al., 2007）。这一理论认为，绿色环境能够促进儿童的社交互动，并在其早期成长阶段培养亲社会行为。如前所述，发展心理学认为，儿童和青少年对地方与空间的体验方式与成年人显著不同。儿童更频繁地使用户外环境，因为他们渴望通过感官探索周围的世界（Nordström, 1990）。许多研究强调了捕捉儿童视角以及了解他们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生活体验的重要性。儿童偏好能够通过提供良好设施和配套服务，为主动游戏和社交互动创造机会的公共空间（Egli et al., 2019）。在开发儿童友好型社区时，整合儿童需求的过程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游戏区域至关重要。Krishnamurthy 指出，除了专门设计的游戏区域（如游乐场、运动场、校园和公园）外，为非指定游戏区域（如街道、人行道或绿地）提供良好设施也同样重要（Krishnamurthy, 2019）。户外游戏不仅局限于指定的游乐场所，还覆盖整个社区的公共空间。研究表明，在非指定游戏区域中进行游戏，不仅能够激发儿童更具多样性的游戏方式，还能提高社交互动的频率，并比传统游乐场更有助于儿童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Krishnamurthy, 2019）。除了绿地对儿童的直接价值外，绿色环境对整体环境的益处也不容忽视。根据 ARUP 的研究，儿童友好型视角可以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创新的重要催化剂（ARUP, 2017）。Danenberg 进一步指出：“通过儿童友好型视角设计公共空间，可以帮助城市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实践者构想出安全、包容且具有韧性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从而同时强化城市权利与儿童权利”（Danenberg et al., 2018，第12页）。儿童友好型视角在推动城市（包括绿地）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儿童能够安全地在户外玩耍的关键在于营造一个安全的社区环境。本研究的第三个因素聚焦于社区安全与保障的重要性（Nordström, 2009）。在本研究中，安全性被划分为两个类别：交通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观点，交通安全（亦称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警察或相关机构的职责。影响儿童交通安全的因素包括行人过街设施的数量，以及针对所有道路使用者（特别是驾驶员）的严格法律执行，尤其是在车速限制方面（UNICEF, 2022）。汽车主导的街道是构建安全街区的主要障碍之一。近年来，无车区的兴起正是为了规划更多以行人优先的社区，这些社区将空间优先用于行人、自行车以及儿童的娱乐和游戏活动。研究表明，从1970年至今，由于汽车使用量的增加，儿童的独立活动能力和行动自由显著下降（Krishnamurthy et al., 2018）。ARUP 强调，汽车的存在不仅降低了儿童的身体活动水平，还对交通安全性产生了负面影响（ARUP, 2017）。高水平的街道安全性以及更适合行人的设计，通常与儿童能够无忧无虑地在社区中自由玩耍的能力密切相关（Veitch et al., 2006）。当社区为人类活动提供更多空间时，其步行便利性和街道连通性也会显著提升。这种环境不仅能够促进儿童发展社交网络，还能增强儿童与看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Christian et al., 2017）。儿童在早期成长阶段渴望探索周围的世界，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独立活动的机会，例如步行上学、使用社区游乐场以及与其他儿童互动。家长对社区安全的主观感受及对犯罪的恐惧直接影响他们是否允许孩子在户外玩耍。社区的安全感与儿童户外活动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当社区内存在较高风险时，家长的担忧也会相应增加。恐惧感通常与暴力行为及各种犯罪活动相关（McDonell, 2007）。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居住在被认为安全的社区中的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学，而这一现象与孩子的性别无关”（Salahuddin et al., 2016，第1303页）。研究还指出，安全感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客观的安全性指标，还受到居民对社区的主观体验的影响。