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毕业季，怀念那个包分配的年代？

文化职场 2022-06-10 08:01 陕西

人生逆袭这场大戏，终究是要自己来导演。起承转合处，处处皆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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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少僧多，今年是中国毕业生最难的一年。

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人，接近一个西安市的人口。与此同时，因为疫情影响、国际局势等原因，经济下行，能提供给年轻人的岗位急剧缩减。

曾经是就业大户的互联网平台，不断爆出裁员消息，要降本增效，一句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如果说过去很多毕业生还需要在考研、考公、上班、创业、出国等选项中挣扎，今年的选择可能只有两个：家里蹲或去送外卖。

△ 2020年的数据，今年只会更多

很多人因此怀念他们的前辈所处的年代，早期工作包分配，毕业了就是国家干部，后期市场经济崛起，大量公司会去校园校招……这一切现在都消失了。

但每一代的人有每一代的困境，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法。以下是几位大导演的故事，他们在毕业时也是一无所有，但最后凭才气和毅力突围出来，自编自导了人生剧本。

越是在绝望时，越是需要希望的支撑。

1981年的夏天，西安街头，一个长得有点像兵马俑的年轻人，想去买根油条吃。

摊前排了很长的队。他踮着脚向前望，不知啥时才能轮到自己。正好，卖油条的姑娘扫了眼这边，眼神对上了，他便指了指自己的胸前。

也真怪，姑娘看到后，便隔着几个人，主动把油条送到了他的手上。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张艺谋，胸前别的是一枚校徽，上面写着“北京电影学院”。当时他是摄影系的大三学生，回家来过暑假的。

原来，他并不是靠颜值征服了姑娘，而是靠校徽。那时候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物稀为贵，走到哪里都比别人高一头。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艺谋要毕业时，就吃不上西安的油条了。

那时大学生是国家“包养制”，上学不用交费用，毕业还分配工作，但是得按照统一计划来，让你去哪儿你就得去哪，不能自己选择。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张艺谋抱着一张地图，蹲在宿舍里看，盘算着自己可能去的地方。

△ 年轻时的小谋子

首先，留京是不可能了。分给北京的名额有10个，而摄影系光北京的生源就有15人，自然轮不上他。再说，他又不像导演系的陈凯歌和田壮壮那样是“艺二代”。

陈爸爸是北影厂的老导演，田妈妈是儿童电影厂的厂长，根本不用操心这些事，都给办好了。

对张艺谋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回原籍所在地西安。但西影厂只有1个名额，生源却有6人，竞争也很激烈。没有硬关系的他，也争取不上。

最后，他把目标锁定了湖南，那里有一个潇湘电影制片厂，地处中部，也是无数老革命家的故乡。要是能去这儿就不错了，他想着。

正在这时，消息传来，他被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不用谢。就着地图一看，是西南边一个偏远的角落，都到边疆了，张艺谋差点昏过去。

田壮壮比较仗义，两人在校经常一起打篮球，听说他要去广西，一下子急了，赶快回家找母亲帮忙。母亲便代表儿影厂向学校要一名摄影，但没有成功。张艺谋只好认命，悲壮地说：

哥们这一走，就可能回不来了，你们多保重，我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你们了。

同样被分配到广西的，还有美术系的何群。他是北京人，但留京名额有限，也没争取上。这种感觉比张艺谋还惨：

真他妈逗！没上大学还住在北京，上完大学倒充军十万八千里之外，一不小心就到了越南了。

电影厂有严格的升迁规矩，就像买油条一样，是要排队的。应届生进厂后先当“二助理”，两三年后升任“大助理”，再熬几年才能当副摄影。

也就是说，要成为一部片的正式摄影师，起码要十年八年时间。张艺谋毕业时32岁，按这个时间点，得到四十岁才能出头。

好在广西厂比较小，规矩也少，改革开放后一心想做出成绩，来个突破，所以很重视年轻人才。很快，哥几个便有了机会，自己捣鼓出一部电影，名叫《一个和八个》。

△ 道明哥主演

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能够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和八个》被称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张艺谋的名字挂在字幕上，前面写着“摄影师”。

此时，他那些分到好单位的同学，还在扛着机器，做助理呢。而且还是二助理。

就像那次买油条一样，他再次享受到了“插队”的福利。

人生嘛，就像毕业分配，第一份工作不一定就能决定一生。

02

张艺谋毕业三年之后，北京电影学院又迎来一批学生。

有个从武汉来的小伙子，长得胖墩墩的，并不算帅，但名字叫王小帅。他考上了导演系。

小帅上大二的1986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所谓改革，就是舍弃按计划安置的方法，实行双向选择制：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

现实的操作方法是，用人单位把名额给学校，学校找同学谈话，询问他们的意愿，然后再根据情况调整。学生有了一点表达愿望的机会，但并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

