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像盛行的年代回归阅读
浪漫主义的根源
浪漫主义之前
浪漫主义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影响了十九、二十世纪其他历史转折运动，基于此重要性， 伯林对浪漫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浪漫主义不等同于浪漫情感，它是现代世界上最激进、最戏剧化也最令人颤抖的人类景象。
在《寻找一个定义》这一章节中，伯林提到浪漫主义兴起的几个说法，如史学层面源自英国，变革层面受影响于法国，而伯林认为德国是浪漫主义真正的起源。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司汤达、歌德、根茨、施莱格尔等人的看法各不相同，所呈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的特征自然也各不相同。因此，伯林认为给浪漫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非易事，它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是洛夫乔伊所言的诸多观念之间相互抵牾，也是乔治·博厄斯认为的由观念和词语引起混乱的最普遍也是最具误导性的错误。
浪漫主义本身是矛盾的集合体，想要精确定义浪漫主义就不得不进行历史溯源，要从“对启蒙运动的攻击”开始。启蒙运动不是一个大体上齐一的运动，但在大相径庭的看法之中思想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德在于知识”。启蒙主义相信理性，相信世界主义、普世性和普遍适用性。伯林指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英国哲学家休谟都对启蒙主义主张发起了攻击。孟德斯鸡强调土壤、气候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与启蒙主义倡导的世界存在客观、始终如一、永恒不灭、固定不变的实体的永恒模式相抵相触，并影响了后来浪漫主义特性中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尽管孟德斯鸠原则上没有打破启蒙主义的主张，但他判定了世界上没有永恒普适的东西。休谟的观点更具突破性，他提出“因果关系不是我们能直接感知到的”以及“我们无法用逻辑推导出对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感知”这两个命题，于此休谟瓦解了启蒙主义所坚持的必然的统一体这一主张。
伯林认为德国文化萎缩带来的德国民族自卑情结尤其是德国虔敬运动才是浪漫主义真正的根源，虔敬派受到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走向极端经院研究和灵魂内省。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产物成为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在这种语境中，约翰·格奥尔格·哈曼成为了第一个以最公开、最激烈、最彻底方式向启蒙主义宣战的人，哈曼认为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自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该被否定。
浪漫主义之中
受到哈曼观点影响，赫尔德发展出三个对浪漫主义具有深刻影响的观点——表白主义、归属以及真正的理想之间互不兼容。 赫尔德的思考具有革命性意义，因此伯林将赫尔德视为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赫尔德认为人的基本行为之一是表白，是有话要说。“艺术即表白、艺术即交流”的思想与十八世纪之前流行的“艺术作品的价值被认为是由它自身决定的”这一美学共识相悖。人需要表白，人创造了一切，也由此发生出赫尔德关于人的归属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每个⼈都在寻找⾃⼰可以归属的群体，也确实归属于某个群体。同时他也提出人类群体是按照类似植物或动物的方式逐渐成长的。这些观点体现了一定程度浪漫主义的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了历史主义、进化论等观点，对于十八世纪反理性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综上而言，赫尔德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奋斗，为了自己的归属、传统而奋斗。这种先进的浪漫主义观点对理性主义是一击重创，传达出了抵制整齐划一、和谐和理想互容性的强大能量。
在赫尔德之外，伯林将我们大家更熟悉的康德、席勒和费希特定义为拘谨的浪漫主义者。康德一面痛恨浪漫主义式的“狂想”一面又在其道德哲学中陶醉于人类自由的理念，强调人类自由意志的重要性。而席勒将自由意志的观点发挥到极致，他认为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比冲突。自然是本质性的、反复无常的、偶然为之的实体，而人类具有道德，能判断欲望与意志、责任与利益、正当与错误，并能采取相对应的行动。费希特认为“唯一能够达到完全自由的是某种大于人本身的东西，某种内在的东西”这种内在的东西是精神、是意志、是个体的思考，在这个层面费希特还认为个体是某种大于个体的东西。
尽管伯林将费希特归为拘谨的浪漫主义者，但施莱格尔认为包括费希特知识学在内的三个因素进一步从美学、道德、政治方面影响着浪漫主义，并将浪漫主义推至奔放的方向，另外两个因素是法国大革命和歌德的作品《威廉·迈斯特》。费希特“我愿故我在”的观点影响了浪漫主义之核心的象征主义，并促进了浪漫主义关于“深度”的讨论与思考。在此影响下的艺术家的思乡情结和妄想症都影响着他们别具风格的艺术创作。法国大革命辐射影响下，德国受伤的民族情感爆发催生了浪漫主义思潮和对民族意志的肯定。尽管歌德本人与浪漫主义并不同步，但在《威廉·迈斯特》中描述了一个天才的自我形成过程，由此传递出艺术作品不应该恪守规则、艺术作品的作用在于使我们自由的思想，艺术作品将人们从传统分类中解放。
浪漫主义之后
