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严匀，女，宁夏中卫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作品散见于各报刊。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于1880年发表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一个具有魅力和权势的法国社会名媛，以其美貌和世俗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在小说中，她与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德·庞塞尔之间的复杂感情纠葛被生动地描绘出来，展现了她的独立性、野心和情感上的挣扎。这个形象代表着19世纪末法国社会上流阶层女性的典型形象，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在文学史上，“包法利夫人”形象被视为一个具有深刻意义和复杂性的文学形象，经常被用来探讨人性、道德与社会关系等主题。
西方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流传到了中国文坛。其中“包法利夫人”这个享誉世界的经典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断地流传、吸收和变异，从而衍生出诸多“中国化”后的“包法利夫人”形象，
李健吾于1936年出版《福楼拜评传》一书，详细剖析“包法利夫人”爱幻想、容易被情感左右的性格特征。2002年，格非所发表的《小说叙事研究》中对《包法利夫人》从叙事学角度进行阐释，视包法利夫人为一个充满激情和纯真的浪漫的弱者，其“浪漫”的品质可以作为一种衡量社会庸俗水平的标准。
福楼拜名字最早出现于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所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提到：“佛罗倍尔（即福楼拜）Guctave Flaubert。法国Rouen人，生于一八二一年，卒于一八八〇年，当时青年文士及美术家，承风扇焰，遍於欧土。自然派文学艺术之旗帜，且被於世界。”陈独秀认为福楼拜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主张直接影响了田汉、茅盾、张资平、周作人等人的看法。1920年，著名评论家与诗人田汉在他的《诗人与劳动问题》中引用了日本学者岛村抱月和厨川白村的说法，将左拉和福楼拜都视为自然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来列举。周作人于1921年写了题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的文章，认为《波伐理夫人》开了自然主义之先河。
陈独秀当时对于福楼拜的介绍和定位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学的一种“误读”与文化过滤，他引入自然主义，试图以其“写实”的原则来改变雕琢阿谀的传统文学，旨在树立我国文学独立地位。虽然这种定位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大的“误读”，这实际上是为了当时文学变革的需要，是自觉的文化过滤。对被引进的文学作品采取实用至上原则，可以最大程度为国所用。也正是由于这种定位，才将福楼拜迅速推进国人视野并奠定了当时国人对于福楼拜及其作品接受的基础。
在福楼拜逐渐走进中国人视线的同时，他的《包法利夫人》一书，也被许多中国批评家引入到了中国。首先，谢六逸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自然派的小说》的论文中，谈到了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并简要地介绍了《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他将包法利夫人的形象概括为：“才色极佳，虚荣心很富”，并总结说：“书中可贵之点，全在描写法国中流社会的生活，丝丝入微，足为以后自然派的模范。”
其次，1921年既是福楼拜的百年诞辰之年，也是中国读者深入理解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的关键时刻。周作人以“仲密”之名，在1921年11月14日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在这一文中，他第一次引述了福楼拜的《波伐理夫人》（即《包法利夫人》），称其开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先路。茅盾于1924年在《小说月报》“法国文学”栏目刊登《佛罗倍尔》，其中对福楼拜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并对《包法利夫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包法利夫人是因为她连续不断地经历人生理想的落空，所以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也丧失了生存的勇气，最后只能选择自杀。他结合五四时期的大环境挖掘包法利夫人身上宝贵的特质，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态度和评价十分独到而可贵，对于包法利夫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也大有裨益。
“五四”时期，随着外国文学作品、思潮的大量涌入，革命先驱开始倡导人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更是大力倡导妇女解放，强调女性的独立和社会地位。综观谢六逸与周作人、茅盾三位作家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三位作家的共同观点：《包法利夫人》开创了自然主义长篇小说的先河。这几乎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学界对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所持的观点。福楼拜自进入中国文坛之后，对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产生过直接影响，如丁玲、李劼人等作家。“包法利夫人”形象恰逢其时的出现，她勇敢的反叛、大胆的追求欲望等特点逐渐融入中国现代读者的视域，被视为反抗旧社会束缚、解放人性的一种形象代表。
伴随着“五四”浪潮的消退，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都面临着从“呐喊”转向“彷徨”的境遇，作家丁玲在此时期受时代氛围影响，采用日记体小说的叙事手法，根据“包法利夫人”形象创造出了颇具感性色彩的莎菲和阿毛姑娘等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大多被低迷、颓废、无路可走的乌云所笼罩，日记体更便于内心活动的展露和表白，抒发内心的郁结。而在现代文学成长中的十年阶段，作家李劼人受时代环境影响，根据“包法利夫人”形象则创造出了趋于理性的、积极向上的蔡大嫂形象。他从社会的角度切入，着重表现蔡大嫂身边人物的人际关系、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由此创作出《死水微澜》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写实长篇小说。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读者的期待视野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这分别对应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包法利夫人形象接受与受容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对于定向期待而言，朱立元提出：“定向期待，作为阅读主体性的凝聚，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主体的一种自我显示，一种主体本质的对象化。”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被读者所读，其原因在于它所包含的要素与读者所期望的方向视野有共同性和共通性，即中国现代的文学家们对《包法利夫人》这一形象的认同，正是他们从《包法利夫人》这一形象中，看到了自己定向期待中的视界，发现了契合自己期待视野的部分，从而形成一种文学认同。
另一方面，对于创新期待而言，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作为阅读的主体性不仅会以习惯方式规定着对作品阅读的审美选择、定向和同化，并不是完全被动机械地对作品全部接受，而且还会又突破旧有视界，对自身的视界结构进行调节，积极地对作品中所涵盖的新视界中的东西进行接受。诸多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为一种“被接纳”的形象，就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并非是一种机械的复制，也并非一种对文字的镜像反映，而是一种中国现代小说家对“包法利夫人”形象的一种再创造和再现。
因此，虽然中国版本的“包法利太太”与包法利太太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却各有各的特点，各自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丁玲的“莎菲”带着“五四”时代女性的反叛意识，却又带着清醒的理智；阿毛姑娘既有对城市的强烈焦虑欲望，又有对城乡的抉择焦虑；蔡大嫂则更加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属于生活中的“务实派”，与包法利夫人属于的“体验派”截然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家以“包法利夫人”为沟通基础的同时也发现了该形象中所存在的“空白”和“未定性”，于是不断地对该形象进行文本想象，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来进行填补，从而创造出了一大批与“包法利夫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中国式“包法利夫人”的女性形象：同样追求理想的爱情，莎菲女士则多了一份理智与克制；同样渴望都市生活，阿毛姑娘则多了一份犹豫不决；同样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蔡大嫂则多了一份务实与乐观。
朱立元在《接受美学导论》中曾指出：“每一个读者都不是精神上的‘无产者’，他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他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小说家们对“包法利夫人”这个角色的接受，一定是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在努力塑造符合其所处时代背景的人物形象。对“包法利夫人”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接受进行深入探究，从文学史的视角审视了这一充满深刻意义和复杂性的文学形象，“包法利夫人”不仅是一个个体形象，更是一个突破传统、引发思考的文学符号，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出现和演变，为文学界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和思想碰撞。
事实上，“包法利夫人”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作家们对于“包法利夫人”形象的接纳，不但使经典的文学形象得以延续，而且对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通过对“包法利夫人”形象的接受研究，可以拓展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理解和认知，弘扬尊重个体、追求自由、探索人性的文化精神，促进文学作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