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天地】《沙坡头》2024年第5期香山评论：数字媒介时代中卫文学的可能性

文摘 2024-11-22 10:03 宁夏

作

者

简

介

邹缠，男，甘肃环县人，中卫市文联干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研究等。在《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学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剑南文学》《青年文学家》等刊文多篇。

数字媒介时代，随着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改变，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很多变化，电子书、音频文学、视频文学等多种形式重组的新型文学，冲击了人的感知方式，在可听、可视、可感、可互动的综合体验中，人们逐渐从纸质媒介转向了碎片化的数字媒介，通过留言、弹幕、点赞等多种互动方式参与到了文学传播，甚至文学创作之中。加之全媒体时代，作家的门槛变低了，不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沉浸于这种取消了写作难度、思想难度、阅读难度、体验难度、评价尺度的大众狂欢和无尽的消耗之中，创作者和鉴赏者的矛盾越演越烈，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也趋于模糊，却又相互转化，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偏安一隅，任由各种快餐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业态文学冲击，而这种碎片化、影像化、短暂性的快感文学消解了经典文学的严肃性，又重新塑造了新的文学审美样式。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学终结论”。当然，米勒的观点并非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的同解——“文学死亡”，相反，他们都在深刻思考文学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传统文学刊物被定义为刊载文学作品的平台，成为传播主流文学价值观的首属媒介，唯有文学刊物这一种媒介，延伸了作家和读者的联系，搭建了文学传播的路径，也是传统文学刊物存在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而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新型文学逐渐消弱了传统文学刊物的价值意义，重新整合了文学刊物的媒介属性。2023年京东世界读书日调研：54.8%的人表示，还是喜欢纸质书。36.3%的成年国民通过听书的方式阅读，听书和视频讲书越来越受欢迎，这种态势正在逆变，当然，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人的延伸，”但媒介的发展不能奴役了人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堕落”的“鸦片”。所以说，数字媒介时代传统文学刊物依旧帮助读者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属于文学价值的那部分，引导、培育、扶植更多读者在审美观念、文体规范、文学传承等方面发挥作用。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的风貌。为适应数字媒介时代文学发展，推动文学引导人们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主流文学审美靠拢，《沙坡头》在办刊过程中不仅注重新锐作家、本土作家的培养，更注重提高刊物的质量，通过大幅改版，增设栏目，组织召开办刊工作座谈会、本土文学创作座谈会、“新山乡巨变”文学创作交流会，以及向区内名家约稿、主题征文等多种形式，集思广益，探索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期评论重点围绕三个方面探讨数字媒介时代中卫文学的可能性。一是乡土文学书写的“在地性”。中卫作家能够把沙漠、黄河、枸杞、星空、防沙治沙等得天独厚的禀赋资源与文旅优势结合起来，展现诗意的塞上风情和复杂的人性，隐含深沉的历史感，传达出对家园的价值观念和生存哲学，表达对心灵栖息之地的守护和对生存环境的观照。二是文学镜像呈现的“时代性”。文学作品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镜像，也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文学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呈现社会历史发展、反映时代特征、思想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方面犹如透过时代光镜的影像，折射出作者与时代交涉的多重内涵，比如乡村振兴、发展变迁等时代特征。三是多元主题书写的“开放性”。新时代文学不是小圈子文学，而是不断敞开的文学。从本期看，《沙坡头》呈现出主题多，范围广的特点，凸显了作者群体的多元化和主题选择的多样性，反映作家对时代变迁敏感，对于时代脉搏有触感。

乡土文学书写的“在地性”。“在地性”是说作家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家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的行为。山药蛋派、白洋淀派、京味、海派作家等有地域特征的作家群体启示下，地方性书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张明在《浅谈地域文学的优势和局限》中认为：“地域文学的优势之四是文学写作的捷径。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是最理想最方便的创作捷径，生活里耳濡目染，情不自禁，信手拈来。” 作为一种情感寄托，又对土地的眷恋，催生出一种共同意识——书写本土的根脉和神韵。地域文学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有蕴藏在民风民情中的地域风格。纵然作家身在异乡，深受其他文化的滋养，也会天然书写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比如作家阿舍出生新疆，生活在宁夏，她的《阿娜河畔》却是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戍边史和屯垦史的书写。地域文学的书写是集合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等多方位的在地性叙事，这种书写方式兴起于上世纪末，21世纪后有所降温，但作为散文书写形式已保留下来。这种历史性散文书写方式既能够回望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够在文化古迹和文化名人等历史中寻找慰藉，这是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困惑，是一种历史镜像，观照了现代和传统。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身体而却并没有身体的地方，我们就会说，那儿有一个精神”，而历史性散文就承担起了这样的职能，大到国家叙事，小到个人抒怀，意义在于“那儿有一个精神”。

