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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中，1957年2月生，外国专家局高级文教专家。1991年起历任英国威尔士大学研究员，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任宗教与神学系主任（1999-2002），1998年担任剑桥大学Clare Hall学院终身成员（Life Member），2004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The Ramsay Research Centre高级研究员，2008年起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并创建中国研究院。2013年至201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多元现代性”概念源自现代化的多维发展方式，但也内涵“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是一个复杂的当代问题。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中发掘新的哲学解释框架和视角，全面把握多元现代性中的“一”与“多”各自的内涵与外延，准确定位“一”与“多”之间的张力，对于理解现代多样性问题以及其所引发的价值冲突，建构真正的多元现代性，不仅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 价值冲突; 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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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多元化产生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更是多元文化传统复兴意识兴起与实践的结果。它丰富了现代化的内容，更新了现代性概念的形式，补充了已有现代性的缺陷。同时，对多元现代性的自觉与追求，也加速了当今多极世界的形成，催生了现代性各构成要素之间、不同现代性之间的价值矛盾与冲突。理解多元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把握“一”与“多”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不仅涉及“传统”与“现代”是否、能否以及如何整合的问题，也关乎现代性中的“一体”与“多样”是否以及能否共存、互动。现代性中的“一”与“多”不只是抽象的哲学语词，还具体表现为不同“传统”之间，现代性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实现方式之间，现代性内部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张力集聚与化解方式。无论是“一体”还是“多元”，21世纪的现代性都指向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大问题: “多元价值”是否内在地趋向于竞争，竞争的方式是否只能是零和博弈? 我们有没有方法化解由“多样”所形成的张力，从而实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同生共存，并最终形成“一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这些问题展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质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行动方式和生命方式的问题，是我们思考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时必须回答的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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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面对的实践“难题”(problem)，“多元现代性”更是一个需要深思才能理解其多维含义的哲学“问题”(question) ，二者都具有多重的维度和多层次的含义，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并且已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得到深入研究，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性和广博性的跨学科论域。如果把现代性放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我们需要正确区分现代性 (modernity) 与现代化 (modernization) 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及其各自的指向。有些学者常常把这两个术语等同起来，另一些学者则把它们混合起来使用。两个概念所指虽然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有各自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化一般是指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迄今为止都是以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发展方式的科技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信仰方式的世俗化、治理方式的官僚化等为主要内容; 现代性则相对于“传统性”( traditionality) ，是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的价值体系，大多以文明、进步、开放、包容、理性等为重要特征，所对应的是所谓的守旧、封闭、排他、情感性等价值规范系统。由此可见，“现代性”更多的是指现代社会所应该具有的核心价值，与现代人所秉持的观念、态度、认知、选择、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现代性并非固定不变。如果把现代性概念视为一个历史嬗变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增加了新的内涵。从16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性主要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元现代性”，在此后开始的新一轮经济技术全球化时代，现代性以及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于以往单一来源的“启蒙现代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获得了新价值，通过汇集和吸收各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科技革命、工业化、社会变迁中不断得到丰富与提升，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现代性。这一新现代性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元”现代性的超越，因为它不再执着于一元和排他，而是以多种方式展现了多元与一体的对立与统一。