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生有三境界，书法也有三重境界。言恭达先生在评价刘灿铭书法的《“无碍”的求索》一文中说：“我们经常说，书法三重境界，从‘写生’‘写意’到‘写心’，他到达了‘写心’的状态。‘写心’就是把自己对书法艺术的感悟通过写经这样一个特定的选题将它放大出来形成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就必须有一种回归生命的原始状态，纯净地思考与实践才能进入……”
王维《终南别业》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艺术源于生活，源于我们对生活、对社会的追问和探索，源于我们深入基层、走进群众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因此，于艺术家而言，最直接有效的创作素材就来自写生。一般来说，“写生”是指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绘的绘画方式。晚明画家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认为：“凡学画山水者，看真山真水极长学问，便脱时人笔下套子，便无作家俗气。”写生可以锻炼技法、收获素材，但写生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在于体验社会生活，以更广阔的视角直面现实生活、认识社会，以使我们的创作更好地把握时代的精神脉搏，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言恭达先生在《境界与品格》一文中认为：
学习书法一方面需要静坐冷板凳，下苦功夫，但另一方面还要广于游历，以增加见识、丰富生活阅历。即使是像怀素那样的大书法家，也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明公”。但怀素的前提是有过在“绿天庵”退笔如山的艰苦磨炼，在游历的过程当中，览胜于名山大川，探访于人文景观，问道于高人胜士，挥洒于故友新朋。古来文人墨客不仅注重“读万卷书”，也注重“行万里路”，胸中有灵府丘壑，下笔则“似得江山之助”。何况在游历当中，还可以拜访名师、结识同道，取他人之长补自家之短，何乐而不为也？作为书家，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孤陋寡闻，闭门造车，势必是行不通的。所谓“川人不出蜀，难成大器”，即言此也。齐白石一生若是久居老家湘潭，估计也是不会有今日之大名声的。
相对于画家来说，书法的写生就是“外师造化”“观物”。刘熙载《书概》云：“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学书最好的途径就是师古人、师自然。智永禅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朱珪曾读书十年不下楼，五十不娶妻；王宠在石湖读书习字二十年，非探亲不进城，等等，他们可以说是在书斋中通过读万卷书来师法古人。而像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得笔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神俊，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黄庭坚“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等则属于师法自然的写生了。苏轼对张旭等人通过写生得笔法一事是半信半疑的，自己无法有一个肯定的判断，他先是说：“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长史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可又说：“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这些前人通过“观物”得笔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通过行万里路的写生，把更多的自然物象和生活信息储存在记忆中，通过艺术通感转化大自然的表象，这样一来在创作中就会有充足的主观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做到意在笔先、意随笔动，写出来的字就会顺应自然，鲜活流转而生机郁勃。
蔡希综《法书论》云：“凡欲结构字体，未可虚发，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纵横有托，运用合度，可谓之书。”如此意象性的描述一方面是说结字的一笔一画皆类乎自然，从而可知自然美贯穿于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求书者多关注自然景物，从具体的事物形体、形态中得到启发，调动想象力，顺应自然之理进行书法艺术的创作。刘熙载《书概》云：“学书者有两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这是强调书法“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物”与“我”是古代哲学的命题，同时也是书法表现的审美指向。其中的“观物”，意在以自然万物为本；“类情”是把客体的“物”拟人化，以人的所思所想来通万物的情感。“观物”是“我”在参与，“观我”必然有“物”的因素，所以物我合一乃天人合一之境，这就要求书者不仅要提高书艺，更要提高道德修养。诚如陈丹青对写生的认识：“写生是重建与生活的联系，是磨炼技巧。它是一种立场和本分，是对传统之所以是传统的清晰确认，有如信仰。既涉及具体而微的手段，又指向无穷的可能性，写生，开放给无穷的观看，绝对感性、生猛，变化万千。”
《周易》云：“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说明“立象”可以“尽意”，从这一点来看，书法有着易理的哲学性，因为书法也是立象以尽意。书者通过汉字书写的艺术形象，可以寄托、表现自我的思想和情感。不只书法是“立象以尽意”，一切艺术都是“立象以尽意”的，但书法作为深入国人心灵的传统文化，是最能体现写意精神的艺术形式之一。
从扬雄的“书，心画也”、蔡邕的“书者，散也”、王僧虔的“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到张怀瓘的“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再到刘熙载的“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康有为的“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可以说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对书法抒情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作品是书者的精神产物，凝聚其功力、心血，同时也是其学识、修养、性情、气质等的体现。那么，不同的书者在书法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情感表达的差异性让书法艺术各美其美，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说：“放荡的人，说话放荡，写字亦放荡；拘谨的人，说话拘谨，写字亦拘谨，一点不能做作，不能勉强。旁的可假，字不可假；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笔迹，旁人无论如何模仿不来。”可以说，写意就是写我心、写我神、写个性，以追求更多的意趣韵味。
董逌《广川书跋》云：“及《郎官记》，则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严，则能出乎法度者至纵而不可拘矣！”他认为张旭能写出有个性、有我意的草书，正在于他能写出《郎官石柱记》这样严谨楷书的缘故，深谙“意”出于“法”。冯班《钝吟书要》云：“宋人作书，多取新意，然意须从本领中来。”所说的“本领”即学问与法度。可知，写意不等于随意，“意”必须出于法；个性也不是任性，书者的个性要与时代的共性、社会性相谐调，但不能跟风、从俗、重复，要有“花开不并百花丛”的艺术创新能力。
言恭达先生说：“有什么样的艺术心理素质，就会对应有与之相适应的什么样的作品风格品位。”书法的写意就是写心，写心就是作者自身综合素养的体现，因为“意美，以感心。心就是思想，古人认为思想要靠心，中国文字的意美影响到人的思想”。
古人论书，多兼其生平，毕竟“书如其人”。称书如“心画”，是因为书法是可以传心的。书者具备了“学、才、志”，自会充溢于书作之中，他人在欣赏时，虽然不能全部、正确地去认知对等传达出来的信息，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感知书者的某些特征，有助于对书法本体艺术及其内蕴精神的解读。周星莲《临池管见》称：“王右军、虞世南字体馨逸，举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即所谓喜气也。徐季海善用渴笔，世状其貌，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即所谓怒气也。褚登善、颜常山、柳谏议文章妙古今，忠义贯日月，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楮墨。欧阳父子险劲秀拔，鹰隼摩空，英俊之气咄咄逼人。李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坡老笔挟风涛，天真烂漫……”
书法是写字的艺术，也是书写人生的艺术。因此，言恭达先生特别强调书法的境界在于“写”，他认为书者可以通过写生、写意、写心三重层层递进，从而达到书法至美理想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