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 王佳雯:财政政策的优化和储备

文摘   2024-09-11 07:3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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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核心观点财政储备政策包括:①地方专项债机制改革:其一,适度放松“自平衡”约束;其二,增加资金投向的“适配性”考量。②考虑在明年新增债务中继续增加一部分用于地方化债,提前批额度可以在四季度公告并进行申报。在投向领域方面,可更大力度支持地方对存量房地产或土地进行收储。③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相对于预算数,2024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缺口大概在8800亿元-15000亿元。在进一步加大国资上缴利润之外,不排除增发国债的可能。
今年以来财政收支矛盾拆解。今年前7个月,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现偏弱,且税收收入“顺周期性”放缓,非税收入占比提升,这主要是受地方盘活存量资产用来偿付债务的驱动。考虑到财政以收定支的特性,今年以来仍保持了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体现了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态度。财政支出端的韧性则体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以及考虑到地方承担主要的支出责任,中央对地方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以扩充地方财力。
财政政策已经进行的优化调整。收入端:一方面,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另一方面,改革税收体系,下沉非税收入管理权限。①优化共享税分配比例;②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以及开征“地方附加税”如果落地,预计将对地方政府每年税收收入贡献超过1.5万亿元。③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管理权限。
财政支出端优化投向,特别国债扩大支持范围。一是,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预计形成的设备投资体量可达4500亿元-6000亿元,按2023年数据计算,拉动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3.9-5.2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9-1.2个百分点。二是,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消费的拉动体量可达7500亿元-10000亿元,按2023年数据计算,可拉动全年消费增速1.5-2.1个百分点。
地方专项债增加对存量债务化解的支持。在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的过程中,考虑到地方化债进入攻坚阶段,增加了特殊专项债这一类别的债券用于支持存量债务化解。预计2025年可能考虑释放对部分区域投资的管控力度,更积极的变化可能会在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见到。
对财政储备政策的探讨。①地方专项债机制改革:其一,适度放松“自平衡”约束,比如可考虑采取新老划断的方式,或进行分类监管。其二,增加资金投向的“适配性”考量,提高资金和项目性质的匹配度。②以上的机制改革之外,更易落地的是加快对存量债务的化解,以及将专项债更多用于聚集“当下”矛盾。可考虑明年新增债务中继续增加一部分用于地方化债,提前批额度可以在四季度公告并进行申报。在投向领域方面,可更大力度支持地方对存量房地产或土地的收储。③测算结果显示,相对于预算数,2024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缺口大概在8800-15000亿元。在进一步加大国资上缴利润之外,不排除增发国债的可能。
风险提示:土地财政收入继续下滑,拖累地方财政表现。消费超预期转弱,拖累税收表现。地方化债进度不及预期。

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压力边际加大,叠加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及加快政策储备并适时推出,市场对推出积极宏观政策的预期上修。总量型政策中,比较明确被市场感知到的是货币宽松先行,7月22日即落地了一轮较为全面的降息操作,但实际上,财政政策也已经进行了优化调整。

本文通过拆解上半年财政收支矛盾,捋顺当下财政政策优化调整的逻辑,并提出对后续财政储备政策看点的展望。

央行借券,短期影响和长期意图

一、今年以来财政收支矛盾拆解

今年1-7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现偏弱,其中,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滑6.4%,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微增0.6%。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财政收入中,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今年前7个月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82%,而税收有着“顺周期”特征,在当前宏观形势下,税收增收压力较大:

一方面,在宏观经济偏弱的大背景下,工业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同比增速有所放缓,税收收入“内生性”的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呵护经济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其中一个措施为减税降费。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含退税)1.65万亿元,占同期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达到14.26%。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表现,但不利于税收“顺周期”特征的呈现。

地方本级税收收入表现好于中央,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央承担了较大的退税责任,而地方加快盘活存量资产,扩充了资源和土地相关税收的税源。从主要税种央地分成比例来看,

(1)主要共享税,国内增值税央地分成比例大约为50%:50%,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的央地分成比例大约为60%:40%。