“多元现代性”概念的出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多元”与“现代性”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通过碰撞互通，并进而达到融合。多元现代性内含着“多元”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与“多”之间关系的诸多新问题。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从“一”到“多”、多元取代一元的变化? 有没有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为什么要从多元走向一体，以及从多元走向一体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路径? 如何理解“一体”内在地包含着“多样”，“多样性”也内在地孕育着“一体性”?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多元现代性作为新价值体系的实质、功能和指向。在这方面，中西方学者尝试过不同的路径，也给出诸多答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一元化多元”。这一理论把现代性的所有问题归结为现代化的一元性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认定只要通过单一来源现代性的扩展与深化，就能整合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文化体系，从而实现“同质化”的、更为完善的现代性。然而，这一所谓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把现代性的内容单一化，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新发展 (特别是“后殖民主义”“后工业化”“后世俗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运动) 中受到了诸多质疑和严峻挑战，引发一系列的新理论、新运动。作为对现代化难题的挑战与质疑的回应，其中比较受人瞩目的有“儒家现代性”“亚洲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女性主义现代性” “后现代性”等观点。这些所谓的新范式、新理论或新路径虽然出发点、表现形式各有所异，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话题，即以不同的方式来否定现代性的一元论、排他性，强化现代性价值在来源上的多样性、在实践中的包容性，从而强化了现代性中“一”与“多”的复杂关系。把现代性中“一”与“多”的关系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比如就具体的文明起源而言，人类主要文明体系各自都有多样性的源头，可以说表现为从“多”到“一”的复杂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多”在存在论上要先于“一”。但是，如果从文明的内涵来看，文明体系的演化则呈现为同一种文明形态演化为多种表达方式，并形成一体多样的文明展开方式。就“道通为一”而言，我们可以说“一”在价值论上要高于“多”，是“多”所应该追求的目的和理想状态。无论是从存在论还是从价值论的视域看，多元现代性问题所包含的“多”与“一”都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多重的维度，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我们把多元现代性问题进行细化，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包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子问题。第一，多元现代性中蕴含着“多”与“一”的共存与矛盾。现代性中“一元”与“多元”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把“一”规定为“同质化”所形成的共同体，那么“多”是否必然指向“异质”，而异质的“多”之间是否必然会产生“不同”“张力”和“竞争”，从而使得“一”成为不可能? 如果说现代性中“一”意味着普遍， “多”所要求的就是特殊，那么是否只有在现代性中实现了“一”，才能为现代化社会提供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而特殊的多元之间的张力是否只能通向对抗性的零和博弈? 有没有可能实现多元之间的同生共存、互通互鉴? 如何才能保障多元的出现促进而不是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丰富而不是削弱现代化的内涵?第二，“多”在存在论上优先于“一”，而“一”在价值论上优先于“多”。如果说“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这一常态要持续多久? 如果“多元”不仅是现实而且是未来，为什么“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共产主义”等“趋一”的理想能够鼓舞人心，成为社会变革的旗帜? 这里涉及如何理解现代性中的“一”，如何把“一”规定为“人类共在体”的基本价值。作为区别于自然存在的人类，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必然也具有共同的利益、面对共同的风险、承担人类延续发展的共同使命，在此基础上自然会产生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理想，获得共同的价值。对于“共在性”的承认必然引发如何从“共在”走向“共同”的问题，就要追问“人类价值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体”如何才能在现代性发展中逐渐“去特殊性”，并越来越获得普遍承认。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共同体”需要共同的价值支撑，但人类的共同价值可否是多元的一体，还是只能是同质化的一体?第三，从“一”到“多”，抑或从“多”到“一”，这样的过程是线性的发展还是“循环往复”或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 换句话说，现代化的发展是否最终会朝着同样的方向、达到同样的目的，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是否会逐渐实现同一个样态?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认定，这一认定在当代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道德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支撑。由此而言，“一”似乎比“多”更符合人性、更有生命力，也因此更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执一”虽然可以迅速形成同质的社群，有利于集聚人心，但历史上，“执一”却从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同质社会”，更不要说“同质人心”。相反，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如果过于“专一”、过分强调“大一统”，不仅无法消解“不同”所带来的张力，而且最终会因为内外的张力集聚而导致“一”的破裂，并常常会以暴力的方式打破“一”的垄断。