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教案次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据廖一中的统计，从1844年到1911年，共发生教案1639起。反教对象多数为天主教，新教则为少数。此文不区分各派系，毕竟各派系的传教士们在这片土地上所受到的苦难是几乎相同的。
因为晚清教案繁多，所以本文将从晚清两大反教运动着手，来看待百姓的排外情绪。一是九十年代初的周汉反教案，二是庚子年前后的义和团反教排外运动。
一
周汉反教案
周汉倒下了，大大小小的周汉们却存活了下来，他们继续阻碍着晚清近代化的进程，他们的这种认知，是十九世纪末期大多数士绅和儒生的思想底色，这种排外的思想底色，使晚清的近代化进程一步步走向毁灭。在周汉的认知里，仿佛维护国家思想是十分正确的行为，换位思考一下好像有点道理，我爱大清，岂能让其他蛮族践踏我大清的信仰？这恰恰是愚昧的爱国，这一点看看近代中国的自强史就可以明白，不必过多解释。
二
义和团的反教理由
关于义和团运动，有人认为是反侵略斗争，有人认为是极端的盲目排外。
章太炎赞赏道：“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
而李大钊批评道：“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到了今天，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是如何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点，来弥补我们东方文明的不足。绝对不能允许用义和团那种落后的思想，试图用我们陈旧死气沉沉的状态去腐化世界。）
义和团运动常常被宣传成是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就会发现义和团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简单：他们真的是在反帝？拳民们反抗的对象是列强的军队吗？其实并不全是，义和团受官府煽动很深，官府不喜欢德国在山东的行为，但知道自己打不过，便暗中扶植拳民，将矛头对准传教士。
义和团所反抗的其实多是传教士和教民，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也就是说，所谓的反侵略斗争就是排除西洋的东西，重点在于西洋宗教。
义和团与传教士的矛盾也不是一日两日了，晚清的山东天灾不断，洪涝、干旱、霍乱导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也使这片土地盗匪横生。
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很多人都说是来文化侵略的，这种说法实在令人可笑，稍微去了解一下基嘟教的信仰都不可能会说出这种话来。传教士当中当然有自带个人利益的，比如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他为了获取更大的教区利益与德国政府勾结，为后者占领胶州湾出谋划策。
但这些只是少数，大多数传教士来到中国只是本着传讲真道，并且在中国行善帮助穷苦百姓。
要说传教士在中国的贡献，赈灾就算一个，山东大旱的时候，传教士看到遍地饥民就决定赈灾，沿路分发粮食，这也使得许多人依附基嘟教。赈灾可以说是传教士的传教方式之一，天主教传教士更是投入到救助婴孩的事业中，为了救助被抛弃的婴孩而设立育婴堂。
排外宣传品，《猪叫剜眼图》，出自周汉，谣言传教士挖人眼睛炼银
可是赈灾和育婴的事业到后来都被别有用心的人污名化，说接受传教士救济粮的人是“吃教”，天主教的育婴堂都是挖眼珠子、挖心肝的，相当于一个“嘎腰子”机构，这种观念导致了1870年天津教案的爆发。其实天津教案后曾国藩曾去实地调查过，根本不是谣言传的那回事。传教士的事工真的被很多中国人所误解。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如果没有传教士帮助赈灾，那晚清大旱将会死更多人。
传教士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他们在中国创办了大学教育、开设医院、编写英汉词典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最最需要的资源。
还有些传教士直接深入西南大山中，比如柏格理和富能仁，他们分别为大花苗族和傈僳族创造了文字——老苗文和傈僳文。这些都是传教士们的贡献，可是依然有很多人歪曲他们的贡献，带着极端排外情绪排斥他们。
义和团的反教理由是复杂的，著名研究者狄德满这样认为：
“宏观的人口增长以及此后外国势力的渗透。愈发频繁且严重的周期性自然灾害，逐渐加重了对资源的压力。因此、竞争稀缺资源是19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色，社会动乱的蔓延和加剧也最终导致了该世纪中期叛乱和此后与其相关的动乱。” 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义和团和教民的矛盾一部分在于“庙堂之争”，也就是土地之争，这些斗争使得一些地主士绅渐渐仇恨教民，因此组织教门反教、传播教民谣言的行为就蔓延开来了。但这并不排除一些心怀鬼胎的假教民，这些假教民可以说狗仗人势，利用教会的势力嚣张跋扈，不传扬真信仰就算了，还欺压百姓，导致许多真教民被拳民冤枉和滥杀。
