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学术 | 戴向明：从芦山峁到石峁——北方高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

旅行 2024-08-12 23:10 河南

北方高原主要指子午岭以东、太行山以西、阴山以南、南至洛川-霍州一带的黄土高原东北部地区，囊括了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在史前考古中基本构成了“北方文化区”的范围。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地区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中，吕梁山以西、南流黄河两侧的晋陕高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近年陆续发现了许多龙山时代的大遗址，显然是北方高原史前末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心所在，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

北方高原的新石器文化始见于仰韶时代早期。发源于渭河流域和晋南豫西河谷地带的仰韶文化，持续不断地向外扩展，其中向北和西北面传播最广，逐渐遍布黄土高原。这实际上是以经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文化，在环境优良的高原南部边缘的河谷盆地率先发展起来后、不断向外扩散的结果。仰韶时代早、中期源自大中原区的文化就已抵达北方高原的一些区域，但聚落数量不多。到仰韶时代晚期，遗址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地方文化特色增强，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和大青山东南麓的岱海、黄旗海地区，形成“海生不浪文化”（或者称“海生不浪类型”），在晋中形成“义井类型”。陕北高原此期遗址也在增多，如发掘过的横山杨界沙[1]、靖边五庄果墚[2]、庙梁[3]等，文化面貌中有一些海生不浪文化的因素，但更多表现出与南边仰韶晚期文化相似的特征，表明此时陕北仍旧受到仰韶文化核心区的强烈辐射。仰韶晚期以后高原遗址增多，与适应环境变化的窑洞式房子的普及直接相关[4]。

黄土地带的“大仰韶文化”，在漫长的存续时间里，始终以尖底瓶和各种盆、钵、罐为基本陶器组合。在不断西进的大汶口文化的冲击下，后续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仰韶文化传统，新出现斝这种空三足器，流行鼎、斝、釜灶为组合的炊器，且尖底瓶演变为平底瓶（也称喇叭口折肩罐），其他盆、钵、罐类陶器也有相应的变化，种类增多。该文化兴起于陕晋豫邻境地区（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等相邻地区），然后很快向周边传播扩散，其中往西沿渭河流域（包括支流）、往北沿汾河流域传播最远，影响最大。晋南北部的临汾盆地，经历了从典型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为陶寺早期文化的过程；陶寺早期文化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晚期，后段已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初期；前段流行宽体敞口盆形斝，后段演变为瘦体敛口盆形斝[5]。再往北的晋中地区，此期所见遗存可划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白燕类型”[6]。

北方高原继海生不浪文化之后，随着喇叭口尖底瓶逐渐演变为平底瓶（罐），以及大量饰篮纹的盆、钵、罐、瓮等陶器的流行，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形成了阿善文化。该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部分时段共存，但斝这种空三足器尚未传播到此。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晚期，或者说相当于陶寺早期文化的前段，北方高原开始出现斝。以斝的出现为标志，加上相应的变化，北方高原开启了龙山时代。

北方高原的龙山时代可分前、后两大期。根据邵晶的研究，陕北龙山前期有斝无鬲，又可划分为“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早晚两个阶段[7]。早段代表性遗址有横山瓦窑渠寨山[8]和贾大峁[9]，晚段的代表为靖边庙梁遗址龙山前期遗存[10]。从早到晚，单把陶斝由腹、足分接对装，到腹与足渐趋合体（已接近斝式鬲）。紧接其后的则是龙山后期的双鋬鬲和单把鬲，两种陶鬲都由三足分离的宽裆演变为三足相连的尖角裆。孙周勇等人将龙山后期遗存统称为“石峁文化”，并根据陶器的整体变化又分为三期[11]。这样前、后期相连，基本建立起了北方高原龙山时代较完整的陶器编年和文化发展序列。

北方高原龙山前期遗址数量与此前相比似乎没有显著增多，出现少量石城，但规模都较小。陕北龙山后期即石峁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剧增，并涌现出很多大小不同的石城，其中以神木石峁石城规模最大。石峁内城几个地点和城址中心皇城台出土陶器皆可早到石峁文化早期，中晚期遗物则遍布整个城址[12]。另一处较大的城址府谷寨山，聚落中心庙墕地点的出土器物主要表现出石峁文化中期的特征[13]。

