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 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一）
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笔立山头展望》最是一个好例——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
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的飞跑同轮船的鼓进（阅《新生》与《笔立山头展望》）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再看这一段供招——
“今天天气甚好，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个勇猛沉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漫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己融化在这个旁礴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我凭着车窗望着旋回飞舞着的自然，听着车轮鞑的进行调，痛快！痛快！…… ”
(《与宗白华书》《三叶集》)
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的这种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比之陶潜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一则极端之动，一则极端之静，静到——
“心远地自偏，”
隐遁遂成一个赘疣的手续了，——于是白居易可以高唱着——
“大隐隐朝市，”
苏轼也可以笑那——
“北山猿鹤漫移文”了。
（二）
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的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色了。《女神》中这种精神更了如指掌。只看《匪徒颂》里的一些。 ——
“一切……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那是何等激越的精神，直要骇得金脸的尊者在宝座上发抖了哦。《胜利的死》真是血与泪的结晶；拜伦，康沫尔的灵火又在我们的诗人的胸中烧着了！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我希望我们这阴莽莽的地球，在这一刹那间，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啊！这又是何等的疾愤！何等的悲哀！何等的沉痛！——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他悲壮的哀歌，
穹隆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的马克斯威尼早早救了！自由的战士，马克斯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 ”
（三）
《女神》的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有科学的成分也是无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了。略微举几个例——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序诗》)“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转，公转。”
（《金字塔》)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enemy的总量！”
(《天狗》)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的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炉中煤》)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胜利的死》）
至于这些句子像——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梅花树下醉歌》)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夜步十里松原》)
还有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doctor的口吻了。上举各例还不过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见于形式上的。至于那讴歌机械的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诗人的眼里，轮船的烟筒开着了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的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的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的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的飞跑同于“勇猛沉毅的少年”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的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同感情的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这种伎俩恐怕非一个以科学家兼诗人者不办。因为先要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跟他有了同情，然后才能驯服他于艺术的指挥之下。
（四）
科学的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像今日这样鲜明的。郭沫若的《晨安》便是这种cosmopolitanism的证据了。《匪徒颂》也有同样的原质，但不是那样明显。即如《女神》全集中所用的方言也就有四种了。他所称引的民族，有黄人，有白人，还有“有火一样的心肠”的黑奴。他所运用的地名散满于亚美欧非四大洲。原来这种在西洋文学里不算什么。但同我们的新文学比起来，才见得是个稀少的原质，同我们的旧文学比起来更不用讲是破天荒了。啊！诗人不肯限于国界，却要做世界的一员了；他遂喊道——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罢！” (《晨安》)
（五）
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的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的动作。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兴奋的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中国 。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凤凰涅槃》)
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但虽处的青年虽一样地富有眼泪，污浊，情炎，羞辱，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并不十分真切。只有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敌不住冲动，则抖擞起来，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太溺爱生活了，爱他的甜处，也爱他的辣处。他们决不肯脱逃，也不肯降服。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难怪个个中国青年读《女神》没有不椎膺顿足同《湘累》里的屈原同声叫道——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
流罢！流罢！我生命的泉水呀！你一流了出来，
好像把我全身的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
……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
啊！现代的青年是血与泪的青年，忏悔与奋兴的青年。《女神》是血与泪的诗，忏悔与奋兴的诗。田汉君在给《女神》之作者的信讲得对：“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但是丹穴山上的香木不只焚毁了诗人的旧形体，并连现时一切的青年的形骸都毁掉了。凤凰的涅槃是一切青年的涅槃。凤凰不是唱道？——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你便是你，
我便是我！”
奇怪得很，北社编的《新诗年选》偏取了《死的引诱》作《女神》的代表之一。他们非但不懂读诗，并且不会观人。《女神》的作者岂是那样软弱的消极者吗？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罢！”
（《序诗》）
假若《女神》里尽是《死的引诱》一类的东西，恐怕兄弟姊妹的心弦都被他割断，智光都被他扑灭了呢！
原来蹈恶犯罪是人之常情。人不怕有罪恶，只怕有罪恶而甘于罪恶，那便终古沉沦于死亡之渊里了。人类的价值在能忏悔，能革新。世界的文化也不过由这一点发生的。忏悔是美德中最美的，他是一切的光明的源头，他是尺蠖的灵魂渴求展伸的表象。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像是我灵魂儿的象征！
你自陷了泥涂，
你自会受人蹂躏。
唉，我的灵魂！
你快登上山顶！”
（《登临》）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注
1923年，闻一多为郭沫若诗集《女神》写过两篇评论文章，分别题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前者高度肯定郭沫若及《女神》的“新”。与“时代精神”的高度赞誉相比，“地方色彩”几乎是一边倒的尖锐批评，批评“《女神》不独形式上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两篇文章，一褒一贬，突出的是闻一多对新诗如何“新”又如何“本土化”的独到思考。他提出“今时”与“此地”并重的观点，强调“保存本地的色彩”和“吸收外洋诗的长处”相结合，在语言、文化审美、现实、哲学等多个层面追求中西融合，他后来提倡的“新格律”即是在语言方面的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