(2)中央独享税包括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

(3)地方独享税主要与土地和自然资源有关,包括土地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环境保护税,而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分成比例超过95%,也可近似视为地方独享税。

进一步观察税收结构表现可知,今年1-7月份,主力税种中,仅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及国内消费税实现正增长,累计同比涨幅分别为1.8%、5.5%,而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累计同比下滑5.2%、5.4%、5.5%。

不难看出,今年实现正增长的两大税种均为中央独享税,但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却偏慢,可能的原因为中央承担了较多的减税退税责任。而地方在化债的大背景下,积极盘活存量资产,部分区域表态“砸锅卖铁”应对债务到期,增加了如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的征收。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7月份契税累计同比下降10.9%,反映的是商品房销售走弱,而房产税累计同比增长20.2%,这或与部分城市房产税征收范围的扩大有关。2011年1月,上海、重庆两地开始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房产税征收或按照房产原值一次性减除10%-30%后的余值计算,或参考房产租金收入作为计税依据。

由于今年房价和租金整体下滑,因此税基整体下降,那么房产税增长可能的解释为地方强化税收征管,以及地产政策优化之后,新释放的房票扩大了征收范围。比如,上海于2024年1月30日公告《关于优化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放开了非沪籍在外环外(崇明区除外)的限购;2024年5月27日公告的《上海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政策综合施策支持合理住房需求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进一步放宽非沪籍购买本市住房限制,取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数规定,支持多孩家庭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增购1套住房。

根据2011年1月公告的《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房产税征收对象包括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二套及以上的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住房。今年1月和5月两次政策调整,释放了符合条件的沪籍多套和非沪籍住房家庭的房票,扩充了房产税征收范围。

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的提升也值得关注。地方政府化解存量债务是当前财政的重要任务,今年可能的变化在于非重点省份也可参照重点省份的化债政策,债务重组和置换的范围也可能扩大。但由于目前政策依然着重于债务本金得到成功兑付,本金偿还有望得到政府债和银行资金的支持,但偿还利息的任务压力依然在地方政府。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多地发文表态要“砸锅卖铁”力保债务兑付。比如,重庆市璧山区是市场热议的开展“砸锅卖铁”化债的地方之一,而重庆市是12个重点化债省份之一。地方政府出台化债政策和市场化融资只能二选一,在此背景下,重庆需得加强盘活存量资产。

在收入放缓的情况下,今年以来财政支出维持一定强度。2024年1-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2.5%,其中中央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9.3%,地方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1.5%。
实际上,财政主要的支出责任在地方政府。主要的支出事项中:

(1)事权主要在中央的事项包括外交,中央承担接近100%;国防,中央承担超85%。

(2)其余支出事项主要责任在地方,比如文化传媒和教育,地方支出比例超过95%,社保就业、基建类(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主要支出责任也在地方。

(3)地方还承担了住房保障、金融监管、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事项的责任。其中,2020年-2022年,每年住房保障支出平均约为6600亿元。

整体看,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中,地方财政支出占比86.08%,中央财政支出占比13.92%。从趋势上看,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整体上行。

地方支出能力主要取决于地方的广义财力空间。从地方财政的表内部分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受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支撑,但近年来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乏力。表外的扩张力量主要来自城投平台,但今年以来城投债整体净偿还,带来配套的信贷撬动效应也在衰减。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力度较为依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预算数为10.2万亿元,比2023年执行数(同口径)下降0.9%。由于2024年起不再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而2022年和2023年平均每年安排6646亿元,因此基数效应小幅拖累了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增速。若剔除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以及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补助资金等一次性因素,则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数相对2023年执行数增长4.1%。

根据财政部的披露,截至2024年6月末,中央下达地方转移支付达8.99万亿元,占全年预算数的88%。此外,考虑到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已经于今年2月底前全部下达地方,大部分资金将于今年使用。整体来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起到了支撑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

根据《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表》,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专项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基建支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结构上来看,2024年,中央转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倾向于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支持基层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工作。