内蒙古河套地区与陕北相连，鄂尔多斯龙山前期的少数遗址中发现有零星陶斝，但限于资料，其面貌尚不清晰。东边凉城县岱海周边的园子沟、老虎山等遗址[14]，经历了从单把釜形斝到矮体单把斝式鬲的演变，晚期出现个别宽裆双鋬鬲，早、晚两期的年代分别与陕北龙山前期和石峁文化早期偏早阶段相对应。靠近黄河的清水河后城咀大型石城址，出土的陶器中有宽裆鬲而未见连裆鬲[15]，该城的建造当不晚于石峁文化早期。

吕梁山以西的晋西高原，黄河东岸一带有许多龙山时代遗址，包括一些石城址。其中经发掘或调查清理过的大型城址有两处，皆分布在兴县蔚汾河流域。白崖沟遗址出土有宽裆双鋬鬲，属石峁文化早期[16]。碧村遗址小玉梁核心区和东门址出土陶鬲、三足瓮等典型器物皆属石峁文化中晚期，应当代表了该城址兴建和使用的年代[17]。

需要专门提出的是，延安市南部区域位于陕北高原的南端，与中原文化区相邻，史前文化受中原影响也更大。该区域发掘过的龙山时代遗址不多。甘泉史家湾遗址[18]出土的敞口盆形斝、灶、单把罐、单把杯、双鋬深腹罐等多类陶器与陶寺早期文化前段的接近[19]，一些鼎足则具有典型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特点，同时还有单把罐形斝、直筒瓮等少数器类与北边“寨山遗存”的相近，显然属龙山前期遗址。延安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地点出土的陶斝，侈口，器身内敛，三足细高[20]，与陶寺早期文化后段最晚的敛口盆形斝形态近似；芦山峁与陶寺早期文化相似的器物还有陶单把罐、高领罐、折肩罐，“V”形石厨刀以及几种玉器；而芦山峁的直壁圜底或小平底筒形瓮，与榆林寨峁梁遗址出土同类器（F24:4）十分相似[21]，年代应在石峁文化早期。可见，史家湾和芦山峁这两处分属龙山前期和后期（偏早）的遗址，都主要受晋南陶寺早期文化的影响，其次才是陕北北部少量文化因素的进入。芦山峁“第二期”陶器中有几件采集的单把连裆鬲和双大耳罐，具有石峁文化中晚期特征，但整体面貌不清楚，不知这个时段该地区属于石峁文化还是南部的客省庄文化。

北方高原龙山前期的“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与石峁文化一脉相承；如果考虑到阶段性变化，可以用此前已有的“老虎山文化”单独称之。从绝对年代看，庙梁和与之临近的横山红梁遗址共有6个羊、牛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距今4400~4150年，中间值在距今4300年左右[22]。园子沟和老虎山遗址木炭测年结果，校正后早期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晚期年代在距今4300~4100年[23]。

石峁遗址发掘者根据多个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石峁文化大致处在公元前2300~1800年，而石峁皇城台地点以蛇纹鬲为代表的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700~1600年；皇城台护墙纴木和台顶房址内朽木等标本的测年结果集中于公元前2200~1800年[24]。另据报道，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已存在一批半地穴式房址，公元前2100年左右兴建了五连间大型建筑，至公元前1700年左右核心建筑区基本废弃[25]。

目前公布的相关测年数据尚少，按照比较宽泛的尺度，综合以上信息，可初步推定北方高原龙山前期老虎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上限或许还可略早），龙山后期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1700年，紧接其后为蛇纹鬲代表的朱开沟文化。石峁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应当已经进入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石峁遗址皇城台主体建筑及内城兴建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200年以内，略晚于石峁文化开始的时间。

陕北高原南端的延安芦山峁，有4个采自大营盘梁一号院落房址柱洞F2D1内猪牙的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2100年[26]，恰好符合前文所述芦山峁的年代相当于陶寺早期后段和石峁文化早期的认识。据陶寺遗址发掘报告公布的早年测得的年代数据，“陶寺文化”早期在公元前2500~2200年（墓葬的测年结果偏晚，在公元前2300~2000年），中晚期年代在公元前2200~1700年[27]。