看起来情况变好了，其实比张艺谋那会儿还闹心。

以前没有选择权，只能听天由命，也就认了。现在有了一点选择机会，心中期望变大，但如果最终没有分到满意的单位，也就更失落。

1989年小帅毕业时，到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单位有三家，分别是八一厂、长影厂和福建厂。王小帅的成绩好，学分高，老师让他先挑。

按说，他应该挑八一厂的，毕竟是唯一在北京的单位呀。但是他却选择了福建厂。

因为，福建厂的厂长陈剑雨，是电影《红高粱》的编剧。

这时的张艺谋已经从“张摄”练级成“张导”了，他的这部处女作，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在国际上拿到的最大奖。

△ 《红高粱》的野合戏，惊世骇俗

一时间，张艺谋在母校火得一塌糊涂。荣耀也极大地振奋了学弟学妹们，都想着赶快拍片子，去拿奖。王小帅就是其中之一。

陈剑雨去学校和他谈了一次，说去厂里就能拍片。他高兴地收拾行李，准备坐火车南下。

计划赶不上变化。正要动身时，传来消息，陈剑雨被调走了，新的厂长是谁还没定。王小帅有些后悔，就没有去报到，滞留在北京。

学校回不去，他就在附近租房住，或者蹭同学的屋子：

总想多闻闻学校的味道。

但是，档案已经被移交到了福建厂，不可能再去别的单位。那时候还没有私营的影视公司，也没法找工作。游荡了两年，他觉得也不是个办法，只好认命，去了福建。

作为一个新人，没啥重要的事可干，也就帮忙打打杂，时间在无聊中度过。年纪轻轻的，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尤其喜欢铁观音。

有一天厂里开会，领导讲话时明确说，毕业生在五年内不可能拍戏。坐在台下的王小帅，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会开到一半，他偷偷溜了出来。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个包，锁上门就走了。

他又回到了北京，做了北漂。从此再没离开。

△ 王小帅和崔健在饭局上

之后，他自己筹钱，拍了部电影《冬春的日子》，讲的是画家刘小东和妻子喻红的那些事，在希腊一个小的电影节上获了奖。

当时的中国，只有几个国营制片厂有拍电影的资格，个人是不能拍片的，只能偷偷操作，所以被称为“地下电影”。

拍完《冬春的日子》以后，王小帅被福建厂给除名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丢了。

2000年，他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获得了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奖，和前辈张艺谋站到了同一个颁奖台上。

王小帅的产量和质量一直很稳定，他关注家庭的变迁、人物的成长、情感的关系，捕捉和展现平凡的生活。比如2019年颇受好评的《地久天长》。

一句话，他是在“雕刻时光”。

03

即使不上电影学院，也有机会拍电影，比如高群书。

他是河北正定县人，1982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对口的单位是报社。在校实习时，就去了本地的《建设日报》。

报社派他去采访一位学雷锋的人，他写了一篇稿子交上去。编辑看了说，挺好的，我给你改改。稿子第二天发出来，署的是他的名字，但是没有一句话是他写的，全给改成了宣传用语。

那时，高群书就对新闻失望了，从此不怎么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书。

他留着长发，爱写诗，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岑寂”：

我以前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不爱跟人交流，尤其讨厌说废话。

没事了，他就跑街上去看电影。河北大学在保定市，有七八家影院，他会从东边一路看到西边。

1985年的一天，他在影院中看到了《黄土地》。这部电影的导演虽然是陈凯歌，但最让人震撼的还是张艺谋的摄影，把他给看呆了：

进去一看，就傻了，那电影中人的状态，尤其是它的那种构图，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太喜欢了。

△ 即使不做导演，张艺谋也是中国最好的摄影师

第一次，他对电影萌生了敬意。

但毕业时，他并没有想到以后要做电影。学新闻的人，最好的单位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去这里必须是党员，而他是班上唯一没有写过入党申请的人。

还没开始就输了。

其次就是去电视台。那时候电视还不像今天这么火，买得起电视的家庭不多。因为长得壮，能扛机器，河北电视台要了他。

就在公布分配结果的头天晚上，班主任把他叫到家里，告诉他，有个石家庄本地的女生，说如果留不到石家庄，就要跳楼。

高群书很实在，没想到这是个陷阱题，回答说，老师您放心，我就算分不到河北电视台，肯定不会跳楼的。老师说，那就太好了。

结果，他被分到了广播电视局，一个行政单位，与新闻没半毛钱关系。

广电局有一项任务是查抄音像制品，比如那些从香港走私进来的录像带，看到了就会没收。所以，单位里有整屋子的带子。高群书闲了无事，一个个打开看。

有点像同一个时期，在纽约曼哈顿，一个叫昆汀•塔伦蒂诺的年轻人，利用在音像店当店员的机会，看了无数片子。

看多了，也就有了灵感。高群书借了五万块钱，自己拍了一部惊悚犯罪片，叫《蓝骷髅》。片子不上院线，走的是录像带的销售渠道，直接卖到录像厅里放。

结果，《蓝骷髅》成了当年最受欢迎的录像带。

△ 高导演，看起来像道上人

1994年，高群书干脆辞了职，来北京当北漂。有一次，一个台湾教授来北京做讲座，他跑去蹭课，觉得讲得真好。

上完课后，他去厕所撒尿，听到旁边几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抱怨说，讲的都是他们平时学过的，没啥意思。