转移支付的结构倾向,部分解释了今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偏弱的原因。今年以来,狭义口径基建投资增速持续放缓,从1-2月份累计同比增速6.3%逐步下滑至1-7月份的4.9%。结合不同用途的财政支出增速来看,1-7月份用于交通运输的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仅为0.49%。但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表外资金来源中的城投债净融资额和潜在配套信贷资金均在萎缩。

一方面,2024年1-7月,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20.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22.3%。而年初制定的2024年预算中,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0.1%,当前的实际表现与预算安排有较大差距。

年初制定预算草案考虑到了土地财政的滑坡,安排了3.9万亿元地方专项债进行对冲,但地方专项债实际发行进度慢于历史同期。地方政府对专项债诉求偏弱的原因主要有三个:①地方以化债防风险为首要任务,投资意愿并不充足;②专项债投向有收益自平衡要求,制度约束无法大幅突破,违规使用专项债有被问责的负担;③增发国债和特别国债可以转移支付给地方,扩充地方综合财力(分母),有利于降低负债率指标,因此地方会优先争取这部分资金。

另一方面,城投债整体转为净偿还,今年1-8月份,城投债累计净偿还2417.83亿元,比去年同期净融资额减少1.19万亿元。相应地,其配套信贷资金的撬动力度也在收缩。

总结而言,今年前7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现偏弱,且税收收入“顺周期性”放缓,非税收入占比提升,这主要是受地方盘活存量资产用来偿付债务的驱动。考虑到财政以收定支的特性,今年以来仍保持了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体现了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态度。财政支出端的韧性体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以及考虑到地方承担主要的支出责任,中央对地方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以扩充地方财力。而结构性的矛盾在于防风险和促增长两个目标短期内难以兼得,但对此,财政政策已经进行了优化调整。

二、财政政策已经进行的优化调整

财政政策的优化调整依然可以从“收”和“支”两条线去理解。收入端,主要需考虑资金来源,今年需要重点思索的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如何分配;支出端,需要考虑的是资金用途。
收入端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及逆周期调节的需要,财政增收的难度较大,因此近期的政策调整侧重于改善中央对地方的收入分配机制,缓解从土地财政转型的阵痛。一方面,完善转移支付体系。2024年7月31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结合前文数据,2021年至2023年,可比口径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平均增速为6.4%,对补充地方财力起到重要作用。

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定向支援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以平衡区域间财力的差距,实现跨区域的资源调用,推进均衡发展。其使用不受到具体投向的约束,下级政府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而专项转移支付,下级政府需要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用途安排,一般倾向于投向中央和地方共享事权的领域。

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提升地方自主财力,而综合财力的提升,也有利于缓释地方的债务压力。而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重新划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并适当简化地方代行中央事权,也降低了增加配套资金的难度。

另一方面,改革税收体系,下沉非税收入管理权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并就健全预算制度等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具体包括:

①优化共享税分配比例。结合上文数据来看,主力税种中,国内消费税以及进口环节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中央独享税,后续财税改革的一个环节或为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给地方。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消费税改革预计能增加地方税收超7000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约6个百分点(详细测算过程请见2024年6月25日外发报告《消费税改革如何支持地方财政?——<财政洞悉>系列第四篇》)。

②拓展地方税源。研究开征“地方附加税”,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测算显示,“地方附加税”潜在规模超8000亿元。根据2022年数据,当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为5075.25亿元;2022年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6.54万亿元,按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2%计算,教育费附加(含地方)规模为3270.83亿元。依此计算,“地方附加税”规模将超8000亿元。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以及开征“地方附加税”如果落地,预计将对地方政府每年税收收入贡献超过1.5万亿元。

③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管理权限。7月份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表示“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管理。适当下沉管理权限,意味着未来地方政府在非税收入中的支配权更高,可强化非税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非税收入占比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原因为,部分非税收入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2019年1月1日起,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划转税务部门征收;2021年7月1日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从非税收入的结构变化来看,专项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权收入、罚没收入占比呈提升趋势,2022年,以上三个部分合计占非税收入比重达到73.77%,成为地方通过非税收入调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费附加原本是计入非税收入中的专项收入,未来将统一纳入地方附加税。

