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武，男，宁夏同心人。博士，研究员。长期从事经济、文化研究，有著述多种。
又到青石嘴。
穿越六盘山，青石嘴是必经之地。从原州区出发，这里已是清水河河谷的起点和最南端，过开城梁，然后缓慢下潜，就到了这处山谷的凹地。
总会琢磨它交通地理的意义。青石嘴是那种东南西北穿越六盘山地、枢纽性的通道节点。由此向东南，过三关口，便与泾河河谷相接，从而抵达咸阳、西安；向东北，自乃河进入干流的茹河河谷，通向陇中及陕北高原；向西，进入葫芦河河谷，可以通往古秦州即今天的天水地区。
这里是通道的开篇和终点，像一篇美文中的叹号和句号。如若穿越漫长而曲折险狭的山道，它提示你对前方的艰难预做身心的准备，就像是下水前憋一口气好扎一个猛子。而对于北上的旅人，意味着攀山涉险的结束，在此歇足，舒一口气，拂去旅尘，整顿一下入城的衣角。六盘山呈东南——西北走向，东西两片弧形山脉，像是堆雕在大地上的一副楹联，中间的断裂带处有多个这样的道路节点，但似乎以青石嘴为最。不光是它交通四方，还在于它的宽阔在崇山峻岭中是难得一见的，这里能分布两个村落，承载起一个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枢纽，足可使你想象。
这次来青石嘴，不是做历史交通地理的考察，而是瞻仰红军青石嘴战斗纪念碑。纪念碑建在西侧的山梁上，由基座、碑身、骑马士兵雕像三部分组成，主体高19.35米，碑体两侧翼高10米，碑铭高7米，这几个数字串联起来，指示着一个日期：1935年10月7日。碑顶是红军战士手持大刀骑战马冲锋的雕塑。巧妙的设计中，记录的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1935年10月7日拂晓，红军将士准备从青石嘴东北向茹河河谷进发，去目的地陕北。登上六盘山峰顶，却突然发现了从南而来的约有两个连的敌军，原来是要向固原运送给养的辎重部队，此时刚到青石嘴，正准备休息用饭。红军趁其尚未发觉之际，迅速将其包围。此役完胜，几乎兵不血刃，除敌团长和少数敌军逃向开城外，俘虏骑兵一百多人，缴获十余辆车、弹药、被装和一百多匹战马。林彪的一纵队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梁兴初为连长，刘云彪为副连长。
又是马！在六盘山地、清水河畔，总是邂逅马的故事。
在改天换地的大时代里，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获得六盘山地的战马，往往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是走向强大并最终胜利的关键。我熟稔的故事，是安史之乱中大唐的太子李亨，在马嵬兵变、王朝命悬一线之际，得到清水河的数万匹战马，“军势稍振”，由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屈指行程二万”的红军，一支疲弱之师，也是在那样一个危难的时刻，得到战马，好像是伟人“今日长缨在手”的注脚，预示“何时缚住苍龙”已非无期的时间之问。马背上的连长梁兴初，后来如雷贯耳的“万岁军”军长，英姿勃发，意气冲天，正率领着他的马队出青石嘴，风驰电掣般向茹河河谷进发。早就听人说六盘山其形如龙，首伏宁夏，尾落陕甘，亦称“龙首山”，是龙兴之地，朝那湫渊是龙的故都……神游八荒，古往与今来，天意和人事，我出神地琢磨，陷入玄学般的回味。打算投资红色文化旅游的企业家，正在激动地介绍他雄心勃勃的投资规划，要建长征纪念馆、学教基地、游客中心、体验互动……
何妨搞一个骑兵纪念馆呢？我沉吟着，思绪在跳动：红军的骑兵，古今中外，欧亚大陆，重装骑兵，轻骑兵……
