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1月25日，是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在中国，家庭暴力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即便是《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虽说惩罚了一些严重的家暴行为，但还是有许多受家暴的妇女为了家庭和孩子，一味忍让，也是常态。
家暴问题源自婚姻内部男女的地位不平等，以及婚姻中的角色分配。当然，说到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从古代就已开始，并且是根深蒂固。
中国古代女性大多处于宗法社会之下，家庭是女性主要活动的场域。“三从四德”将女性的行为和角色束缚在男性中心的权力结构中，女性被要求“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伦理观念使得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缺乏独立的社会身份。
在清朝，男女伦理观念达到一个顶峰，妇女不仅被视为男性的附庸品，还被国家视为附庸品的附庸品。清王朝设立贞节牌匾，用来授予守贞节的女性，通过这种贞节崇拜，进一步加固“三从”社会伦理：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借以加深女性在伦常秩序中的依附性地位。
在这样一个父权社会里，丈夫就是权力的主导，他们可以随意纳妾，也可以将不忠的妻子卖掉，而丈夫就是妻子的唯一性垄断。清政府大力推崇的贞节崇拜，看似是对女性的一种维护，其实最后转向的还是父权家庭的家庭秩序，对性犯罪修订严厉律法，也不过只是想维护儒家传统家庭秩序的血统纯正，而不被外人所侵犯。
古代夫主妻从的家庭结构中，家暴的例子也非常之多，上至帝王家对嫔妃的“打入冷宫”，下至平民百姓家对妻子的辱骂毒打，史书中的记载不胜枚举。
这种暴力行为理当被曝光出来，引起社会的同情与对家暴的谴责，可很多女性在遇到家暴时，自己会选择隐忍不发，隐忍不发的原因有可能是为了孩子，也可能是受了“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视角。在张爱玲所著的《半生缘》中，曼桢被其姐夫强奸，导致怀孕，其母知道后为了不让这件事传开，将曼桢囚禁在房间内，直到曼桢将孩子生下来，才重见天日。张爱玲用极具细腻的写法，将旧社会的女性悲剧刻画得淋漓尽致。
可是，这种暴力如果选择一味忍让，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继续受暴，因为男性施暴者之所以不断对妻子施暴，正是其本身的道德有不足、性格有欠缺，或者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等等。
男性和女性的两种性别有高低之分吗？即使男女灵魂的本性和能力相同，但他们的功能却各不相同。他们虽然人性是相同的，但在他们身上以独特的方式存在，例如男女生对于外貌的意义。在宗教、理智和道德方面男女的构造也相同（赫尔曼·巴文克《The Christian Family》）。
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男性的身体是比女性强壮的，但是从内在的角度，有些男性的心理不一定比女性坚强，因此性别并有没有上下关系，也没有高低关系。但传统经常赋予男性本身有更多的价值，这是错误的，男女双方的性别并不代表本身价值的多少。
“妻子是丈夫的附庸品”，这个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妇女地位的低下，也导致了家暴行为的频发。作为妻子就只能做丈夫的后勤，为他洗衣做饭，丈夫在外面的事情还不能过问。
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于1879年创作了一部叫《玩偶之家》的剧作，主角娜拉是一个看似幸福、无忧无虑的妻子，她的丈夫海尔茂刚刚被提拔为银行经理。表面上，娜拉和丈夫的婚姻是传统的理想家庭的典范。然而，随着剧情展开，娜拉隐藏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为了救治丈夫的重病，娜拉曾背着他伪造父亲的签名，向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借了一笔钱。尽管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爱和责任，但在法律上却属于犯罪。柯洛克斯泰以揭发她的秘密为要挟，试图保住自己在银行的职位。娜拉试图挽回局面，但最终她不得不面对丈夫的真实态度——当事情败露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名誉，而非她的牺牲和情感。
在经历内心的挣扎后，娜拉意识到自己在这段婚姻中不过是一个“玩偶”，她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取悦丈夫，而从未真正成为独立的个体。最终，她决定离开家庭和孩子，踏上自我探索的道路。
《玩偶之家》是一套具批判性的戏剧，某程度上代表着在传统家庭结构里妇女解放的先声。（wikipedia）这部剧作1914年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娜拉热”，许多剧院相继排演，众多知识分子也借着《玩偶之家》，呼吁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主……
男性和女性有着本质区别，男性更加理性，而女性更加感性，在婚姻中，如果无法很好地处理两种性情的冲突，那冲突将不断发生。其实，作为更加“理性”的丈夫，更应该沉住气，去帮助“感性”的妻子，丈夫更加有责任去帮助妻子稳定情绪，再好好解决问题，而不是对妻子动手。
甚至有些家暴的理由只是：“老婆不听话所以要打”，这样丈夫只是将自己看作喂养者，而妻子是被养者。妻子的角色并不是摆设的花瓶，也不只是服务角色，而是丈夫的帮助者，有着和丈夫同等的地位，一同治理家庭。
参考文献：
「荷」赫尔曼·巴文克《The Christian Family》
「美」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美」提摩太·凯勒《婚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