“多元现代性”能否跳出这一怪圈，化解普遍与特殊的矛盾，实现“一”与“多”的和谐并存?第四，我们能否因为“执一”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就转向“执多”，使“多”成为“常态”或“目标”? 如果“执多”把“多”绝对化、常态化，会不会导致人心涣散、无序混乱，导致人们在多层面上进行内耗性竞争? 就社会理想而言，马克思以“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规定“共产主义”，既保障了“多元”存在的价值主体性 (自由人)，又倡导了“一体”的价值理想性 (联合体) ，是否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多”与“一”如何在张力中寻求一致的范型? 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共同体”“共同价值”“共同生活”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解决“多元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路径，也为我们解决由此引发的“多”与“一”的矛盾提供了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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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现代性问题的解释学框架
对于任何复杂系统的哲学探讨都需要预定解释的框架或视角，并常常以某种价值或价值体系为导向。“一神论”文化传统中所生发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往往会从绝对的“一”出发，最终要归结为“一”。世界近现代史见证了如何通过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侵略战争等方式实现一元性现代化，也见证了如何能够透过生活方式的改变、话语权的设定而表达出“一”的高贵和绝对，使得消融“多”的诸种方式均成为可辩护的价值行为。在如此价值氛围中，“多”与“一”似乎更像是毛与皮的关系，多样性是“毛”而“一”则是皮，“多”虽然存在着，但本质上是附属性的，缺乏独立性、自主性，需要依赖于高等的“一体”才能获得存在感。在一元现代性的时空维度中，“多”是暂时的、相对的、地域性的，因为多样的存在终归会被终极性的一所消融掉。
“执一”的现代化进路虽然在过去几百年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但并非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唯一框架。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多种解释视角和价值导向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我们摆脱了绝对一元性思维的禁锢后，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代表不同的进路和导向，可以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学方法论。这一哲学思想在过去促生了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世界秩序并进而力图改变世界的价值依据和哲学原则，今天则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资源，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多元现代性所产生的“多”与“一”张力，寻找消减或化解张力的有效路径。“和”思想有一个发展和不断丰富的过程，并最终成为儒家的“和哲学”。在中国早期思想中，“和”仅用来说明按适当的标准和方法对“多”进行调和、协和、统和［如不同的原料调出滋味鲜美的“羹汤”，不同的音调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左传·昭公二十年》) ］，继而发展出创生性的“和”观念 (如《国语·郑语》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地和同”的世界观，“阴阳和而万物得”的宇宙发生学。儒家学派根据古代“和”思想而发展出一个以“和”为“天下之达道”的“中和”哲学与心性伦理学。儒家的“和”哲学通过“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无寡”等经典表述，成为处理不同价值之间关系的哲学方法论和伦理道德原则。这里的“和”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伦理德性和君子品格，也是万事万物和人的存在论状态，而且是指导政治活动的伦理准则以及解决价值矛盾与冲突的价值论工具。作为“天下之达道”的“和”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论与方法论，为消解多样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矛盾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代现代化实践中，“和”而不是“同”，这依然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我们解决“多元现代性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方案，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续推动现代化、全球化指明一个可以论证的价值导向。作为“多元现代性问题”的解释学框架，“和”哲学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两者相互依托，同样重要，缺一不可。首先，它承认万千世界具有内在的差异，不同文明形态具有对现代性的多样诉求，不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可能并且可以呈现不同的路径，从而为“多元”在现代性中的存在创造出空间和可能。其次，“和”哲学承认“不同”之间可以共存的状态，但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要在承认“差异”“不同”“多样”的前提下，通过“多”之间的互通、互鉴、互补来更深刻地理解“异同互动”“不同之同”“由异到同”，体会从各美其美的存在论事实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与共 (一体) 的价值论境界的必要性、迫切性与必然性。如此意涵的“和”哲学，既可以为我们理解和处理各种复杂境况提供必要的价值原则，也应该可以为我们把握和解决当代多元现代性问题开辟出独特的路径。“多元现代性”在世界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得以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一元现代性”的独断性已经失去其一统天下的地位，已经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新问题、理解当今世界的新境遇。因此，多元性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否定现代性，而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解决以不同方式表达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提出新理论，是对已有现代化理论的革新或替代。