散文《沙坡头》是将历史文本和自我感悟连缀的叙事方法进行呈现的，既是对沙坡头历史、地域文化的叙述，也是“在地性”的书写。这种以亲历者的视觉进行现场叙事，将历史、感悟和想象连缀在一起，强化了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又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现场和逻辑链条。站在当下去看长流水、一碗泉考古发掘的“石斧、石磨盘、石磨棒、圆刮器、打制小石片、骨珠、浅灰色石环等石器”等都是远古人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延续。文学书写历史，夹杂了作家个人的情感，而散文又介乎于诗歌和小说之间，是一种独白的艺术，叙述成了它的主体，于是，作家在叙述过程中想象莫家楼昔日的辉煌，他并没有自己去想象，而引用史料进行论证：“据史料记载，‘当时莫家楼每天有上千峰骆驼进出，从北面的腾格里沙漠到莫家楼一路绵延数十里……中卫城里有的，莫家楼都能买到；中卫城里没有的，莫家楼也有。”这种“自我想象+历史的叙事”增加了文章的可信性。而这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驾驭历史文献和叙述个人感受两者平衡不足，使得叙述稍显啰嗦、凌乱。

《红杞故乡梦（六章）》用散文诗的形式赞美了枸杞，文字舒婉机智富有诗意，章节之间独立而相互联系，词藻优美，文采斐然。而以女性视觉更显细腻，彰显出诗人对枸杞独特而又丰富的感情，正所谓“只有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才能发现到，只有异常敏锐的心灵才能捕捉到。”每一字、每一词既有对细节的体悟，又处处弥漫着对这一道地珍品的赞颂。诗人试图把它放在历史中去审视，又试图借用语言去描摹，但总显得语言表达得不能够尽兴。细读“红枸杞，此时你眼里的清辉像月亮一样清洁，共担风雨的日子，曾为彩虹执镜……将是人生路上最炫目的灯，照着前世，也照来生。”诗人赋予枸杞人的情感后，既是有“雄性的男子”，又有“为彩虹执镜的灵性”，所有的情感奔涌而出，不可遏止，这也是整首诗的瑕疵。草树在《地域性诗歌的悖论》中指出：“诗歌的个人化不是以彰显主体性为标志，相反抑制自我才能尽可能实现现代诗学的客观性原则。”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中国文学强调含蓄、蕴藉的言说方式，目的是曲折、婉转地表达思想情感。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四十》中写到：“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如果用在鉴赏这篇散文诗中，可以说做到了文采飞扬、生机勃勃，但文外之意、意生文外力度不够。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施莱格尔所说的：“我们的诗，我断言，缺少一个犹如神话之于古人那样的中心。”

《走过那座山》既是走过作者曾经奋斗的山，又是走过作者自己心头的一座山，文章娓娓道来，用生动的笔触勾勒出自己的心灵变迁史，又是海原地方的变迁史。每次爬山、路过山，都有着不一样的心理暗示，既有对往昔生活的感念，又有对当下美好生活的赞颂。作者在“揪过豆角的山地、攀爬过的石窟、坐着五菱车战战兢兢走过的山间河道狭窄的泥土路、移民搬迁时走过的土坎子、站立过的崖窑顶、上垴队的涝坝沿”，尤其是黄河“人饮工程”的实施，唤起老田“曾经拉水、担水的日月”，当然这水滋润的不仅是这片土地，旱塬上焦灼的人心，更是党的好政策惠及民生。这里是乡亲们奋斗的地方，是作者奋斗过的地方，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心灵成长史。整体上看，这篇散文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情节生动，是浓厚的海原地域风情抒写，展现出海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又是作者在逆境中成长的见证，透过渗透着温度的文字，使读者真正触摸到一个真实的海原变迁史，又能在文字中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