综合上述分期与遗址年代见表一。

表一　北方高原与晋南相关遗址年代关系对照表

二

从有定居村落出现的仰韶时代早期一直到龙山时代前期，整个北方高原始终没有出现基于等级差异和主从关系的复杂的区域组织，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中原等史前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河套地区在阿善文化和龙山前期老虎山文化中出现一些小型石城址，里面一般有成片的房址，但聚落内和聚落间都不见明显等级分化现象，呈现出的仍是氏族-部落社会的景观。到龙山后期即石峁文化时期，北方高原社会形态出现质的飞跃，以一些大型聚落为中心开始形成复杂的区域社会实体，甚至诞生了以石峁古城为核心的早期国家，从而呈现出与一般渐进式社会进化不同的“跳跃式发展模式”。这是此前笔者曾得出的一些基本认识[28]。基于上文梳理的年代序列，结合近些年新的考古资料，以下就这一社会复杂化的演进过程及其背景、缘由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已发掘或详细勘察过的北方高原的大型聚落中，年代可早到石峁文化早期的主要有芦山峁、后城咀、白崖沟和石峁（图一）。白崖沟遗址尚未正式发掘，聚落面貌不清晰，暂且不论。以上大型聚落中明确可早到石峁文化早期前段的有芦山峁和后城咀。

图一北方高原部分大型遗址分布示意图

1.石峁　2.芦山峁　3.后城咀　4.白崖沟　5.碧村　6.府谷寨山　7.陶寺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北郊，核心区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周围还密集分布着几个遗址点，加起来的范围更大。遗址核心区是一道狭长的山梁，南北向排列着四个大小不同的夯土台基；两侧山坡上则遍布窑洞式房址，目前已勘探出300多座。梁顶上规模较大的大营盘梁地点面积达1.6万平方米，已在台基上揭露出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院落式建筑群。作为主体的一号院落占据了台基的一大半，中间并排分布着三座地面式夯土大建筑，每座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主建筑的两侧和后面各分布有多间厢房。该大型院落的南墙外是两个并排的小院落，其内各有多座夯土房址。一号院落的大房子、院墙等夯土中发现多处“藏玉”现象；倒塌堆积中出土了很多简瓦和板瓦残块，是已知年代最早的批量出土的建筑用瓦，很能说明此处建筑的规格和技术的先进性[29]。另外，在北边的小营盘梁地点存在面积达6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其上揭露出一座巨型建筑基址F1，面积达600~700平方米，纵深方向分前、中、后三室，其南、北两侧还对称分布着小一点的配殿式附属建筑，每座面积约300平方米，皆坐东朝西，与F1共同构成一组大型建筑群。在附属建筑后侧发现一大一小两座墓葬，附近还有大量未发掘的同时期墓葬。大墓已被盗扰，有棺，墓内有3个殉人；小墓也非普通墓葬，随葬2件玉琮和1件人头骨碗。小营盘梁地点出土遗物年代与大营盘梁主建筑相同，发掘者认为此处属于宗庙建筑与贵族墓地一体化布局的特殊区域，大营盘梁则是“宫殿建筑群”[30]。大营盘梁一号院落主体建筑测年可早到公元前2300~2200年，属陶寺早期文化后段，简报称这只是最后一批房址的始建年代，这批房址下还有更早的房址未被揭露。至于早期建筑及芦山峁作为大型中心聚落兴起的时间，是否能早到陶寺早期文化前段即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初步判断作为大聚落的芦山峁整体上要早于石峁城的兴建。

