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学术 | 岳敏静：陕北神木大保当M11画像石赏鉴
旅行
2024-08-15 15:12
河南
陕西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汉代部分展出了一组画像石，系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陕北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M11，分别为墓门的左右门柱。根据发掘报告可知，M11由墓道、砖封门、石墓门、砖券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等部分组成，画像石全部为墓门构件，由于早年遭破坏，出土时门楣及右门扉均呈碎片，仅存左右门柱和左门扉画像石[1]，左门扉刻画朱雀、铺首衔环和懈豸，是汉代画像石常见的主题。比较突出的是左右门柱像。其中右门柱保存完整，高116、宽33.5厘米。画面可分为两部分，上部为二层楼阁，下部为主题画像，画面左侧为一人面、人身、鸟足、兽尾的神像，后有一升龙。左门柱残高69、宽33厘米，仅存下部分，亦为一人面、人身、鸟足、兽尾的神像，后有一腾虎；同时在主题神像的下侧，还有行进的龙虎等形象。这组画面色彩鲜艳，造型独特，一经发现就引起学者的关注[2]。本文拟从画面的不同题材出发对墓门左右门柱画像石图像分别介绍，并对其中的相关图像内涵进行讨论，以期就教于方家。
二层庑殿式楼阁，屋顶中间漫滤不清，两端有鸱吻，墨线绘瓦缝。在屋檐下部左右两侧分别绘制凤鸟对立，均全身涂绘墨彩。阁楼四周有围栏，涂褐彩。中间两楹柱之间的横楣上挂红彩帷幔，内对坐一男一女二人，左侧男性头戴红色圆帽，身着红色长袍，五官用墨线勾勒，唇涂红彩，席地端坐，右臂举于颌下，似在诉说。右侧女性头挽双髻，身着红领绿色长袍，脚穿红鞋，拱手，面对红袍者跽坐，似在恭听。下层屋顶亦以墨线绘瓦缝，屋檐两侧凤鸟对立，其中右侧凤鸟引颈嘶鸣，左侧昂首站立，喙及腿涂红彩，身以墨线勾勒。檐下为三立柱，前两个立柱间为门扉，涂粉红彩，门扉上墨线刻展翅欲飞的朱雀，门右侧的墙壁上刻画“井”字，可能为窗牖。檐下左右两端刻画仙人，左侧仙人有上翘的短尾，脸涂红彩，全身轮廓以墨线勾勒。楼阁最下方为长方形基台，将整个楼阁承托，以红褐色线条勾勒（图一）。![]()
楼阁图在汉代画像石题材中较常见，三层、二层、一层不等。通常楼阁内为男女二人对坐，而且一般认为是墓主夫妇对坐图。具体就陕北地区而言，男女二人对坐于阁楼内的图像，以画像石墓门门楣正中最为常见。而且在楼阁的两侧一般刻画车马出行图、神仙瑞兽图等，据此信立祥进一步认为陕北画像石中的楼阁表现的是祠堂象征，是墓主夫妇乘车到墓地祠堂接受子孙祭祀的场所[3]。实际上，楼阁图以及楼内人物图的意义远不止此。本地区M20墓门门楣画像石正中也出现庑殿式建筑，屋宇内帷幔下端坐三人，右侧为头戴冠男性，中间为一孩童形象，左侧为头挽髻的女性形象。建筑两侧对称分布嘉禾、仙人骑神鹿、飞马形象（图二），显然这里的楼阁内人物表现的应该是墓主死后也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情景。M11墓主夫妇对坐于二层楼阁之上，面对面交谈。楼阁周围饰有神人和仙禽等神仙世界的灵物，整个画面给人一种恬静、安逸的情境，应该是表现了墓葬的建造者对于墓主死后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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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与此例楼阁图最为相似的是本地区M3左右门柱画像石（图三），上部分别刻画二层庑殿式楼阁，整体从构图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工匠在刻画此类楼阁图时，一方面遵循一定的模板，仅在细节处作修改；另一方面，一种特殊艺术风格的产生往往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里的楼阁图也可能是当时人民的居住条件的客观反映。左右门柱的主体部分分别刻画二神人。右门柱人物向左站立，头戴冠，冠上插三根涂有墨彩的羽毛，向后飘扬；冠红色圆形，颈后有两根黑色冠缨。面部涂粉彩，五官以墨线勾绘，红唇、长须。右臂上伸，手持曲尺形矩。胸前以墨线勾绘日轮，日轮中间涂红彩，红彩中央墨绘一只三足乌。上身着红色宽袖交领衣，下身着鸟羽裙，裙上有红、黑彩绘成的椭圆形羽毛，下端及两侧羽毛较长。一长尾自身后经胯下绕至左腿前端；双腿直立，三趾。左门柱刻画神人头梳双髻，五官墨线勾绘，唇涂红彩，脸涂粉彩。右耳似悬挂一小蛇，卷尾、头向下。神左臂上举，左手持规；胸前墨绘月轮，中以白彩绘蟾蜍。上身着宽袖衣，内有右衽白色内衣，下身穿羽毛裙，长尾绕至右足外侧，鸟足三趾（图四－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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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人图，目前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根据发掘报告，结合汉代的文献记载与常见的伏羲女娲形象对比，这里表现的可能为“句芒”和“蓐收”形象[4]。