只是，我想象中理想的骑兵纪念馆并不在一座座水泥钢构的建筑中。一想到“千里飒然中”“每见流星想行迹”，美称多不胜数如飞黄、绝地、追风的马，会被做成标本置放在硬冷的水泥地上，或变成一张张图片束缚静止在展墙展板，就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宁肯寻找和仰望一处废墟。那里可能是一处山冈，绿茵如织，碧空如洗，坐定，耳听八面来风，极目天远地阔，万马奔腾，鞭子在风中抽过……
六盘山地、清水河流域，战马的嘶鸣穿越历史长空。如今虽归于寂然，但如斧声烛影，马的灵魂会不经意地萤光一闪。出身于语言学，我时常敏感和惊异于那些粗朴的地名，隐含着那么多马的讯息：山川河流、乡镇村落，往往以马为名，如白马山、饮马河、马建（圈）乡、大马庄村。原州区的张易镇，密集地分布着马场台、东马场村、马台、凉马台等多个村庄。海原县的李俊镇有马儿山、马圈、马套；稍北的九彩乡，七个村中有三个村分别名为马套、马湾、马圈。有意思的是过原州区张易镇，西行入西吉县境马莲河流域，听到一个叫“马其沟”的地名，从字面不得解意，原来，“马其”是“马蹄”的意思，因地貌形似马蹄得名，当地方言中其、蹄不分，所以才讹写为“马其”。而如白马庙村，显然与祈求战马健康的马神庙有关。丰富的马地名，好像可以绘制出一张马的语言地图。
而且，很难抑制那种好古以求的冲动。
比如张易镇，宋代文献中是叫“张义”的，置于宋熙宁五年（1072），属泾原路镇戎军（治所在今原州区）的一个堡寨，那个时候就已经叫作“新堡”。它的南边一里处还有一处旧堡，“三面临崖，皆不受敌”，易守难攻，不知建于什么时候。有鉴于此，镇戎军的长官张守约建议修葺旧堡，将仓库、草场、兵马、办公场所移置其中。张易镇东北不远处的开城，就是著名的安西王府遗址，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此屯兵，蒙古军的铁骑驰骋如流水，马背上的民族一定不放弃张易这样良好的牧地。而据《嘉靖固原州志》载，张易堡在明代是固原卫下属的一个堡子，不属固原州管辖：州属与卫属的军政分野，显示它是卫所制度下军管的一个养马基地。到了清代，这里又是提标前营游击马场。
我曾沿着固原至将台堡的县道，一路向西南到张易镇探访。从原州区出发，在清水河河谷的台地行进一小段路程，入叠叠沟，就突兀地进入六盘山的腹地，从高原入高山，原来是无需做任何预备的。翠岭排空，天连云树。山连着山，山头如“品”字形排列，车行沟道，似乎是汽车驾照的钻杆考试，稍快就感觉要与山撞个满怀。得益于这些年来的生态建设，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终于又见淙淙溪流。出叠叠沟到张易镇，风景又是一变，这里已进入大山深处，地势平缓，湿润凉爽，更难得的是有良好的水源地，方志材料中描述的“浸滴成潭”“激湍清冽”的西海子就在这里。水草资源、气候特征、地势条件，真是天造地设，不可多得的养马、驯马的好地方！难怪历朝历代，即便是马政衰落时期，张易的养马都不曾缺席。登高远望，看到缓坡地都已开垦，不时有行人驻足拍摄梯田美景，想到明代三边总督张珩的诗句：“兴武营西清水河，牧童横笛夕阳过。逢人便道今年好，战马闲嘶绿草坡。”总督的气魄就是大，挥鞭一指，自兴武营（在今盐池县高沙窝乡境内）直到清水河，从鄂尔多斯台地到黄土高原。只是昔年的绿草坡早已成为农耕的阡陌，不见茵茵绿草，也不会再听见战马的闲嘶，心下黯然，莫名其妙有一些惆怅。
海原县纷多的马地名，必定与朱元璋之子楚王的牧马地有关。明代嘉靖及万历时期修纂的两种《固原州志》都记载，今海原县城及西安镇是“楚府牧马地”。《明实录》曾记载，景泰二年（1451）楚府的牧军子弟就有二千多人。西安镇处于天都山下，稍稍前溯，就知道这里曾是西夏人的避暑行宫，文献记载，他们在此狩猎，以猎物的鲜肉佐酒，放歌豪饮。想想这样的一种画面，真真生猛。
我这次来固原，专程去看著名的养马城（大营城），遗址在固原市原州区西边的中和乡庙湾村，距原州市区约五公里，有月城，面积达十五万平方米，是宁夏目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明代的甘州群牧千户所，置建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四月，是朱元璋第十四子肃王的牧地。现在还流行一个说法：先有大营城，后有固原城，可见其规模和影响非同一般。据方志资料，当时的城堡“城高二丈五尺，周三里七分，东南北三门”。作为甘州群牧千户所的这处城堡，也许是建在前代已有堡寨的基础上，但说法不一。