另一处年代较早的大遗址是位于河套拐弯处、黄河东侧的清水河后城咀。该遗址面积约138万平方米，分内、外城，“内城”四周为冲沟与河道，外城有石城墙、冲沟和浑河共同环绕。考古发掘近乎完整揭露了外城北门及其复杂的瓮城建筑，包括由主城垣、城门、“马面”、弧形瓮城城垣、墩台、瓮城内附属建筑、瓮城外两道壕沟等组成的非常复杂的半月形防御体系，占地面积达数千平方米[31]。据最新报道，瓮城内、外还有多条复杂的地道系统连通；在内城一处台地顶部发现有石砌围墙的大型院落，院内有一排五连间夯土墙大型房址，应该是城内高等级核心建筑。此外在城的西南侧还发现了一处由数座石板墓组成的小型墓地，但未见高等级大墓。后城咀石城的测年在距今4300年前后[32]，也早于石峁城址。不过目前瓮城发掘所见宽裆鬲、单把鬲等陶器的形制，都不出石峁文化早期范畴，或许后城咀建城年代也在龙山前、后期之交。

石峁是稍晚即石峁文化早期后段在陕北高原北部兴起的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规格更高的特大型石城[33]，也是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集大成者。石峁内、外城总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经发掘的外城东门址有大型墩台和内外瓮城，附近城墙有马面、角台，城门和大建筑附近有多处可能是一种祭祀现象的“人头坑”，城墙和大建筑石墙中有“藏玉”现象[34]。内城核心区“皇城台”为一高耸的山丘，台顶面积达8万平方米，四面有阶梯状石砌护坡墙，东北侧唯一通道处也有大型瓮城和复杂的城门系统，形成一座相对独立的“宫城”。台顶东部为一处面积约1.6万平方米、有高大石砌护墙的夯土大台基，其上分布着夯土墙基、石砌房址、石砌院落、“池苑”等重要遗迹[35]，推测应有“宫殿”和“神庙”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还发现有成排的高等级墓葬，较大型墓内都有殉人，壁龛内有成组陶器，有的墓还见少量玉器[36]。不过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似还未被发现和发掘，特别是以前石峁曾流散出体量很大的牙璋等大量精美玉器[37]，其中很多很可能来自皇城台的顶级大墓。大台基南护墙及其倒塌堆积中有大量石雕，包括神人、神兽、人物和多种动物形象。东护墙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特殊遗物，有陶鹰、板瓦和筒瓦，多种玉石器，大量骨针、口簧、卜骨，铜刀、锥、环，以及海贝、象牙制品和丝织品、壁画残块、漆皮残片等。既有高等级建筑构件和装饰遗物，也有多种与贵族身份地位相关的物品，还有一些需通过远程交换或贸易获得的珍稀之物。石峁城址的这些发现，展现了一个早期国家都邑才会有的宏大、雄伟的建筑和华丽的奢侈品，以及国家社会才能具备的获得多种珍稀资源的能力。

到石峁文化中期，北方高原大型石城址有增多趋势，已知者除石峁外，新出现的有附近一河之隔的兴县碧村和北面的府谷寨山（见图一）。而高原南部的芦山峁此时已经衰落成一个小型聚落了。

碧村遗址分布在黄河与其支流蔚汾河交汇处狭长的梁峁之上，龙山后期聚落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东向西由四个逐级下降的串珠式台地组成。遗址东端和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连接两端河沟的石墙，与河道和冲沟断崖共同形成一个封闭的“城址”，也可分内、外城。“内城”靠西的小玉梁台地上揭露出一组庭院式建筑，居中为一座面朝西的五连间石砌排房，占地超过400平方米。房前是一片广场，台地四周边缘分级砌筑护墙，其内面积约3700平方米，应是该聚落的核心建筑区。遗址东端城墙圪垛地点揭露出一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城门和瓮城基址，由东、南、北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石包土芯大墩台围合而成，瓮城中心还设置有小型墩台，形成曲折的城门通道。碧村城址从石峁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38]。

府谷寨山是一处石峁文化中期石城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内北部庙墕地点为一独立的圆形山峁，局部暴露出护坡石墙，该地点似也是城址的核心区域。庙墕地点初步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揭露出一处石峁文化的墓地，共清理出24座墓葬，发掘者将其中21座竖穴土坑墓分为四类，等级差异明显。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类墓都有木棺、壁龛，墓主人皆为男性，一般随身有少量玉饰残件，有的还有小型玉锛、刀等；棺外有女性殉人，壁龛内有五六件带石盖的陶器[39]。这里的一类墓与石峁皇城台已发掘的几座“大墓”相似。在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40]和神木神圪垯梁遗址[41]也发现有个别类似的大墓，墓主当为上层贵族，但显然都不是石峁社会里的顶级权贵。