其他分项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占比逐步下降,主要体现的是涉企部分的费用征收下降,与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制止乱收费以减轻企业负担有关。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波动性较大,比如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比大幅增长116%。根据财政部披露,主要是中央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6100亿元,同比增加3600亿元;地方也采取国企上缴利润等方式,积极应对预算收支平衡压力。
财政支出端优化投向,特别国债扩大支持范围2024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下面简称《措施》),《措施》提到“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1)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措施》取消了“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门槛,有利于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落地。今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6%,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7.0%。根据测算,6月份单月新增设备工器具投资达到1.66万亿元,为历史最高,7月虽有所下降,但也超过了1.2万亿元。

根据《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安排148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这部分资金将撬动2-3倍的信贷,则形成的设备投资体量可达4500亿元-6000亿元,以2023年数据计算,可拉动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3.9-5.2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9-1.2个百分点。

(2)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根据《措施》,直接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自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对于汽车报废更新、家电产品以旧换新等领域,央地支出比例为9:1。2024年9月以来,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多地陆续落实相关政策。根据上海市发改委披露,上海本轮以旧换新政策,结合直接下达上海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及上海市安排的配套资金,统筹安排资金超过40亿元,考虑到补贴比例为15%-20%,则对消费的拉动体量可达200-267亿元。

全国范围内安排的1500亿元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以15%-20%的补贴比例计算,则对消费的拉动体量可达7500亿元-10000亿元,按2023年数据计算,则可拉动全年消费增速1.6-2.1个百分点。

地方专项债增加对存量债务化解的支持。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节奏慢于往年,核心原因在于化债的大背景下,地方投资动能受到抑制。相较而言,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先争取增发国债或特别国债资金,这部分资金可以形成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扩充地方综合财力(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税收返还+转移支付)。

而综合财力是计算地方债务率的分母,分子为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地方化债进度,最直观的度量指标为债务率,因此除了置换隐性债务来降低分子,争取转移支付以扩大分母也是一个选择。

在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的过程中,考虑到地方化债进入攻坚阶段,增加了特殊专项债这一类别的债券用于支持存量债务化解。去年开始,部分专项债没有披露“一案两书”,这一般被认为是“特殊”专项债,用于支持偿还债务。理由在于,“一案两书”是专项债发行过程中必备的材料,包括《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和《项目财务评价报告书》与《项目法律意见书》,通常会明确债券的募集资金数额以及将用于哪些具体项目,而“特殊”专项债并未做出明确披露,可能主要用于偿还存量债务。

考虑“特殊”专项债的发行主要用于解决存量债务,则支撑基建投资力度可能打折,但预计2025年起地方投资增长空间可能打开。从化债政策思路来看,去年主要是重点省份的攻坚,今年则是对非重点省份增加支持力度,涉及类别从隐性债务到金融类债务,并扩大到非标和“两非”债务。在此期间,允许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优化地方专项债投向。

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到,要兼顾“化债”和“发展”。这一表述意味着“化债”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去年开始,对于重点省份的投融资管理约束加强,主要为压降融资规模,并对投资项目实行停建、缓建的分级管控。随着地方偿债压力边际减轻,再融资环境好转,债务“防暴雷”任务达到一定进度。预计2025年可能会考虑释放对于部分区域投资管控力度,更积极的变化可能会在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见到。

三、对财政储备政策的探讨

地方专项债发行启动于2015年,近年来发行规模不断攀升。从实践经验来看,地方专项债在使用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投向领域范围不断扩大,但使用难度也在上升;其二,虽然专项债被允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最高提升至25%,但实际上撬动的杠杆水平并不高。