“多元现代性”所内含的价值原则与中国传统中的“和”哲学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其实现路径则成为“和”哲学在现代化实践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具备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在当今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只有从“和”出发，现代化的多元性才能够得以确立，只有拒斥绝对的“同”标准，多元的现代性才有可能成为一体。相反，弃“和”而不用，甚至采取相反的、极端的“同”标准，只会导致多元现代性在“多”与“一”之间急剧积累起张力，使得现代性中的多元共存、互通互鉴演化为无序竞争及无法化解的冲突，如此，“多元现代性”既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更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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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复兴与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它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也离不开所谓保守主义对于复兴传统的推动，因为正是传统的复兴，才得以证成“多元”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才为“多”在现代性中的地位和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立场的不同，必然会影响人们对“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一般而言，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立的概念，但同时又不可能离开传统性而独立存在，因为没有“传统”就无所谓“现代”。但是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历史上却出现过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很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人们对于现代化实现路径和现代性表现方式的态度。
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涌现的“强现代化理论”(Hard Modernization Theory) 认为，现代是对传统的反抗与否定，是一种断裂和革命，是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因此可以归类为典型的“一元现代性”。然而，这一理论在20世纪后期的现代化实践中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作为对其缺陷的修补，又涌现出“软性的”或“弱现代化理论”(SoftModernization Theory) ，即承认现代性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性，传统有其内在的价值，现代只能从传统中生发出来，从传统到现代不是断裂而是连续，现代化的实现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对现代性一元模式的修订离不开传统的复兴。近代几百年以来对于传统的敌视、忽视、藐视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到了扭转。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 于1971年在西方思想界率先打响了传统保卫战，发表了《论传统》的长文，明确提出，“所有现存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过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脱过去的掌控”。现代性也不例外，只有从实质性传统的价值传承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理解。戴维·格罗斯 (David Gross) 在其名著《废墟中的过去: 传统及对现代性的批判》(1992) 中明确提出，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里传统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独断，因为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取代或排斥传统的价值。传统价值存留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因为传统在现代实践上仍十分有用，或者是因为传统可以像镜子一样映射出现代性中的缺失。不少学者指出，传统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给予现代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认为传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为清晰的存在论时空感 (existential sense of time and space) 和本体论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 ，而且在于传统是不可再生和不可重复的“价值财富”积聚，能使得个人和集体体验更加深厚和丰富，不仅可以补充现代性的种种缺憾，而且可以纠正现代化在某些方面的过度和偏差。由此，在东西方展开的传统复兴为西方现代性加入了新的元素，它不仅否定了简单的、线性的一元现代性，而且把现代性这一名词从单数变为复数，为“多元现代性”出现并得到倡导提供了理论前提与思想准备。要理解“多元现代性”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理解多元现代性所内含的“多”与“一”之间的张力，我们必须摆脱旧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狭隘理解，分析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实践中所展现的不同模式，把多样的传统与一体的现代视为“和而不同”的有机体。为此，我们必须反对把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的两种极端观点: 一是以现代来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二是以复兴传统为名对抗或排斥现代的极端保守主义。因为它们或者把“一”绝对化，或者把“多”绝对化，只能加剧现代性中“多”与“一”的冲突，而无力化解它们之间的张力。在把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论证“虚假的现代化”割裂传统与现实，而“真实的现代化”则需要以传统为基础; “一元现代化”必然会否定传统，而“多元现代化”则自然要与传统相辅相成。因为真正的现代化既有化解负面性传统阻力的强大量能，也有不断汲取优秀传统价值以丰富自己的迫切需要。