清水河河谷以北同心县有一个村落叫“胡麻旗”，是杨姓居民认祖归宗的地方。胡麻，是一种油料作物，也是当地的特产，胡麻而又称为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翻检史料，原来“胡麻旗”是“户马旗”的讹写。从《明史·兵志》的记载可知，户马指的是民牧，即民养官马，“编户养马，收以公厩，放以牧地，居则课驹，征伐则师行马从”。而“旗”则是明代卫所建制中最小的军事单位。封建社会以户为单位管理人民，所谓“编户齐民”。遥想当年，这些人被编为养马户，和平时期为朝廷养马，一有战事还要跟随大军东征西讨，他们的后人应该都有些赳赳武夫的气质吧？但《皇朝马政纪》等史料中说，这种户马的方式是在洪武至永乐初年实行于南北直隶的，如何出现在固原卫？
确实，地名中隐藏的讯息太丰富了。历史层层叠压累积，任你使尽浑身解数，抽丝剥茧，时间的老人也会拈须莞尔。如果只是切开一个剖面，一言定谳，必定贻笑大方。
信史茫茫，如今要选择一处时间清晰的废墟来追溯和怀念，都不容易。
清水河流域一些被称为“营”的地名引起我的注意。沿着原州市区北上，不过二十来公里，就到头营镇，一直向北，依次分布着头营、二营、三营以至于七营、八营，一字儿排开。翻阅有关资料，原来这些地名来源于明代马政，是开城苑管理的八个马营。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王朝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马的作用：“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明代重视养马，建立了一套相对独立、分工明确的马政机构，适用于西北地区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以及盐课司等四套系统。其中，苑马寺主要负责官马的牧养孳生，苑马寺下设监、苑，是国家划定的国有牧场，而“营”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当时的固原，是西北最大的军马基地，密集布置着马苑，还有朱元璋所封诸王的牧地。这八个马营为开城苑所管辖，而作为管理机构的开城苑就设在头营内。
头营至八营的建设者是杨一清（1454—1530）。弘治十五年（1502），杨一清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身份督理陕西马政。我留心阅读过杨一清的《关中奏议》，了解了一下他当时建设马营的初衷。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
解决军士住处。苑马寺大多没有修建衙门、城堡，个别有城堡但也年久坍塌，且均无马厩，马政工作人员住处促狭，多是赁屋而居或者住在窑洞里——杨一清在奏折里有时候把窑洞称为“穴”——对本地人来说，他们穴居习以为常，但外来的军士是不习惯的，为此随到随逃。
解决马匹冻饿损伤。官马昼夜在野，春夏之时牧放固然没有问题，但冬寒时山野之中草枯水冻，加之风雪侵凌，马匹冻饿损伤时有发生。建设马营后，“及冬春寒冻时月，俱收入城堡喂养”。
防止外寇抢掠。比如，弘治十四年（1501），官养马、骡因无处收避，被抢去三千九百六十二匹。建设马营后，“春夏时月如无声息，官马听其在野牧放，一有烽火传报，即便收掣回营”。同时，敌人知道我们有保障、有防守，也就不敢生垂涎之意。
职此之故，建设马营城堡为当务之急。杨一清总结道：“筑城堡则人马有所保障，置马厩则马匹不至横伤，修营房则贫军有所依栖，建公衙则牧官可修职业。”
