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始皇本记》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马不停蹄四处巡游。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癸丑，秦始皇巡游来到江干，但见水波浩淼，难以渡江，沿江西行在上游富阳狭处渡江，钱江天堑由此载入史册。
经过二千年的岁月，沧海桑田，钱塘江逐渐变狭，康熙皇帝南巡时，从江干渡江，在萧山西兴登岸，再循浙东运河去绍兴视察，大批随从背驮官吏，牛车载渡，仍是非常艰难。
▲杭州钱塘江码头
由杭州江干三廊庙至萧山西兴的钱江义渡是一项慈善事业，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由杭州巨商胡雪岩（胡庆余堂药号主人）发起，得到士绅丁松生的赞助，筹资创始，对搭船渡江者不取分文。义渡的船只较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全仗人力摇，风力送。每逢上有急流，下遇大潮，或风雨浪高时，也常被迫“封江”停渡，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旗以作标记。
光绪末年，胡雪岩因经营丝茧破产，不久死去。义渡无法继续维持，士绅俞襄周策动杭、宁、绍、萧、台、温、湖七邑旅沪同乡会发起向各界筹募基金，接办胡氏义举。
当时宁、绍、萧、台等地人民出外经商者日益增多，凡至杭、沪，渡钱塘江至江干为必经之途。但常发生遇暴风恶浪，沉船事故，酿成惨剧。为防止不幸事故之重演，七邑同乡会决心去上海向外商购置小型机轮一艘，用作拖带原有木质渡船。机轮买到之后，在杭州三廊庙与南岸之间对渡。试行数月，效果显著。在此期间，未发生事故，并大大缩减了过江时间，又解除了渡江者的不安心情，这一义举博得了广大人民的称颂。
由于用机轮拖带木船试驶十分安全，在七邑同乡会的大力支持下，又添置了铁壳柴油机轮4艘，冠名为“义中”“义正”“义和”“义平”，并组成义渡局，由原来完全民营性质变为官督民办。此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义渡局归省政府领导，过渡仍一律免费。
义渡局为了旅客更加安全，在每艘渡船上还配备了水上救生设备，又置备木制小型救生船数只，停在南北两岸，配有专职救护人员，一遇险情，立即出动抢救。这对渡江旅客又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
由于渡江设备的完备，安全可靠，渡江旅客愈来愈多，其中包括萧、绍一带到杭州赶早市的渔家和农民。他们的渔、农产品上午在杭州市场上出售后，下午又渡回南岸，因此每天的旅客成百上千，特别到了春节和清明前后，宁、绍、萧各地外出经商者，大都要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扫墓祭祀，因此渡客更多。在旅客剧增时，原有渡船已不敷应用。义渡局俞襄周特通知行驶钱江上的杭桐、杭诸两线的轮船公司（俞为两公司创办人），凡遇义渡告急，两公司的船只必须随时前往义务支援，以解决待渡拥挤问题。这种措施，确实有利商旅，因而誉满社会。
▲清《杭州府志•钱塘江图》
北伐战争后，是钱江义渡全盛时期，原有渡船已大大不够应用。其时杭市知名人士王竹斋、金润泉、张载阳、蒋抑卮、王芗泉等又发起捐募巨款，拨入义渡局作为基金，陆续添置机轮和木驳多艘，增加对渡班次。此时任义渡局局长的就是杭诸轮船公司经理王清夫。
钱塘江面辽阔，涨潮时波浪汹涌，退潮时两岸一片滩涂。码头设施简陋，过渡上下船要通过数百米长的跳板，老弱妇幼，肩挑背驮，苦不堪言。1927年，又由七邑旅沪同乡会集款，1928年8月动工，开始修建南北码头。次年北岸杭州三廊庙用水泥钢骨建成长达300余米、伸入航道的码头。越二年，南岸码头用巨木为桩，大型工字钢为梁，长达600余米的码头建造完成。从此渡江旅途一变过去面貌，汽车亦能渡江，人人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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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南北码头1930年5月建成之日，当时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建设厅长曾养甫等都来主持落成典礼。两岸码头进口处建有钢筋混凝土牌楼，上有题字“浙江第一码头”。
▲标有“浙江第一码头”字样的钱江义渡码头
码头建成后，钱塘江义渡局划归省公路局管辖，改名为钱塘江义渡办事处，当时仍为人渡。
1930年南岸木结构栈桥码头和牌楼被洪水冲毁。1931年，俞襄周母亲八旬寿辰，五孙结婚盛典，亲友纷纷致送贺礼。俞将全部礼金捐献给七邑同乡会，由该会主持，在三廊庙码头上加盖水泥雨逢，从而义渡设备进一步完善，使待渡旅客免遭日晒雨淋之苦。1935年省建设厅、省水利局重新建成钢筋混凝土码头栈桥，长2440英尺（743.70米），宽20英尺（6.10米）。此前，1933年建成木质拼搭双车渡驳一艘，并配机轮拖带，由于南岸码头尚未修复，不对外开放渡运。1935年又新建木质三车渡驳一艘，亦配机轮拖带，南岸码头修复后，即开放渡运车辆。该渡建成后，渡运杭州南、北省道公路过往车辆，使杭州成为全省公路枢纽。
▲装载汽车的驳船由拖轮牵引往来钱塘江
1937年11月钱塘江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建成通车后，渡口改为人渡，仍然是省境内最重要的渡口。杭州沦陷，所有船只均遭毁坏，人员星散，从此结束了这一苦心经营的义渡。
编辑 | 吴珏 刘俊萍
《江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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