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格林卡 来自北方的声音

220年前，米哈伊尔·格林卡出生在俄罗斯西部斯摩棱斯克一个富裕的庄园主家庭里。受到良好的贵族式家庭教育的格林卡，很早就展示出音乐上的天赋。他从小就喜欢听乡村歌手演唱和弹奏民歌。在回忆录《札记》中，格林卡写道：“这凄美的、但我完全听得懂的音乐令我着迷。童年时听到的这些曲子，成为我后来集中力量创作俄罗斯音乐的根源。”

青年格林卡第一次出国赴意大利学习的时候，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故乡的感情：“我在意大利感受到了南部的热情。这是一种闲趣，是南方柔和的阳光抚育下成长起来的精神产物。但我们是北方人，感觉与之截然不同。外界的印象要么令我们无动于衷，要么就是深入人心、使我们永志不忘……所有优美的情感，在我们这里总是伴随着忧郁。毫无疑问，这种富有伤感情调的歌曲是来自北方的产物。”

格林卡的童年就徜徉在这份忧郁之中，又在青年时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曲调的精髓，并在盛年时期成功将俄罗斯民族的艺术灵魂谱写成壮美的杰作。格林卡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最先辨识并确定了俄罗斯音乐的特质，并在这种忧郁而孤独的音乐特质下艰难创作出兼具柔美与凛冽的作品。

在他之后，世界音乐殿堂终于响起了来自北方的声音。

在广袤的森林和田野中，母语的温厚、低沉和忧伤深深感染了少年格林卡的心灵。俄罗斯民歌往往使用忧郁的小调，采用吟唱、歌咏或叹息式的声调，歌唱故乡的风景、叹惋人生的离别。当然，其中也不乏欢快的部分，尤其是乡间舞曲，热情洋溢、激昂澎湃，极富韵律性和感染力。诗人叶赛宁说过：真正的俄罗斯人都能在内心深处听到一种与生俱来的音乐。这或许正是格林卡在童年时曾经听过的声音，在未来的创作中，格林卡从未忘记心中最初的回响。14岁时，格林卡开始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寄宿学校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同时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格林卡在音乐上十分早慧且进步神速，经常出入钢琴音乐沙龙，并以即兴演奏各种变奏曲著称。格林卡不仅琴弹得好，更有一副好嗓子，经常自弹自唱、自编自演，也常即兴将诗坛中的新作品改编成艺术歌曲并现场演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当时圣彼得堡业余音乐家中的佼佼者。

彼时的圣彼得堡是东欧地区艺术氛围最浓厚的城市，贵族阶层十分喜爱文学、音乐、绘画等。但不论是语言还是风格，当时的俄国贵族都崇尚西欧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在这种氛围下，不少欧洲音乐家旅居此地，其中就有来自爱尔兰的钢琴家、作曲家约翰·菲尔德和他的学生卡尔·迈耶尔。菲尔德和迈耶尔都是当时享负盛誉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都在圣彼得堡居住了几十年。格林卡主要跟随迈耶尔学习，也经常得到菲尔德的指导。他在札记中多次记述了自己跟随这两位正统的德奥学派大师学习的心路历程。也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格林卡熟练掌握了西方古典乐派的演奏和作曲技艺。

格林卡本人的钢琴演奏艺术，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从他的器乐作品来看，应当也类属于菲尔德那一派系，推崇晶莹剔透、明净洗练的音乐气质以及精致典雅、月华如水的审美趣味。菲尔德是一位旋律大师，还是“夜曲”这一体裁的首创者。格林卡在札记中记录菲尔德和迈耶尔的演奏风格“如细雨滴落在琴键上，亦如珍珠洒落于天鹅绒里”。在菲尔德的影响下，格林卡也创作了一些精致柔美的夜曲以及玛祖卡、赋格曲、主题变奏曲等钢琴独奏作品。由此可见，格林卡不但接受了正统的西方古典音乐训练，更是透彻地读懂、练就了西欧古典学派的创作技法，为他未来的音乐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当然，纵观格林卡的创作生涯，故国的文化土壤才是他真正扎根、成长并最终枝繁叶茂的原因。在圣彼得堡期间，他经历了求学、演奏和创作；毕业后，20岁的格林卡被安排在交通部门任职，但他对本职工作不感兴趣，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流连忘返各类音乐场所，包括歌剧院、音乐厅和艺术沙龙等。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诗人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