伯林以其清晰磅礴的讲演梳理了浪漫主义的发展，为我们呈现了浪漫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抗，浪漫主义强调的人和意志的重要性。伯林在最后提到了浪漫主义后续持久的影响，它根源于德国，又借助拜伦影响了十九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并持续影响着之后的存在主义等欧洲社会运动。我们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也是齐一传统的继承人，正如伯林所述“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后代”。伯林中肯地评价了浪漫主义的发展，其背后贯彻着浪漫主义的结局“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伯林既为浪漫主义正名，又没有忽视浪漫主义所遗留的内在缺陷——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企图把一种美学模式强加于现实生活，要求一切都遵循艺术的规律。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尽管其中的目的结果几乎全然相反，但这本身就反映了浪漫主义教义中人类行为之不可预测性。
浪漫主义所带来的各种想象与张力，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政治、历史、艺术等领域，伯林对浪漫主义运动的探寻不止旨在还原事件本身，也在借此回应后续时代的活动和现象，进而发生出珍惜与重申自由宽容传统的思考。伯林赋予浪漫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揭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起源，让后世的我们更加理解世界的多元与统一。
浪漫主义与电影
电影的诞生与发展时期与浪漫主义相隔甚远，但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创作方法流传至今浪漫主义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纵观欧洲先锋派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三次电影运动，它们都具有相似的“战后”时代背景。这类似于浪漫主义根源于德国受伤的民族意识，两次大战摧毁了社会安宁，人们对现实社会普遍失望，在电影中寻求心理安慰。在此背景下三次电影运动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革新。
欧洲先锋派电影以浪漫主义主要阵地法国和根源地德国的电影为主，进行了纯电影、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实验与实践。以《机械芭蕾》为代表的纯电影通过纯构图形状的匹配和节奏性剪辑的处理，将电影语言的创新与人之精神意志的表达融合。达达主义“破坏就是创造”的美学信条贯彻浪漫主义的反叛精神，正如浪漫主义对启蒙传统的挑战所示，艺术创作者需要创新、应当打破常规。超现实主义电影进一步发展无逻辑无理性美学，将浪漫主义所强调探索的梦境、心理、意识搬上银幕。弗洛伊德心理学部分源自浪漫主义精神核心，此时又成为了欧洲先锋派电影的部分精神源泉。“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和“还我普通人”体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艺术主张，它反对虚假臆造的表现手法，使电影尽量真实地表现或者再现现实，对庸俗喜剧片、白色电话片进行了反抗。 二战后长期制度僵化的社会造成了青年一代的幻想破灭，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世纪的痛苦”，同期诞生的法国新浪潮电影作品也在彷徨反思中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构理念。新浪潮电影偏爱表现回忆、遗忘、记忆、杜撰、想象、潜意识等精神活动，人的意志在新浪潮中不断被讨论。与此同时巴赞的场面调度理论强调长镜头、景深镜头对人物意志的表达。
中国电影发展中也不乏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实质或表现形式的作品。从《难夫难妻》对于包办婚姻的批判开始，中国电影就体现出对于苦难的反传统和批判性表达。左翼电影运动中田汉、孙瑜等人积极实践着浪漫主义精神的反叛性和自由性。《小玩意》中宁静安详的生活场面与动荡不安战乱时代形成反差，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建国后中国电影出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征，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浪漫主义中德国受伤的民族心理本质上都根源于战乱与灾难。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在主题、影像等不同层面打破中国电影时代性的常规，逐渐体现个性强烈的导演意识。
在思想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相对来说缺少浓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但作为浪漫主义核心的“人”与“意志”从未消失，这种理念渗透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探索式、坚持式的表达。我们仍能看到很多电影人尝试表达内心、宣扬个性。诚如浪漫主义持续影响所说，世界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不可预测性成为人类行为的重要特征，也反映在包括电影艺术在内的方方面面。浪漫主义在当今社会、在电影创作中也许更是一种渗透的文化，一种潜移默化、流传已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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