Pebley 和 Vaiana（2002）提出，社会网络在增强居民之间的社会支持和提升社区安全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研究表明，当社区中的家庭通过集体监护儿童行为来共同维护社区安全时，社区内的暴力行为会显著减少（Morenoff et al., 2001）。社会控制与社会凝聚力在提升社区安全水平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最后一个因素强调了社交互动对于儿童在社区中建立积极地方依恋的重要性。如前所述，Pebley 和 Vaiana（2002）指出，社会网络在增强居民之间的社会支持和提升社区安全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Catling 和 Willy（2009）进一步强调，为了促进地方依恋，应支持儿童拥有更多自由活动的机会。我们应积极推动儿童与社区和邻里的互动，为他们提供参与和贡献的空间与平台。“儿童的地方感建立在物理环境之上，但其核心围绕社会环境及其对地方的情感体验。这种地方感源于儿童对地方功能性的感知，并与地方依恋密切相关”（Catling & Willy, 2009，第8249页）。儿童对地方的归属感受社交互动的程度影响，而这种互动在他们居住的社区中塑造了积极的地方感。根据城市社会学家 Ray Oldenburg 的理论，“第三空间”是至关重要的概念。Oldenburg 将“第三空间”定义为家和工作场所以外的宝贵场所或避难所，人们可以在此定期与朋友、邻居、同事甚至陌生人见面（Oldenburg, 1999，引用自 Mehta & Bosson, 2009）。然而，由于高密度住宅区的持续建设，儿童在公共空间中可用的游乐场往往受到限制，导致他们获取户外游戏空间的机会减少（Goldfeld & Sewell, 2021）。打造健康且宜居的生活环境目标，应充分考虑包括儿童在内的脆弱群体的权利。在城市开发规划阶段，绝不能低估儿童需求的重要性（Danenberg, 2018）。基于前文的分析，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图4），该模型直观呈现了影响特定社区中儿童地方感发展的关键因素。模型假设，四个因素能够促进儿童对其居住社区的积极地方依恋，而地方依恋与地方感为研究的因变量。根据 Relph（1976）关于地方概念的理论，地方感来源于人们与特定地理区域之间的联系感，这种联系可以是物理的、情感的或精神层面的。儿童通过地理体验构建其社会与情感基础，从而推动地方感的发展（Relph, 1976）。此外，地方依恋这一概念同样重要，它反映了人类对空间环境所赋予的情感意义。Rubinstein 和 Parmelee 将地方依恋定义为：“一种关于特定地理位置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将个人与该地联系在一起，并因其作为经历场所的功能而形成”（Rubinstein & Parmelee, 1992，第2页）。
归属感是影响儿童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Horelli 将儿童友好型环境定义为“一个由充满意义的活动场所组成的网络，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老少皆宜，都可以在其中体验归属感。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在创建儿童友好型环境中起着核心作用”（Horelli, 2007，第225页）。社区中绿地和游乐场的可用性对儿童的地方依恋具有显著作用。学者们已经广泛认可邻里绿地的多重益处。儿童尤其珍视那些通过良好设施和服务，为主动游戏和社交互动创造机会的公共空间（Egli et al., 2019）。绿色环境和游乐场不仅为儿童提供活动场所，还能促进社交互动和归属感。安全感和保障感同样对儿童的地方依恋和地方感具有重要影响。归属感与持续的正向社会关系能够增强安全感。当儿童能够建立这些紧密联系时，家长对社区的评价也会随之提升（Edwards, 2016）。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之间密切相关，例如安全感和保障感会受到归属感的影响。社交互动强调社会环境对儿童地方依恋的关键作用。尽管儿童的地方感以物理环境为基础，但其核心是围绕社会环境及其对地方的情感体验。这种地方感来源于儿童对地方功能性的感知，并与地方依恋密切相关（Catling & Willy, 2009，第8249页）。这四个因素同样是宜居社区的基本构成条件，正如概念模型中所示。该模型进一步假设，积极的地方依恋能够显著提升社区成为“儿童友好型环境”的水平。![]()
翻译：东西童译 ｜编辑：丛丛
审校：Tratra Du｜终审：史路引
投稿邮箱：ccfu@ccfu.org.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