在经历了俄法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等历史事件之后，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都炽热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不再满足于全盘西化的文艺生活，转而谋求发出属于俄罗斯自己的声音。在此基础上，圣彼得堡开始涌现大批用俄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和剧作等。不难想象，同样的思潮也冲击了同时代的音乐家，其中自然包括格林卡。

年轻的格林卡徜徉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城市里，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了愈加清晰的思考和规划：他决意要创作属于俄罗斯本民族的音乐，尤其是歌剧。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充分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为此，他辞去了在交通部的工作前往欧洲游学。

这是1830年，格林卡26岁，他的灵感之源已是一片沃土，但艺术的种子才刚刚萌发。

格林卡首先选择的艺术圣地是歌剧的故乡——意大利。南欧的旖旎风光和音乐底蕴令他深深陶醉。在游学途中，他结识了同时期的歌剧作曲家贝利尼、多尼采蒂等人，并向他们系统学习了歌剧创作技法。在米兰，格林卡是歌剧院的常客，他对当时每一位著名歌手的唱法都了然于心，并做了详尽的笔记。与此同时，他也笔耕不辍，创作了多首独奏和重奏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降E大调钢琴弦乐六重奏》和为钢琴、单簧管、巴松所作的《悲怆三重奏》。这两部作品都有浓郁的意大利风情，影响了包括柴可夫斯基和塔涅耶夫等在内的后世许多俄罗斯作曲家的室内乐创作。

这些乐思精美的室内乐作品为格林卡在意大利乐坛带来了一定的声誉，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当地的音乐活动，包括钢琴演出、应邀谱曲等。为了锻炼和打磨自己的歌剧创作技巧，他开始为一些歌剧演员创作，当然，用的是意大利式的声部创作和旋律发展方法。不过，这种创作生活显然无法满足格林卡的精神需求，他在自传中写道：“我逐渐感到自己无法忍受用意大利人的方式创作。我实实在在不想成为一个意大利人；祖国的声音在召唤我，我要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来创作。”

就这样，在意大利游学三年之后，格林卡决定回国。当然，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回国的路上也耽搁了不少时日。途经法国的时候，他结识了柏辽兹；途经德国的时候，又认识了门德尔松。他们都是格林卡的同龄人，也都很支持他的艺术理想，鼓励他创作属于本民族的音乐。在离开德国返回祖国的时候，格林卡的目标已经确立，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道：“我将力求使我的一切创作都民族化：不但题材是民族的，而且音乐也是民族的——要让我亲爱的同胞们听到我的音乐时，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

西欧之行极大地开阔了格林卡的视野，也使他的作曲水平日臻完善。更重要的是，在欧洲访学之后，格林卡才最终确认了自己的心灵归属。他不是为了成为知名演奏家而活，虽然他的演奏足以技惊四座；他也不是为了跻身上流社会而活，虽然他本身家境优渥、足以让他一世无忧。就像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格林卡终于感受到了内心的召唤，这份使命感无可逃避，是命运般的选择。

一位艺术家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产生了独立且完整的创作意图。对格林卡而言，这个意图非常明显，即创作一部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歌剧。他相信，只有歌剧这一宏大的音乐体裁，才能够最完整地承载民族的精神。

要完成这样一个壮举，首要的工作是选题。格林卡敏锐地意识到，想要唤起俄罗斯人在音乐审美中的民族意识，就必须要选择一个能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故事作为剧本。于是，时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宫廷教师的诗人茹科夫斯基推荐格林卡将伊凡·苏萨宁的英雄事迹作为歌剧主题。