杨一清具体规划了城堡的规制，量其大小，各修城门一二座，城上修垛墙、更铺、城壕，城内修建营房、马厩，多者数百间，少者百十间。关于这八营马房：头营、二营、八营旧有城堡狭小，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头营向东拓展二百三十六丈，二营向南拓展二百九十五丈，八营向南拓展一百六十丈。三营旧有城堡被河水冲浸，不堪安插人马，在本城以西另创新营。四营、六营、七营旧有城堡年久坍塌，俱修葺一新；五营原无城堡，在庙儿平创建新城。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此，动用了本地军营的军夫及其子弟家属，调集了附近各军卫的军民人夫，从平凉府的华亭县及巩昌府漳县采打和运输木材。该年正值地方歉收，人民缺食，只要给予灾民吃食，就可以采打木材和进行运输，这是“公私两便”的事。自古“凶年兴大役、成大功”，正是如此啊！这个办法颇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以工代赈”。
关于资金筹措，杨一清看来颇有“经济”之才。除了向中央财政积极申请资金，他建议另辟财源，将陕西都司所属府、卫、州、县大小问刑衙门自弘治十七年（1504）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止，囚犯的赎罪银、赃款、罚银统统追缴，支付雇人采打木植、烧造砖瓦、运输等项费用。
据历史资料记载，杨一清共修建城堡十九处，衙门、仓廒、马厩、屋宇四千二百间，工程两年完成。当然，清水河流域的城堡和马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杨一清惨淡经营马政三年，成就斐然，牧马达到三万多匹。同时，“城堡相望，苑厩罗列”，城堡之间用边墙连接，防御的军事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对此，他十分欣慰，曾登上兴武营的城楼赋诗一首：
后人对于杨一清整顿马政给予很高的评价。从马匹数量的增长方面来看确实如此。但我似乎感到一点不安：他十分重视牧马数量的增加，而对马匹饲养包括优质饲料饲草的配置，饲养技术、医马技艺的提高，略无道及。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也许游牧民族对马的牧养可以提供参照，如蒙古族，他们随着季节变换选择牧场，进行游牧，春季选择能够避风、较早吃上绿草的牧场，夏季选择凉爽的山坡，秋季选择较远的优良牧场，冬季选择较近的牧场。至于驯马的方法则主要是一种包括拴吊、吊汗、奔跑相结合的“吊马法”。而杨一清的养马设计，几乎变成舍饲喂养，与通常的农地畜牧业大体无差，何况各色人等也并无畜养军马的职业技术常识，这会培育出一匹匹驰骋纵横、能征善战的马吗？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此。
弘治十八年（1505）杨一清离任，正德五年（1510）又第二次出任三边总制。令他十分吃惊的是，仅仅过了短短五年时间，马政事业迅速衰颓，他所付出的心血很快付诸东流。到达陕西时，牧军们跪立在道路两旁哭诉：自从大人您离开以后，我们疲于应付各种劳役，支应各种科取，不能牧马。马死，鞭打得体无完肤，牧军差不多一半人都逃亡了，留在本地的也是活不下去啊！哭声震原野。
如果说这就是典型的“人亡政息”，但遽速如此，还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
我曾反复阅读杨一清的《关中奏议》，想从其中找到答案。他似乎更侧重于吏治的整顿、牧军的勾补、马匹的增置，而对于这种亦兵亦农的制度设计缺乏应有的思考。