石峁石城及皇城台核心区大型建筑群的兴建，昭示了北方高原第一个早期国家的诞生，并很快达到鼎盛期。在其发展过程中，或远或近，在南流黄河两岸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石城址，包括上述的碧村和府谷寨山。这两个遗址距离石峁都在五六十公里，面积在六七十万平方米，与400余万平方米的石峁形成巨大落差，而且石峁皇城台建筑的雄伟与华丽是碧村小玉梁那样的大房子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如果说包括碧村和府谷寨山在内的一些中等规模的石城皆统属于石峁集团，当然是有可能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大、小城邦各自独立，或形成“主从式邦国联盟”的可能性。因目前尚未公布大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资料，有的大型石城尚未发掘，对石峁城与这些石城址之间的关系及石峁社会的分层结构等问题，还有待将来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三

从龙山前期一些小型石围墙村落，到龙山后期渐次涌现出一批大型石城，从芦山峁、后城咀到石峁，北方高原龙山时代较短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跳跃式”变化，堪称一场“社会革命”。导致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即更加适应黄土高原环境的窑洞聚落的普及，以及外来的牛羊和青铜治金术等代表的、与欧亚大陆连为一体的新型经济文化[42]。其实细究起来，“文化运动” 可分龙山前期和后期两次，而两次大规模运动又有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

如本文开头所言，仰韶文化首先兴起于黄土地区南部的河谷盆地，然后不断地向北面和西北面的高原山地传播扩散，整个黄河流域主要就是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下游平原丘陵地带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并存的格局。随着逐渐发达起来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向中原的持续扩张和冲击，加上自身的发展变化，陕晋豫邻境地区兴起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结束了仰韶时代，以陶鼎、斝、釜灶等炊器的流行为标志，开启了大中原区的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兴起后继续循着仰韶人的足迹迅速北上、西进，呈“扇面形”向外传播，其中影响到北方高原的最显著元素就是当地单把釜形或罐形斝的流行，当然还有仰韶晚期以来窑洞式民居的逐渐普及。这就是黄土高原龙山时代发生的第一次“文化运动”。在此影响下，北方高原南部区域（延安南部）与相邻的晋南陶寺早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北部河套地区形成了以单把斝代表的龙山前期的老虎山文化。到龙山后期，老虎山文化发展为以双鋬鬲、单把鬲、斜腹盆形斝、甗和三足瓮（最初为圜底瓮）等为代表的石峁文化，该文化反过来从河套地区往南“内卷式”传播，与从关中西部东进的客省庄文化相结合，反而又改变了晋南豫西的文化面貌，形成了陶寺-三里桥文化。带动这次文化南传的则是起自北方高原的牛羊牧业经济（详后）。这是黄土高原龙山时代发生的第二次“文化运动”[43]。两次文化运动的结果，是在原仰韶文化分布的黄土高原重新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斝-鬲文化系统”，与我国东南部的“鼎文化系统”并存。

第一次文化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方高原的文化面貌，但聚落数量较前尚无显著增长，似也缺乏明显的等级化的聚落形态变化。在这场“庙底沟二期文化运动”中，目前看仍以晋南河谷盆地的陶寺早期集团发展程度最高，彼时陶寺几乎是黄土高原东部唯一可见的“明星”。北方高原出现类似的社会可能已到龙山后期。以芦山峁和后城咀两个大型聚落为代表，北方高原南、北两端几乎同时出现了酋邦层次的复杂的区域社会组织，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兴起背景却有很大差别。