伊凡·苏萨宁是一位普通的俄国农民，他勇敢而机智，富有崇高的爱国热情。17世纪初，在波兰入侵俄国期间，苏萨宁同侵略者周旋抗争，最终将波兰人骗进了森林深处的沼泽地并同归于尽，以一己之力拯救了祖国。这个悲壮的故事在俄国家喻户晓，伊凡·苏萨宁是举国推崇的民族英雄。

格林卡用了两年的时间，如痴如醉地创作，据他记述那段时间“灵感犹如泉涌，几乎停不下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写到激动的时候，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反复吟诵主人公的台词，胸中激情澎湃，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涌动的热情让整个创作过程变得非常顺利。格林卡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俄罗斯和波兰的民间音乐，谱写了极具民族特色和符合戏剧双方人物特性的唱段和舞曲。尤其在第二幕的波兰宫廷宴会中，格林卡熟练运用了波洛涅兹、玛祖卡、华尔兹等波兰民间舞曲形式，活色生香地再现了波兰贵族的聚会场景，这与他多年的勤奋好学与博闻强记是分不开的。

尽管这部歌剧的外在样式是意大利式，包括幕回的设计、唱段的穿插和人物刻画的方式等等，但其作品的内核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不论是语言、曲调还是精神。格林卡在青少年时代畅想的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俄罗斯的英雄故事成为了现实。男主角伊凡·苏萨宁由男低音扮演，有不少雄浑有力的游吟诗人式精彩唱段。此剧也开启了俄罗斯歌剧中设置大量光彩熠熠的男低音角色的序篇。可以说，未来的俄罗斯声乐学派盛产优秀的男中低音，伊凡·苏萨宁一角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俄罗斯男低音夏里亚宾就是这一角色的出色扮演者。

1836年，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剧在圣彼得堡首演。沙皇尼古拉一世亲临现场，同时，包括普希金、果戈理在内的文艺界人士也悉数到场。果戈理盛赞这部作品为“俄罗斯音乐的一个极佳开端”，普希金也为此写了祝贺诗，称格林卡为“永不可能堕入泥泞的音乐家”。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让《伊凡·苏萨宁》毋庸置疑地成为俄罗斯歌剧的曙光。虽然仍有不少保守的贵族听众鄙视作品里的“乡土味”，但这并未阻挡人们对民族歌剧的热情。

首部歌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作曲家的创作热情，他决定马不停蹄地开始创作下一部歌剧。《伊凡·苏萨宁》上演后不久，格林卡就确立了第二部歌剧的主题，即普希金的长篇神话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36年冬天，在茹科夫斯基举办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格林卡第一次向普希金表达了这个意愿，得到了普希金的大力支持。诗人当场表示，将为格林卡的歌剧亲自改编剧本。可惜的是，次年初春、冰雪尚未消融之际，普希金就死在一场可悲的决斗中。这出悲剧使格林卡的计划暂时中止，但并未打消他的创作意图。在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伊的帮助下，格林卡组织了六位作家同他一起合作写剧本，并亲自作曲，终于在1842年完成了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与《伊凡·苏萨宁》的英雄史诗主题不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走的是奇幻神话路线。故事讲述了勇士鲁斯兰在巫师的帮助下，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救出了心爱的未婚妻柳德米拉公主。整条剧本线充满奇思妙想和玄幻意境，剧中的对白和唱段大量引用普希金诗歌，辞藻优美、气韵高雅，读之满口生香。在这部剧中，格林卡吸取民间音乐元素并加以融合再现的能力愈加突出了，奇妙的乐思、明亮的色彩、蓬勃的趣味和青年人的热情随处可见。