以此而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内在地与中国当今的现代化相悖而行; 相反，经过“返本开新”(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优秀传统价值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多元现代性的必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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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现代性的建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墓志铭意义重大，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多元现代性也给予了独到的启示。正是因为一元现代性不仅不能解释现代化的新发展，而且也不能推动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多元现代性才应运而生。但是，仅仅理解现代性的多元化由来还是不够的，多元现代性的真正形成更需要各国人民在实践中的主动建构。
正如解释多元现代性一样，建构现代性的多元框架也需要恰当的思想工具和哲学方法。以“一元”的思维无法建构出“多元”的现代性，我们还必须转向以中国传统“和”哲学为代表的包容性思维。如上所述，“和”哲学不仅是传统儒学解释世界的方式，更是中国古人广泛采用的文明建构途径，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与“同”的前后顺序不同，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也必然不同。“和”方法论揭示，从“和”出发，“同”与“不同”都会很自然地呈现，“矛盾”“差异”既可以理解，也可以包容和消解，差异中的共同性也会逐渐得以建立。然而，如果从“同”出发，强调“同”压倒一切，只允许一种路径、一种方式、一种声音，则“不和”必然产生，不仅无法凝聚社会共识，不能促进“现代的多元性”健康发展，仅有的共同性也会受到削弱，从属于差异与冲突。因此，“和”哲学包含着“因不同故而和”的价值导向，是一条有别于“执着于同而走向不和与冲突”的全新路径。儒家解释和建构多元现代性的根据在于“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 的存在论前提。不同的事物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只有正视“万物”“多途”“并行”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才有可能在价值论上寻求它们之间的共性，从而形成多样中的共同诉求、共同价值和共同命运。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我们在平面空间上考虑不同文化体系、价值关怀如何能和谐相处、包容共存，而且要在时间层面上考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价值诉求，在发展中融合，认识社会发展、国际秩序和文明进步过程中奉行“和而不同”的重要性，理解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和”规律，拒绝“同而不和”的极端主义。 因此，以儒家“和”哲学为代表的新建构原则来理解“多元现代性”，我们就必须正视“不同”的重要性并进而包容不同、尊重不同、化解不同。如果片面地追求“同而不和”，则会为同而同，这就成了孟子所明确谴责的“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 《孟子·尽心上》)。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同”，把“同”绝对化，其结果只能是产生更大的不和谐、不协调。从绝对主义立场来看现代性不同形态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诉诸暴力、排斥异己，最终只能是否定自己，使所谓的“同”变成抽象的“一”，而“多样之和”则成为虚假的装饰，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如何从“多样”“多元”“不同”等存在论前提推导出能保障人类生存延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价值论层面的新“现代性”? 传统儒家认为实现不同之和的要点并非完全取决于外在条件的满足，也要重视君子的人格修行，强调人心的调和、平衡，执“中”求“中”，以“和”求“和”。就其积极方面而言，这一传统“和”哲学所引导的政治观、国际观、天下观，是以“德治”为基础的，“和”并非使用暴力去征服不同于己的部落或国家，而是以“修德”为出发点来实现和谐的国际政治体系，以期实现“近者悦，远者来”( 《论语·子路》) 的新格局。毋庸置疑，全球化时代的“多元现代性”无法仅靠个人的修身来建构，更需要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积极参与，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基础上去建构“多样一体”的国际秩序。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儒家的“和”思想不仅提出内修的要求，而且也具有外建的动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双重路径，“和”哲学及其倡导的尊重多样性存在、倡导多元一体的原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想资源，更是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促使“多元现代性”得以普遍实现的重要“公共价值产品”。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1条中认定，“对于人类而言，文化多样性就如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一样至关重要”。2005年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更是确认“文化多样性为人类的基本特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要求各国“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由此可见，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不仅反映出中国传统“和”哲学的内在诉求，而且顺应了现代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是促进构建“人类经济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的重要一步，内在地包含着如何在国际社会解决现代多样性问题并真正实现多元现代性的价值导向。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社会科学战线》。⭕️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对编辑排版权负责，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本文编辑：DREAM ACTOR，如需转载，请注明“学术匠”和《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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