芦山峁处于中原与北方文化区的交汇处，既有北方高原的一些特征，也有更多中原的特点。大营盘梁一号院落大房子居中，旁侧排列厢房，并有夯土院墙封闭，此种布局样式与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仰韶晚期主体建筑院落[44]颇为相似。大、小营盘梁地点的大房子皆为纵深向分间的单体建筑，也与南佐遗址和扶风案板遗址二期的大房子[45]相像。而在夯土台基之上兴建院落式高等级大建筑的做法，又与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核心区的建筑方式[46]似有渊源。这些建筑方式与布局显然都是来自大中原文化区的传统，在黄土地带随着夯筑技术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被发扬光大。此外如前所述，芦山峁出土的陶器、玉器大多与陶寺早期文化的风格相近，而且陶寺早期也有大型夯土建筑。陕北高原南部区域此时突然兴起以芦山峁为代表的复杂社会，首先应与相对较近的晋南陶寺社会的冲击、影响直接相关（此时关中的发展状况还不太清楚），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文化运动持续发展的结果。

北部的后城咀在吸收一些中原文化因素的同时，更多表现出北方高原自身的特色。该遗址所见分间排房，应是中原样式的夯土建筑经本地化改造的结果。后城咀利用天然河、沟和人工建造的石城墙来加强防御，承袭的是河套地区仰韶晚期以来石围墙聚落的传统。而且修建了复杂的瓮城及相关附属设施，开创了北方高原石城瓮城城门结构的先河。瓮城石墙“藏玉”现象，亦见于芦山峁，其后成了北方高原大聚落普遍流行的习俗，显然为本地区特色，应与特定的信仰、观念有关。后城咀的兴起当是起自北方高原的第二次文化运动的产物。

稍晚一个时段，到石峁文化早期后段，“王者之城”石峁崛起；到石峁文化中晚期，又有更多像兴县碧村、府谷寨山这样的区域中心聚落出现。这些石城址既广泛吸收了通过芦山峁等渠道传递而来的中原文化的一些要素，也更多继承了后城咀等北方高原先驱者的一些传统。

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峁文化的大型城址普遍沿山脊筑石墙，在梁峁高处规划和营建作为统治中心及礼仪中心的高等级建筑，在山坡地带建设普通民居窑洞。这样一种聚落格局新模式，由芦山峁、后城咀等先行者所开创，并发展成为北方高原富有特色的“标准的”中心聚落布局样式。这是在相似的地貌环境、相同的社会竞争背景中，利于防御、安全性高的一种聚落模式，也是在接受中原大型聚落格局（如双槐树、南佐、陶寺等所见）影响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创举。

石峁文化石城吸收中原的要素，主要有大型夯土建筑，最早见于陶寺早期的带壁龛的大墓，一些与陶寺出土者相像的玉器、陶器等，还有通过芦山峁等渠道北传到石峁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这些石城继承本地区早期传统因素更多，包括石城墙与冲沟、河道绝壁相连接而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由瓮城、墩台、马面等组成复杂的城门防御系统，在梁峁顶部设置核心建筑区，墙内藏玉，核心区的山峁台地以石砌护坡墙加固，大墓殉人的葬制，以及鬲、斝、甗、瓮、尊等一套日用陶器。另外像石峁皇城台这种都邑核心建筑区还有独特的石雕、陶鹰等。北方高原石城一些大型建筑，包括瓮城墩台等，是中原夯土筑造技术与河套地区石砌建筑相结合的产物。石峁文化兴盛后，从中原输入的主要是社会上层所需的高等级建筑、器物和葬仪等礼仪制度，而通过第二次“文化运动”反向输出到晋南等中原地区的，则主要是日用陶器、牛羊等普通的生活和生产元素。