对于不同剧情应当匹配的音乐风格，格林卡有很强的把控能力。《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作为一个俄罗斯传统神话故事，歌颂的是勇敢、智慧和爱情；经过普希金长诗的润色，又兼具了民族语言的美感和诗意。格林卡为之谱写的是富含舞蹈性和律动性的音乐，色彩明艳夺目。《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与此同时，他也很注重用不同地区的音乐风格来进行角色的对比和烘托。有一次，格林卡在彼得堡街头遇到一个芬兰的马车夫，车夫给他唱了一首悦耳动听的芬兰民歌。格林卡非常兴奋，抓住车夫让他多唱几遍，然后马上把这首歌用变奏形式写了出来，作为歌剧中一段芬兰人叙事曲的主题。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于1842年秋天在圣彼得堡首演，再次大获成功，在当年就加演了三十几场。时至今日，世界各地仍在频繁上演这部歌剧的序曲，它甚至成为俄罗斯音乐的象征。那奔腾欢快的节奏、振奋人心的精神，尤其是浓郁的斯拉夫民歌韵律，依旧鼓舞着今天的听众。可想而知，当年首演现场的观众会多么兴奋！观看首演时还十分年轻、后来成长为圣彼得堡文艺思想界领军人物的斯塔索夫回忆道：“多么伟大的作品！普希金和格林卡共同创造了俄罗斯的语言：一个在诗歌里，另一个在音乐里。”

生命的车轮行进至此，格林卡的艺术之树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伊凡·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不仅是俄语歌剧的开山之作，更是后世俄罗斯音乐家的创作标杆。格林卡的成功，厚积薄发也好、时势造英雄也罢，都离不开他本人极佳的艺术敏锐度和审美趣味，更离不开他内心深处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正是这份热爱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艺术源泉，让他的音乐扎根沃土、名扬天下。

歌剧的成功并未冲昏格林卡的头脑，他依旧保持着谦卑与审慎。在创作两部歌剧期间，他还醉心于艺术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为普希金同名诗歌创作的浪漫曲《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和为库科尔尼卡的组诗所作的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这些歌曲以含蓄典雅的艺术魅力穿越了时空，至今依旧传唱不衰，是历代俄罗斯歌唱家的保留曲目。深受感染和鼓舞的俄罗斯音乐家也约定俗成地继承了这种传统：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等人的诗歌被谱写成一首首优美的艺术歌曲，让他们的心声不仅以语言，更以歌声的形式留存于世。

在完成了《向彼得堡告别》之后，饱受不幸婚姻困扰的格林卡再次暂别了圣彼得堡，前往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进一步学习，深入研究民族音乐，这一走又是三年。再次返回祖国后，格林卡创作了人生中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交响幻想曲《卡玛林斯卡亚》。这是俄罗斯第一部管弦乐化的民族音乐作品，将两首风格迥异的民歌融合为一首双主题变奏结构的交响诗。格林卡本人虽然没有写过交响曲，但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却几乎可以等同于俄罗斯的第一部交响曲。在它之后，柴可夫斯基、“强力集团”、拉赫玛尼诺夫、里亚多夫、卡林尼科夫等作曲家都前赴后继地创作了多首以俄罗斯民间传说为主题的交响诗。柴可夫斯基曾经断言：“俄罗斯的交响乐作品都是从《卡玛林斯卡亚》中孕育而生的。”

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生活的失意和创作能力的下滑，格林卡生命的最后十年未能写出更多传世的作品。但这段时光并非寂寂无闻，格林卡依旧活跃在当时的艺术界，许多诗人、画家、剧作家都与他私交甚笃，其中就包括达尔戈梅日斯基（格林卡的继承者和“强力集团”的引路人）以及斯塔索夫（组建并成为“强力集团”精神领袖的艺术评论家）。在斯塔索夫的建议和引领下，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丁等作曲家都效仿格林卡，用民族英雄的故事创作歌剧，以故国风光和神话传说为灵感谱写交响诗和声乐套曲。

格林卡之墓

毫不夸张地说，所有俄罗斯音乐家都离不开格林卡的影响，甚至他们的作品都随处可见格林卡的痕迹。柴可夫斯基、格拉祖诺夫、阿连斯基、塔涅耶夫等偏向学院派的音乐家，始终追求格林卡音乐中那份精致隽永而又优美流畅的旋律线条，而“强力集团”则致力于追随格林卡对民间故事题材和民族音乐风格的再现。不论是器乐独奏、室内乐、艺术歌曲还是歌剧，格林卡的作品都成为俄罗斯音乐家的启蒙和范本。在后世的作品中，依旧能够听到先辈的呼唤。

文：魏天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褚慧超

美编：张琳琳

排版：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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