二是贺西林比对了更多的中国古代文献传说记载，结合相关画像石图像，认为其应为汉代阴阳主神像[5]；三是王煜，认为根据二位神人分别手持规矩以及怀抱日月的特点，确定为汉代的“伏羲”“女娲”无疑[6]。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论断所引用的材料主要包括《淮南子》《山海经》等，而其中所描绘内容多含混不清，不同的描述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见解。如《淮南鸿烈解·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皋，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收，左耳有蛇。”这段记载，发掘报告就认为持规者应为“句芒”，而贺西林则认为是“太皋”即“伏羲”；还有，考古发现的物质资料往往无法与文献记载完全契合，如文献记载“句芒”为人首鸟身，却没有提到其长尾。诸如此类的问题，很显然无法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这点来看，上述王煜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因为作者是在考古发现有题记的“伏羲”“女蜗”图像资料比对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M11门柱所出现的人首鸟身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尚属首例。正是因为其独特的装扮和艺术特色，才引起广泛的关注。要准确了解图像传达的意义，应该从全面分析图像以及社会历史背景入手，接下来将从墓葬特征、地理位置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体分析。首先，陕北神木大保当地区地处汉代政治统治的边缘地带，一直以来都是汉人与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因此，本地区的墓葬表现出了众多有别于中原汉墓的文化因素，具体包括：动物杀殉习俗，神木大保当墓群大多数墓门外侧发现狗、羊或鹿的遗存。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宁夏倒墩子匈奴墓的墓道底部大都发现有牛、羊的头和蹄骨，个别墓内骨架上还发现羊的肩胛骨[7]。由此可知，匈奴墓葬的特点是随葬大量的动物，一般以动物头骨为主，这与其游牧的特性有关。所以陕北东汉画像石墓出现大量的动物殉葬，可能与匈奴文化等游牧民族葬俗有关。除此之外，多数随葬陶器的肩部饰波浪曲线纹，器底部大部分戳有孔或者留有戳印痕，这种器物被认为是汉代匈奴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神木大保当墓群属于归附于汉王朝的南匈奴墓葬[8]。再根据大保当地区人骨的检测数据（据发掘报告，人骨的检测结果显示，神木汉代头骨的综合特征是短颅一正颅一中等近阔颅型和狭额型相结合，与北亚类有明显的相似），这一论断不无道理。与此同时，除了上述与匈奴交往密切的特点之外，大保当汉代墓群还表现出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比如羌人，在Ｍ23还出土一件陶器，其肩部刻一篆书“羌”字，发掘者认为可能与羌人有关。其次，由于大保当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之外，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思想领域应该也互相影响。仔细观察这两位神人的特征，从他们的面部特征来看属于汉人形象，而且对比上部分楼阁内人物造像，几乎男性都为瘦长脸型，留外撇的细胡须，女性普遍头梳单边髻。可见这样的人物形象遵循了一定的模式。还有神人怀抱日月的造型，在汉代其他地方的画像石多有发现，山东潘家疃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左右门扉上分别刻画手持规矩怀抱日月的“伏羲”“女娲”图（图六），与本例造型整体一致。但是与之不同的是，这里尾部为蛇形，并刻画有后爪。还有河南南阳麒麟岗汉代画像石，分别于南大门和北大门的门楣底部刻画一男一女两位神人，二者分别怀抱日月。“伏羲”为男性装扮，头戴高冠，穿交领衣，身后生羽翼，有些类似于“东王公”的造型；“女娲”为女性装扮，头戴三山冠，着交领长袍，似乎倚坐于月轮之上，身后生翼，造型类似于“西王母”（图七）。三山冠是西王母的典型特征，而与之相对的一般是东王公，东王公是在西王母形象产生以后，为了配合其形象才出现的，而且曾有学者指出东王公形象的出现可能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神话传说有关[9]。而穆天子在画像石中的形象一般头戴高冠以显示其尊贵的身份。