解决以上问题的思路,其一,适度放松“自平衡”约束,比如可考虑采取新老划断的方式,或进行分类监管。其二,增加资金投向的“适配性”考量,提高资金和项目性质的匹配度。

当前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大规模置换,就是试图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新老划断”,放松地方投资动能的约束。对存量专项债项目而言,可考虑以某个特定时间节点进行划分,对于存量项目的后续资金以及新开展项目的资金使用适用于新规则。

此外,地方投向多数带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项目,自身形成稳定现金流的难度较大。而新投向领域,在缺乏积累经验的情况下,未来收益的“确定性”也难以准确估计。因而,应对项目进行分类监管,匹配符合项目属性的资金。

以上机制改革之外,更易落地的是加快对存量债务的化解,以及将专项债更多用于聚集“当下”矛盾。如上文所述,化债政策不断优化,地方债务化解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化债”与“发展”两个目标在大部分时间是矛盾的,若核心诉求仍为后者,则有必要加快解决存量债务问题,比如考虑明年新增债务中继续增加一部分用于地方化债,提前批额度可以在四季度公告并进行申报。

在投向领域方面,可更大力度支持地方对存量房地产或土地收储。2024年1-9月份(截至9.8),地方专项债发行票面利率平均为2.29%,平均发行期限为16.33年,可以作为低息长久期资金匹配收储需求。而加快前期地方收储资产的盘活也有利于改善地方债务结构,即用低成本土储专项债置换出高成本城投债。

另外,对比2024年的财政预算数,以及往年时序进度,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偏慢,完成进度不及预期。测算结果显示,相对于预算数,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缺口大概在8800亿元-15000亿元。
情景一,2024年8-12月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度比照往年(2019-2023年)同期的平均,则8-12月份完成进度为35.47%,对应2024年全年完成进度为96.05%,较年初制定的预算存在资金缺口8849亿元;
情景二,2024年8-12月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度,在参考往年(2019-2023年)同期平均进度的基础上,将今年1-7月份相较于往年同期的偏离度按月份数进行折算,则8-12月份预计完成进度为32.72%,对应全年完成进度为93.29%,较年初制定的预算存在资金缺口15019亿元。

而从历年财政收入完成进度来看,节奏上的特征为“逐季递减”,这意味着仅依靠最后五个月“突击”完成全年预算安排可能存在压力。解决的方案一般包括从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及第三本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进行调入,或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历年的结余资金。

从2024年预算草案的安排来看,已经安排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2.09万亿元。而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第二本账调入的可能性很低,因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进度也不及预期。若全年仍有收入缺口,则在进一步加大国资上缴利润之外,不排除增发国债的可能。

四、风险提示

土地财政收入继续下滑,拖累地方财政表现。消费超预期转弱,拖累税收表现。地方化债进度不及预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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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东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董事总经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部金融人才库专家,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美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OECD经济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注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2023年10月参加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对经济工作建言献策。
赵格格
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6年宏观研究经验,聚焦实体经济、人口问题及中美关系。在《Economics Letters》、《中国金融》等发表文章多篇。对古代经济史、地缘政治博弈尤感兴趣,通过缜密推理,不断提升对社会运转本质的认知。
王佳雯

英国剑桥大学金融与经济学硕士。8年证券研究工作经验,专注货币政策和流动性,财政政策和地方债务,资产配置领域研究。在《中国货币》发表多篇文章。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经验,具备基本完善的宏观利率研究框架和视角。

刘星辰
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士、数量金融硕士,4年宏观研究经验,聚焦实体通胀、财政政策等主题。本硕期间均荣获国家奖学金,擅长通过底层数据挖掘、推演、论证宏观问题,在《中国金融》、《中国改革》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査惠俐
上海财经大学理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统计学硕士,曾获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学生、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等荣誉。聚焦资产配置方向,致力于从数据中挖掘潜在有价值的信息,定性与定量结合进行资产配置研究。
周欣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士,曾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毕业生、院优秀学位论文等荣誉。聚焦美国GDP拆分与预测、零售数据、非农数据,研判海外经济趋势,探究货币政策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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