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提出的“缘起论”与婆罗门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针锋相对，缘起论反对婆罗门的苦行，祭祀和“灵魂说”，从根本上否定了吠陀的权威。
“缘起论”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论点：（一）“无作者义”，即无造物主；（二）“无我”，即一切生物无非是物质和精神的聚合体，刹那依缘而生灭者，找不到独立的自我存在；（三）“无常”，即宇宙一切现象都是互存的关系，刹那生灭；（四）因果相续，即一切现象没有不是刹那生灭的。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对宇宙万物的最终解释，是一切法的总则，“涅槃寂静”、“有漏（烦恼）皆苦”是佛教的世界观，佛教不承认灵魂（自我），但是却同意“业”和“解脱”，佛教与耆那教都承认自然律。
印度教（婆罗门教）的梵是“宇宙精神”~大我，与自我（灵魂）是“小我”，二者一体，是超言绝象的存在，但均属真实，自我的灵魂本态本不苦，是常有的平静和欢乐，只要通过舍弃和达摩（正法），摆脱业的束缚，就可以跳出轮回，实现进入天国的最高理想。
印度教的解脱简单易行，即是不计“业”的得失，仅仅履行社会的职责而已，而佛教的大乘“空宗”的解脱之路，把体验世界的虚妄做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却难得以实现，所以就要出世，饱尝长期智慧、精神、心理的历练，密宗甚至通过肉欲体验“大乐”~这项顶级修炼，列入修行之中。
婆罗门教（印度教）与佛教一直相互对立，尤其是佛教反对吠陀经典的言论与态度，为婆罗门教坚决不可容忍。
佛教在与婆罗门教的论战中，佛教发展了“因明术”以及“形而上学”，两教各有其古老的思辩的逻辑和辩论术，佛教的产生就根植于古老的婆罗门教盛行的土壤之中，必然具有共通性，但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两教的对抗性，远远大于共通性。
历史上，佛教从未成为印度的国教，即使阿育王在他统治印度的后期，皈依了佛教，弘扬佛教，佛教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教，阿育王也从来没有压制过婆罗门教。
孔雀王朝之后，强大的中央王朝不再，各地王朝更替频繁，佛教遭到排斥，虽然得到某些地方土王的护持，但是佛教在印度，一直不断的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和磨难。
随着佛教与婆罗门教的争辩，婆罗门大量渗入佛教，并取得主导地位，佛教与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更为近似，创立了千年之后的佛教，反而被繁复的思辩和庞大的神灵体系所淹没了。
以龙树的中观派为代表的“空无”理论的大乘佛教，认为事物永不真实，而佛陀也由“师尊”、“佛”变为虚与世界的唯一主宰~“神”。
大乘佛教开始越来越多的干涉世俗生活，“入世”之说和提倡内外调和，容纳多种信仰，把“权宜”、“方便”一些临时的不得以的做法，提高到与佛教教义、原则并重的地位，离早期佛教的原旨越来越远。
于是大乘佛教出现了三世、四世、七世佛之说，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成为现世佛，佛教中最高的新教主“大日如来”被创造出来，佛陀的“三身”~“法身、化身、报身”说，把大乘佛教本体论与偶像崇拜紧密的结合起来，把佛塑造成至真至善、至高至尊、全能全知，甚至具有拯救众生的救世主的品格。
这使得佛陀在纯宗教领域的形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乘佛教信徒在固有自做自受的“业”报信条上，又增加了对外的神力的信仰，人的命运不仅决定于自己的业力，并且需要决定于佛陀所加持的神力。
大乘佛教在同时期，产生了“高”于小乘涅槃的“菩萨行”之说，因而又产生了众多的菩萨，大乘佛教以至密教万神殿中，又摄入了几乎所有婆罗门教~印度教众神，成为佛教的护法。
面对大乘佛教的咄咄逼人之势，婆罗门教进一步充实其神学理论，继《吠陀》、《奥义书》等经典之后，又推出了《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宣扬理想的和平盛世，以仁爱平等的理念，冲淡种姓的氛围，建立起完整的神学和道德体系。
婆罗门教用思辩取代了繁琐的“祭祀万能”，宣称“梵我如一”是最高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又树立起“梵”的人格化大神~“罗摩、克里希纳”，供人膜拜，《往世书》也纷纷问世，把佛陀列为毗湿奴大神的第九个化身，用以贬低佛至高无上的地位。
同时制定出强化婆罗门统治，和巩固种姓制度的严酷的《摩奴法典》，这也表明了婆罗门教的复杂、对立与多样性的特征。
佛教的挑战加速了婆罗门教的改良，婆罗门教内的两大派，湿婆教与毗湿奴派，以及民间流行的母神崇拜的坦陀罗密教，在互相争斗中，也在互相整合。
坦陀罗密教性力派的右道，被整合到“湿婆教”中，“湿婆教”与“毗湿奴派”取得了力量的平衡，逐渐整合为一体，公元八世纪，婆罗门教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过渡，统一了湿婆教、毗湿奴派、坦陀罗右派的印度教，力量空前强大。
而实行性放纵的坦陀罗左派，被排斥在印度教主流之外，成为秘密结社，不敢公开露面，坦陀罗左派，被建立在大乘佛教中观论上，而发展起来的密教摄入，成为佛教密宗的组成部分。
统一起来后，空前强大的印度教，面对同时期不断分裂的大乘佛教，要做出致命的最后一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