牧军们半耕半牧，虽属军事化管理，但他们开荒种地，疲于应付各类力役，支应各种科取，职业更像承担苛捐杂税、徭役的农民，牧马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为业余。可见，一支军队如果兼及经商、务农，便不能抑制开草场为农地、务副业而逐利的冲动，这种冲动既来源于自身，更可能来源于各级官僚机构的催科。如此，必然会本末倒置、反末为本。但杨一清始终考虑的是吏治问题，下车伊始的第一份奏折中即指出，牧事顿废的原因“非法之过，乃人之罪”，认为“政之兴废，存乎其人，得人则兴，失人则废”。在整顿马政的过程中，杨一清曾屡陈时弊，痛斥以陕西苑马寺卿李克恭、灵武监监正李谦等一干人，“视牧马为虚文，以科敛为能事”。人们有一种印象，即经杨一清整顿之后，这种情况一定大为改观。但在《明实录》中，正德十一年（1516）兵部即奏议，陕西苑马寺牧马草场被甘州、固原的军民侵占耕种，监苑的官员不去查考，而卫、所、州、县官又故意放纵，因此“马政日废”。杨一清离任不过十年光景，兵部的奏议就使用了“日废”这种每况愈下的形容词，使人惊讶！杨一清整顿马政时立下宏愿，不出十年，牧马达到几十万匹，现实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从后来的情况看，每次整顿马政，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草场侵占、牧军逃亡，吏治的整顿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这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就不单是各级官吏的道德滑坡所致。制度缺陷，恐怕是明代马政迭经整顿而屡屡败坏的原因。
万历元年（1573），出任三边总督的石茂华（1522—1583）途经八营牧马苑时，作诗《防秋过八营牧尔苑》：
不过表达出诗作者壮心不已的豪情而已。实际的情况是，自杨一清之后，明代的养马业在数量上再也没有达到过杨一清时的水平，只不过苟延残喘，勉强维持而已。
万历四十三年（1615），陕西茶马御史黄彦士上疏建议，干脆废除监苑，将军事机构划归民政，变牧地为民田，并列举十个方面的好处，主要观点如：养马不如买马，农业收入完全可以支付这笔购买的费用；土地归于农民，可以永守其业；牧军成为职业军人，专司戍守。从经济角度考量，黄彦士所言不无道理，但军马养殖事关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兹事体大，黄彦士考虑问题的格局太小，缺乏战略眼光。内阁官员阅后没有上报，一定也是基于这种考量。从另一方面看，黄彦士的建议恐怕也是基于牧地大多已经被开垦为农地的现实吧。
种豆得瓜，种瓜得豆。堡营的建设却是城镇的兴起。也许在杨一清的建堡理念中，一开始就隐含着城镇建设的规划，所谓“开立街市以通贸易，种植树株以供荫息”，其中已经考虑到了城市商业、人员休息等因素。
堡寨的修筑奠定了城镇的基础设施。杨一清之前的三边总制如秦纮就修建过豫旺、石峡口、双峰台三城，杨一清修筑城堡更多，在他之后，堡寨的修筑一直也未曾停止。万历时期，明朝廷修边筑堡，这使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顺义王俺答汗十分纳闷：双方已经议和，你们为何大建边墙堡寨？兵部左侍郎、山西总督郑洛的回答最为机巧：咱两家各有各的边界，就像我们中国人，兄弟分家，也要打个院墙。你我虽然通好，也保不准你们的人逃亡到我这边来，我这边也难免有恶少跑到你们那边偷马。所以，修边筑堡也是为你们好啊！俺答汗对这一番说辞感到满意，于是约束其部众，配合明廷修堡。史载，宁夏的许多堡寨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修建的。
作为城镇兴起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积聚。为了解决养马的军夫的问题，杨一清广泛招募人员，“军余”、流民都在招募之例。这些人到来以后，给予他们草场和土地，开荒种地，领养官马。其直接的结果是农事大举，商业发展，官营军事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兴起。