但更大程度上是信仰习俗间的误解，以及官府的煽动。山东民间都有祈雨的习俗，特别是在大旱期间，但是教民根据信仰是不参与这些迷信活动的，因此非教民就会把大旱原因归结到教民的身上，只因他们没有参与求雨，双方矛盾也就来了。在山东大旱期间，民间更是有谣言称教民在井里投毒，这一度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恐慌，导致很多人与无辜的教民反目成仇，当然这些谣言只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煽风点火。
土地资源之争、泛神论与一神论的信仰冲突、谣言的传播和官府的煽动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才造成了这场浩劫。
三
中国人的排外情绪
就这两起反教运动而言，引起中国人排外情绪的本质上还是西方的信仰冲击到了儒家的思想。中国人的信仰是泛神的，是混合主义：
“中国宗教的崇拜主要依附于世俗制度之中。在家中拜土地、灶祭祖，乃依附著家庭制度；在外拜华佗，是依附医疗制度；拜鲁班，是职业制度。这一类崇拜，本身没有独立的理论、组织、成员，而依附世俗社会结构上面，成为世俗结构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社会差不多每一部门的社会生活，都带有宗教的气味。中国社会，似乎满眼都是鬼神。一村一镇，进去必可见到庙宇庵堂。中国人用很大的力气去崇拜，这是事实。”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在这种混合主义下，中国人能难接受新的信仰，对新的思想无法产生包容，无法产生包容，就会发生排外行为，如果他们不认同你基嘟教的观点，但依然宽容，能够和平共处，这就叫包容。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是，我不认同你我就要排斥掉你，这里面就没有包容可言了，排外情绪自然越来越浓烈。
为什么基嘟教一直都被当作是洋教、“他者”之教，这就是原因之一，不久前的哈尔滨地铁小伙一事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西洋宗教、西洋发明，西洋教育，都被晚清愚昧的士大夫称为是“奇技淫巧”，自然也是排外主义者所攻击的对象。他们抨击西方的科学理念，反对京师同文馆里的先进西学，认为西学只是西学，学习西学只是为了“以夷制夷”，而不是这些夷学有多么高大尚，自己的圣人之书才是最牛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过于自信，自信到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在面对其他文化时做不到海纳百川。
义和团的荒谬就是这样，特别是在毓贤这种极端排外的官员的煽动下，他们说是反帝，实则没杀掉几个洋人，却把矛头都指向无辜百姓、教民、妇女。滥杀无辜，见到教民就杀，看到有人用洋物的也杀，压迫女性，限制女性出门，妇女如有违反就杀……他们将情绪都发泄在与洋人有关的东西上：传教士、教民、洋物，这不是盲目排外是什么？更何况在义和团之上的慈禧太后也是个排外的总头目，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变得越来越步履蹒跚了。
所以说，晚清的洋务运动看似是只跟外国作斗争，实则也是在跟整个国家的排外主义做斗争，洋务运动虽然好，但在这片有着排外情绪的土地上也是结不出果实的。
在二十一世纪之新中国，这种排外情绪也依旧存在，英语好就是美狗，日语好就是汉奸，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十九世纪末先辈们已经艰难地开眼看了世界，到如今仍然需要。
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互联网之发达，上网成本太低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言论都有，盲目的排外情绪充斥着互联网，自媒体们吃爱国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最后引用网友的一句话：“爱国不假，但要理智、有智慧、能明辨是非。能分清楚什么人在说真话，什么人在说谎，什么人真心为社会着想，什么人暗戳戳憋着坏水。爱国是兼收并蓄，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保持开放心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爱国并不是盲目排外，更不是‘高级黑’和‘低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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