北方高原龙山时代的繁荣与普遍牧养牛羊等西来的食草家畜有关，这被认为在沟壑纵横、水热条件较差、不太利于农业生产的黄土高原，增添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新的生产力要素[47]。根据最新成果，牛羊这些家畜的大量发现主要是在龙山后期，龙山前期虽然已出现但数量有限。从陕北看，靖边庙梁遗址和横山红梁遗址出土龙山前期晚段（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的遗存中有一批牛羊骨骼，是目前所知北方高原年代最早的普通牛和绵羊标本，两者合计占出土动物总数的30%左右，而横山贾大峁遗址的牛羊只占动物总数的10％左右，总的看野生动物仍是主要肉食来源。结合出土的植物遗存判断，当时该地区的生业仍像从前一样以农业和狩猎为主，畜牧和采集为辅，牧业经济尚在形成期。到龙山后期，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等遗址，动物骨骼中家畜占比高达80%以上，其中绵羊、山羊和普通牛占总量的60%以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肉食资源[48]。至于石峁文化整体生业经济结构如何有不同观点。对木柱柱梁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该遗址先民以C_４类食物为主，肉食比例较低，由此推测陕北在距今4000年前后仍以粟作农业为主、狩猎和畜牧为辅[49]。不过这种认识目前只有该遗址7个个体的8例数据支持，而且木柱柱梁也只是面积不过5万平方米的小遗址，所以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像石峁这样的大聚落，都需要更多证据做进一步研究。目前多数研究者的认识与此相反，认为石峁社会至少已是农牧并重（或半农半牧）、采集狩猎为补充的生业模式[50]。另需注意的是，据统计石峁等遗址出土黄牛骨骼中的“老年”个体高达40%，故推断家养黄牛除了提供肉食外，很可能还用于犁耕[51]，或许还包括运输。在沟壑梁峁纵横交错的黄土高原，大型畜力的使用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多方面需要的交通运输能力，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都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土高原龙山时代第一次文化运动的直接策源地在陕晋豫邻境地区，但始作俑者实为东方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西进的浪潮冲击到晋南豫西，催生出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尤其还孕育出了陶寺早期聚落代表的发达的社会集团。该文化向外很快影响到大部分黄土高原，在高原北部形成了龙山前期的老虎山文化。可见，这次文化运动的原动力实则来源于传统上发达的核心文化区。龙山前期，尽管北方高原已出现牛羊这些新型食草家畜，但数量有限，在生业中还没有占据重要地位，畜牧经济还在形成初期。老虎山文化除了开始流行空三足陶斝，多数器物与此前的阿善文化相比都有很强的延续性；窑洞聚落的出现始自前一个阶段，龙山前期加快发展，但在考古遗存中还未见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因此这次由南向北传递的文化运动，对北方高原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根本原因就是以粟黍和家猪为主的传统旱作农业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改变。

只有到了龙山前后期之交，高原南部才在强盛的陶寺集团的影响下，诞生了以芦山峁为代表的区域复杂社会。芦山峁出土动物骨骼情况尚不清楚，假如与陶寺早期以家猪为主，有少量黄牛和绵羊[52]的情形相同，则有可能新的生业模式还未波及于此，其成长的经济基础仍是传统农业。高原南部区域从龙山前期的史家湾到后期偏早的芦山峁，文化面貌的变化几乎与临汾盆地的陶寺早期文化同步；芦山峁作为酋邦层次中心聚落的出现，应该主要是在邻近的陶寺集团刺激下，本地区剧烈社会竞争的产物。而高原北部以后城咀为代表的新生复杂社会，除了本地区激烈的群体竞争和中原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新型农牧混合经济的形成也应是其兴起的重要基础。不过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只能从稍晚类似的石城聚落的爆发做出这样的推断。

稍后石峁社会的迅速繁盛，主要原因就是在以往粟黍种植和家猪饲养的基础上，开始大量牧养牛羊，畜牧业比重加大，增添了新的生产力，形成一种农牧并重的新型经济模式。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食物资源，也带来食物结构的重大变化，引发了鬲、斝、甗、瓮（有些夹砂陶三足瓮有火烧的烟炱痕迹，显然也是炊器）等一套新的大型陶炊器的改进，导致所谓文化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新型经济模式极大提高了黄土高原的生产力，导致财富迅速增长，而资源竞争和分配不均又促进了社会分化与变革，众多大型石城在北方高原接连矗立，聚落之间与聚落内部等级分化显著，最终孕育出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一时间北方高原的繁荣景象甚至不亚于中原龙山时期最发达的晋南。而晋南陶寺中晚期文化、聚落的巨变，社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尽管不一定达到半农半牧的程度，也应与大量饲养牛羊密切相关。随之而来的是鬲、斝、甗这套陶炊器的流行，反映的其实是石峁文化南下的影响[53]。陶寺中期大型聚落与石峁城几乎同时期兴起。另外，动物考古研究显示，与石峁相似，陶寺很大一部分牛的年龄偏老，饲养牛的主要目的之一应当是用于畜力牵引[54]。若果真如此，则晋南地区对牛的利用除了肉食，也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直接相关。