文学镜像呈现的“时代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诗词的情感必须真挚，那么散文也是一样的，只有记录真情实感才是美的。这就要求作者于细微处见真情，从生活中找到能够打动自己和他人的内容，然后再以语言去描写，才能让人产心灵上的共鸣。《闲笔三题》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事风格，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自成一体，虽然纳入散文版块，但更多是一种杂文手法。文学的真境界、真镜像就是祛除矫饰和虚伪，能够拨云见日，见人心、见人性、见世界。悠然“一团春意思”取自曾国藩的自题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作者善于从细微出入笔，能够观照当下，用生活中的实例来勉励人们，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应如同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和活力，都应积极向上，努力生活。如若遭遇磨难，也应保持骨气，不可消磨志气。作者列举了伟大人物虽已耄耋，但都依然为国为民奋斗不息，又从小处着眼，虽是百八十块的稿费，但八十多岁的刘和芳先生依然多方打问联系方式，是一种敬业；王庆同老先生86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阳光灿烂，是一种态度；为老人修房子，虽老人疼钱，但心里窃喜，于老人有安享晚年的住宿，于儿女是一份心安；又引据大器晚成的姜子牙传奇故事，把矛头指向现实——一些年轻人颓废荒芜、躺平嗜睡、习惯性摆烂，没有热情似火，没有朝气蓬勃，如何心存“一团春意思”？而为什么是两根穷骨头，这不就是“人”字嘛，这一撇一捺，既有弧度、又有韧劲，更要顽强撑起骨气，如果没了血性、没了底线，又如何立于天地之间，还如何活出哪点春意思？“生死立论”中，作者幽默诙谐，在审思现实后，对大众死后如何安顿做了论述。而传统中国对待死亡一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杨朱“贵己重生”；庄子“以死生为—条”；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在作者看来：“你化作烟云在天，留些尘埃在地。还不是留存天地间。在天地之间，一处墓地与几粒尘埃有什么区别？”言辞简练、见解独到、通透豁达、岂不快哉！让人想起本雅明所说的：“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虽然此文不是小说，却依旧能解困惑。

人物形象塑造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能指和所指，良好的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征鲜明，有感染力。如名著《红楼梦》中的桀骜不驯的贾宝玉、精明狠毒的王熙凤；又如《哈姆莱特》中的塑造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复仇的欲望，又充满矛盾，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仅使文学作品更有艺术性，而且能够传达出深邃的思想意蕴。《拉电》一文的优点是塑造人物形象。作者仿佛亲身经历了这样一段故事，能够刻画出尽职尽责、吃苦耐劳、为民办事的干部形象。小说从日常生活细节着手，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大山深处没电缺水、精神生活贫乏的现状，而主人公能够同乡亲们同吃住，感知生活的艰辛，期间发生了很多小故事，比如帮村民洗头发、捉虱子，黑灯瞎火中发生了很多有趣又落泪的故事。比如写虱子：“他摸到一个米粒大小的软乎乎的东西，像是从皮下长出的赘肉……在能动的惊慌中，手里的‘赘肉’已不知了去向。”刻画村民王殿龙洗头发这样写道：“王殿龙没有马上洗头，用双手端起铝壶，把壶嘴塞进嘴角，咕嘟咕嘟地喝着水，喉结不停地上下移动着。他长长地换了口气，把内心的燥热呼出体外，把舒爽留在心里。”通过抓虱子、村民喝水等动作描写，足以看出窑儿沟的缺水程度。而这些经历触动了他的神经，也让“他认为没有必要写报告，调研报告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深深感触。不论是刻画主人公还是配角，都能够还原人物本色。另外，小说能够反映社会现实，揭示一段时间中的农村现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足之处是文章中描写了三个冲突，没电——黑灯瞎火、缺水——蓬头垢面、虱子——把狗日的烧死，而最后缺水问题没有解决，成为文章的缺口。以及文章的结尾深度和内涵不足，影响了整体艺术性。

总之，《闲笔三题》和《拉电》是反映社会变化的镜像，给我们一种视觉、观念、认知，成为感知世界限度、广度的方法。‌

多元主题书写的“开放性”。传统的历史小说以正史为基础，加入奇闻轶事、道听途说、作者想象，但是作者仍努力营造一个真实的氛围，让读者相信确有其事。而正史小说则以确凿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将艺术的想象和虚构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编织情节、刻画人物、表现人性，以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愁煞人》讲述了秋女士，也就是秋瑾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故事。小说采取倒叙、插叙的方式，循序渐进，揭开了历史背后的故事。李钟岳作为清末浙江山阴县令，他虽身处晚清黑暗官场却良心未泯、亲自拘捕监杀秋瑾，而他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常以秋瑾的“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诗句，教育勉励自己的孩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试想，一个为县令所仰慕的人物，却要自己亲自抓捕、审讯、行刑，他虽为县令，纵然百般推脱，还是被逼迫着要处死秋瑾，根本无力阻挠，秋瑾32岁时英勇就义，李钟岳又负疚自尽。小说虽写秋女士，却以李钟岳的纠结与矛盾，乃至于撕裂与痛苦，作为脉络，无疑加重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书写，在作者的想象性中，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特定个体，在矛盾达到顶点，也就是探究人心人性的清澈和浑浊中，其价值便彰显出来，不论是李钟岳的道德光辉，还是秋女士大义凛然跃然纸上，达到了小说的美学要求。正如姚雪垠先生说的：“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历史使命。”《愁煞人》做到了。