高群书特别感慨，自己没有受过科班训练，才会听得那么认真，而他们有老师讲，怎么却没掌握呢？

他决定还是得自己干。

2000年，他拍摄了涉案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一开始就定了个目标：第一，要让最有文化的人喜欢看；第二，也要让最没文化的人喜欢看。

就不给丫中间的看。

结果还真成功了。成本不到100万元，卖了420万元。

这之后，他就在犯罪片的路上走下来。一部《征服》，捧红了孙红雷，“强哥”的名字成为一代热（cao）血（dan)青年的记忆。

△ 江湖上只有一个强哥

高群书拍的片，多以故事见长，人物形象出彩，比如《风声》《神探亨特张》，是中国少有的能驾驭商业类型片的导演。

而他给自己的目标是，做个巨匠，不要做大师：

大师都是手淫者，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满足自己。让对方满足，那是巨匠。

04

当高群书北漂的时候，在中国的另一座小城，山东济宁，一个叫郭帆的初中生，因为看了部电影，也立下“鸿浩之志”——做一个导演。

电影叫《终结者2》，施瓦辛格扮演的机器人，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他都把影片的海报，贴在自己的屋子里，作为激励：

我觉得那个片子从技术角度，从人性角度，从情怀角度上看，都是无与伦比的。

△ 不少人因为这部片喜欢上了摩托

1999年，郭帆参加高考的时候，本来想考北京电影学院，但是这一年北电在山东省压根不招生，最后只好去了海南大学，随大流读了法律专业。

这个跨度也太大了，但谁让你是山东人呢？提起山东的高考难度，含泪量是5个+，有诗为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鲁生之多艰。

虽然没去成影视中心北京，但他并没有放弃梦想，读大一的时候，就去借了摄像机，练习拍短片。

2003年毕业时，他没有按自己所学的专业那样，去找一份律师或者法务工作，而是应聘到了中国旅游卫视。

旅游卫视就在海南，前一年还叫“海南卫视”。考虑到当时中国省级卫视太多，经常好几个台播同一部电视剧，所以决定试试垂直内容。

郭帆在单位里负责节目的包装监制，能接触到拍摄工作，但毕竟不是真正的电影创作。

想走得更远，就要突破当下。2009年，郭帆选择了考研，最后被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录取。

“北伐”终于成功，实现了十年前高考时未尽的梦想。

像北电这样的学校，除了学习专业的知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能接触到很多兴趣相投的人，进入影视这个圈子。

这不，两年后，郭帆就拍摄了带有科幻色彩的处女作《李献计历险记》，获得了富川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 郭帆的眼神，稳重又有灵气

而真正让他成功的，是2014年的《同桌的你》，拿下了4.6亿元票房，是当年的票房黑马。因为这部片，他入选了新生代导演11人名单。其他的人有韩寒、郭敬明、邓超、陈思诚等。

央视还专门举办了一场“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晚会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韩寒和郭敬明的同台，也是媒体报道的标题焦点。

郭帆并不是主角，在接受采访时，他说，科幻片才是他最想拍的题材，并且会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当时，没多少人把他这句话当真。

2019年，他执导的《流浪地球》横空问世，口碑和票房双赢，开创了中国科幻片的元年。

同样在今年，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旅游卫视”，为响应经济特区的大战略，重新改回成了“海南卫视”。

而他的名字，从一个单位的普通员工，成了创造历史的人。就像《流浪地球》剧组的一个成员，看完片后自豪地说：

我拍了这部电影，可以吹一辈子牛X！

05

人生从没有白走的路。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如今的大学毕业季，早没有了工作分配之说，人人都是市场上的竞争者。行情好的时候，能有很多的机会，行情衰退，只有等待，甚至去干体力工作。

张艺谋、王小帅、高群书、郭帆这些人，毕业的时候，也都有自己的困惑，先是随遇而安，之后勇敢做出改变，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从他们的故事来看，第一步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后来还有无数步。

人生逆袭这场大戏，终究是要自己来导演。起承转合处，处处皆惊险，处处又美好。

就如张艺谋在《张艺谋的作业》这本书中所说：

我们老喜欢看辉煌绽放，它背后一定有漫长和不为人知的准备，准备过程中你未必知道哪个方向会有亮光......你以为在消遣时光，其实你在为未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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