由此可见，日月形象应为汉代阴阳主神的最重要的特征，而具体的人物形象则不尽相同。同时，这两位阴阳主神，男性头顶插有三只羽毛，还有二者下半身为鸟身，羽毛清晰可见，加上向后飘扬的兽尾，应该与游牧民族的原始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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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两位人首鸟身兽尾的神人形象，应该是融合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信仰因素的阴阳主神形象。除此之外，在这组残存的画面空间内，龙虎组合的形象却格外突出，主要出现在主题人物的身后和脚下。右门柱男性神人后侧，为一升龙形象，体型高大，基本与神人等高，升龙同样持矩；神人脚下为走龙，肩生翼，尾部分叉呈四瓣，龙尾卷曲，昂首阔步前进。升龙以红墨彩相间绘鳞甲；走龙以红彩绘鳞甲；左门柱女性神人身后为升起的虎，手持规，体型高于神人，长尾卷曲直至画面底部，神人脚下的为一前进的虎，长尾向上卷翘，凶猛威武。两虎均用墨线绘斑纹（见图四－图五）。左龙右虎的图像组合在汉代较为常见，除了出现在画像砖石等载体之外，在铜镜上也多见，而且多附以铭文，这样的铜镜也被称为“龙虎镜”。如河南洛阳涧西202厂工地92号汉墓出土的尚方四神博局镜，镜背边缘一周铭文：“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比）金石如侯王”[10]。浙江上虞出土的一面东汉铜镜，镜背铭文：“石氏作竟（镜）世少有，仓（苍）龙在左，白虎居右，仙人子侨（乔）以象于后。为吏高（升）价万倍，辟去不详（祥）利子孙，千秋万岁生长久”[11]。尽管载体不同，但是作为汉代人墓葬宇宙观的表现，在画像石中龙虎图一般以装饰墓门最为常见，因此结合上述铜镜铭文，画像石中龙虎图的主要意义应该是在墓室的入口处辟除不祥，保佑墓主安康。与此同时，这两组龙虎纹分别位于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涵义。升龙和腾虎分别与主题神像等大，作为主题画面重要组成部分，使得画面意义更丰富。总的来看，这组画像石通过残存的画面展示了丰富的内涵。第一，鲜艳的色彩，使人耳目一新。通过墨线勾勒，红彩、褐彩等将暗淡的石刻画像石表现得丰富多彩。这也是神木大保当地区画像石的一大特色。第二，将阴阳对称的思想运用得淋漓尽致。最突出的表现在阴阳主神形象，以男女分别表现，性别特征刻画清晰。同时，通过怀抱日月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深化，还有楼阁内的男女二人对坐，也是阴阳思想的直观表现。第三，地域特色表现突出。汉代画像石发现的阴阳主神图，或者以人首蛇身（龙身）的伏羲女娲表现；或者以头戴三山冠的西王母和与之相对的东王公表现。这里的阴阳主神，虽然蕴含了基本的怀抱日月、手持规矩等文化因素，但是将其刻画为人首鸟身形象，还有头插羽毛的独特装扮，体现出强烈的汉代北部边疆地域特色。[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本文的基本考古资料均来自于此报告，特此说明。[2]为配合997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文物精华展”及庆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发掘者曾将M11在内的两座墓葬发掘简报先于城址和墓地的发掘报告提前发表，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还有贺西林：《大保当11号汉画像石墓门柱图像辨正》，《文博》2000年6期，对神像题材进行初步解读５后来贺西林又在《汉代阴阳主神考》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修正，发表在《美术研究》2011年第1期。[3]信立祥：《汉代画像是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5]贺西林：《大保当11号汉画像石墓门柱图像辨正》，《文博》2000年第6期，《汉代阴阳主神考》，《美术研究》2011年第1期。[6]王煜：《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3期。[7]钟侃、乌恩、李进增：《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期。[8]杜林渊：《南匈奴墓葬初步研究》，《考古》2007年第4期。[9]王炜林：《“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之管见》，《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年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0]霍宏伟：《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