《万寨子石窑》以石匠为万寨子凿石窑躲避土匪为题，以丢马为主线，以民国为历史背景，描写了社会动荡中的底层劳动大众的生活现状，刻画了小石匠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形象，洞察了人在极限状态下的非理性思考而导致的悲剧——万寨子八十五口人被害于民国二年六月初六。历史小说是“个体化”的历史视野重构和现实主义文学相互交织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刻画人物形象，体察人物的心理、情感、欲望等行为的过程，是对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做细致的观察和记录，是探求在社会动荡中群体的生存状态，又反映个体命运被捉弄的荒诞感和宿命感。小说在矛盾设定，人物形象刻画，尤其是小石匠形象的塑造上，能够凸显出作者运笔的力道。小说不足之处便是结尾处，小石匠显然已经知道错已铸成，为时已晚，而金花的出现是为了凸显万寨子后继有人还是？显得画蛇添足。

南帆在《随笔：俯拾即是》中讲到：“我对于‘随笔’一词存在特殊的好感。随笔就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任由一支笔在纸上驰骋；作为一种文体，随笔仿佛无拘无束，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于是随笔同散文有了划不清的界限。而宋人洪迈认为随笔是庞杂的著作，诸如诗话词话，纵横捭阖，想什么说什么记什么，主打一个率性。《河西走廊随笔》正是作者“提笔就写”，把河西之旅最好的感受告送忠实的读者，把“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分享给朋友的率性之笔，秀润之墨，细细品鉴，并非作者情感肆意奔涌，相反，文章历史脉络清晰，勾勒出河西走廊一代的历史沿革和丝路文明，正所谓一条河西走廊，半部华夏历史，而在车轮和大地之间承接着的便是史书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每一个车辙下都是深厚的历史，相信作者出行前和归来后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才得以“随笔”。不足之处是随笔兼有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稍逊。

另外，《地母的根芽——读张爱玲的作品有感》凸显出作者对张爱玲以及作品的“上瘾”，文字流露出由于崇拜而左右了其情绪——使我有一种穿着“华美的袍”，在晚市成功捡漏的悲凉与快乐。可见，对于文字持有执念的男人大多是智慧且深情，又容易被情绪左右，善于投入深度自我对话，为自己创建一个丰满的内心纯净世界。作者却始终能够在《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中拾遗出张爱玲作品独特的艺术特色，比如对女性命运的描绘，对女性坚韧不拔生命力的赞美，对深沉母爱的歌颂，这也正是张爱玲女人精神里有“地母”的根芽，也就是对女性主义的书写。作者之所以会认为张爱玲总能在日常生活中准确无误找到精辟的警句和独特的形容词，是因为张爱玲在上海十里洋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对她的影响，这似乎很完美，其实，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了张爱玲被人诟病的原因。而在文本细读不够透彻是为瑕疵。比如“千万种活色生香”中引用十来行，却评述三五行，略显单薄。

王蒙曾说：“文学的可能性区别于现实的可能性，使得生活中的一般事物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本期《沙坡头》中的地域性书写、时代性展现、多样性主题，在表现人性、反映历史、折射现实、书写文化上展现出了刊物的改版特色。而随着社会转型，文学也需要转型，作家更应适应当下，写好当下，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去深刻思考，走出封闭、孤零的社会圈，纵然生活不是文学，但文学一定是生活，不能够把握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不能写出有深度和广度的文学作品。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里谈到：“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所以，不仅要入乎其内，还应出乎其外，还要在技巧上用力。陆游向儿子传授作诗经验时说“功夫在诗外”，这当然是他的经验之谈。陆游并不是天生的诗人，早期学习江西诗派，追求诗作技巧，痴迷辞藻，陷入追求字法句法和谋篇布局等技巧之泥沼中，后来从军，体验到了军旅生活，发现了广阔现实世界，才既有内容，又有技巧，作品才不朽。当然，才情不可强求，真有才情的人，通常都有宽广的胸怀和格局。

投稿邮箱：SPTB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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