头营到三营，或为镇或为村，都从马营演变而来。放宽视野看，如今清水河流域的城市、村镇，大多都能找到养马建堡的影子，甚至固原城都是由苑马寺奏请重修的。城镇如棋，仿佛是马政的废墟上开出的鲜花。我曾寻访八个马营的遗址，残垣断壁，孤独地矗立在农耕的阡陌中。到清水河西部的三营镇，想到这就是由杨一清所创的“新营”发展而来。在镇北发现一个叫“城背后”的村子，直觉上，这质朴的村名隐含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翻检方志材料，发现明代固原州设十个地方行政组织“里”，如“在城里、东山里、南川里、石仁里、新兴里、榆林里、固原里、底堡里、彭阳里、新增里”，这些名称大多不加雕饰，带着浓浓的俚俗气息。“在城里”，类似于城关镇。既然有“在城”，也就有“城背后”了。当年，什么人会住在城里？又是什么人住在城背后？我揣测，“正军”及其官民手工业生产者、坐地行商的商人大概会住在城里，而住在城背后的，可能是招募而来养马的“军余”“恩军”。
人们都会有“我从哪里来”的追溯，不是基于柏拉图的哲学之问，而是对故乡故土的怀念。明代实行常备军建军制度的卫所制，“移民戍边”，从内地迁徙了大量人口。世所公认，明代是内地人口向边塞大迁徙的时代。但只有少数一定级别的军官，能从“卫所选簿”等资料中查到他们的籍贯。至于城背后，都是穷苦的百姓，史书上不会留下他们的踪迹。我只是从零星的记载中，大体推测他们祖籍何地。
——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司法机关的问拟人犯。杨一清说，按照永乐年间有关犯人充军的旧例，依律发配到边卫。
——逃往各苑潜住谋生的流民。杨一清认为，这些人不当差役，不受官府约束，搞不好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但他们耐贫寒，习畜牧，招募来作牧军，既可消除隐患，又可充实牧军队伍。因此出台一条政策：凡是逃亡来到本地潜住的百姓，论法应该问罪，现在允许其赴官自首，免予治罪，编入各苑籍册，量其人丁多寡，给予草场土地，领养官马，如此，则“公法私情，似为两便”。据说，这个告示一贴出，闻讯前来投军者络绎不绝。
——王府中为奴的百姓。杨一清对郡王、将军、中尉各府的家人进行了清查，凡超过法定人数以外的，一律“捉拿到官，审问明白，编发监苑”。
—— 一般平民。据载，嘉靖时固原州、平虏诸所和白马城堡等地招募人口时，“应募而入籍者，宁夏之人十则八九”。这条资料让我有点儿哑然失笑：今天，银川人和固原人有山川之别，操着不同的方言，原来许多人有着共同的祖籍。
当然，以上所述，也只是招募而来的牧军。至于因从事贸易等其他原因落居城里和城背后的，也大有人在，但无从查考。在清水河流域，他们远离故土，身负罪责，是第一批最重要的垦荒者，该区域农牧兼营、以牧为主的生产结构正好在他们手中翻转。从那个时代开始，土地大量得到开发，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产业。也许，这符合太祖朱元璋的理念——史家公认，在明清的皇帝中，朱元璋、乾隆皇帝是最坚定的农耕文明维护者。
旷土尽辟，桑田满野，马散边城月。1641年八月，其时为风雨飘摇的崇祯十四年，距离他在煤山自缢而死不到三年，陕西巡抚陈百羽的一份奏折中提到，开城苑，这个领有八营马房，“草场宽阔，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可牧马万匹的上苑，现存只有区区二十六匹马；而“草场逼窄”、可牧千匹的下苑——黑水苑，更是只有可怜的七匹马。马政的衰落，是一种制度的失败，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失败。
如今，在清水河流域，不经意间，往往会发现一处马的废墟。苍天作证，大地有痕，侧耳历史的深处，会听到一种激荡的回声，云锦成群，蹄践霜雪，萧萧班马鸣，仿佛作别的仪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