四

北方高原在仰韶时代不断受南部河谷盆地人群、文化向外扩散的影响，并几乎与之同步变化。不过受环境和有限的生产力制约，高原区的聚落、人口与社会始终保持低水平运行状态，没有出现等级分化的复杂社会。龙山前期起自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继续对外施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方高原的文化面貌，堪称龙山时代第一次“文化运动”。同时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牛羊等食草家畜也传入本地区，畜牧经济开始出现，但此时还未能改变传统的生业结构，很可能社会结构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到了龙山后期（或许可早到前期之末），随着畜牧业发展成熟、农牧并重经济模式的形成，北方高原的聚落、人口和等级化的复杂社会，都得到了爆发式的跳跃性发展，短时间内出现了后城咀等酋邦层次的区域组织，并很快就孕育出了石峁那样的国家社会。北方高原也由从前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变主动的输出者，掀起了新一次自北向南冲击的“文化运动”。龙山前、后期两次文化运动，内容不同，发源地与传播方向不同，兴起的背景和原动力不同，结果也不相同。

芦山峁的出现，仍然主要是传统上发达的中原核心文化区持续向高原扩展的产物，依托的当是粟作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从后城咀到石峁的演进，则是北方高原新兴的“经济革命”导致“社会革命”的结果，依托的是半农半牧的新型经济模式。石峁城兴起后，芦山峁和后城咀紧接着就衰落了，高原南、北两端同时期的骤然变化也许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陕北某集团迈向石峁国家的征途中，导致高原大范围社会剧变的结果。

从芦山峁到石峁的兴衰演替，实际上体现的是前、后两个阶段，中原与北方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此消彼长的变化。在此转化过程中，地处高原南部低地的晋南，受到北方“新经济革命”及其带来的“新文化运动”南下的影响，接连出现了陶寺、周家庄等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而且几乎与石峁同时催生出了陶寺这样的早期国家。其后畜牧经济甚至深入中原腹地，随之而来的是青铜冶炼术，这些新的经济要素与中原传统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建设相结合，又进一步催生出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推动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

附记：本文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20YFC1521606）子课题“周家庄、西吴壁遗址的生业资源技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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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陕西横山杨界沙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6期。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6期。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靖边庙梁遗址仰韶时代遗存发掘简报》，《文博》2019年第1期。

[4]张弛：《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5]戴向明：《陶寺墓地分析》，《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

[6]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12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7]邵晶：《初论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横山县瓦窑渠寨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9]同[7]。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靖边庙梁遗址龙山时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11]孙周勇等：《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第8期。

[12]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居址发掘简报》，《文博》2021年第5期；《陕西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14]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b.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35~3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瓮城发掘述要》，《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兴县白崖沟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

[17]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旅游局：《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

c.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西北部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北甘泉县史家湾遗址》，《文物》1992年第11期。

[19]a.同[5]。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18、545、557、559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2014年度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1期。

[22]胡松梅等：《陕北靖边庙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兼论中国牧业的形成》，《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1期。

[2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第50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24]孙周勇等：《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25]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兴县碧村遗址》，《中国文物报》2023年2月17日第7版。

[26]同[20]。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90、898~900、1113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8]戴向明：《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29]同[20]。

[30]马明志：《延安芦山峁遗址2020年度考古工作收获》，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20年度工作年报。感谢项目负责人马明志先生提供资料。

[31]同[15]。

[3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中国文物报》2024年2月2日第8版。

[33]根据后阳湾地点出土陶器可知，石峁遗址的龙山时代遗存最早可到石峁文化早期前段。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5期。

[34]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b.同[24]。

[3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2016~2019年度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4期。

[36]郝彦丰、韩飞：《石峁遗址首次发现贵族专属墓地为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实证》，《榆林日报》2023年12月11日第1版。

[37]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38]a.同[17]b。

b.同[25]。

[39]同[3]。

[4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神圪垯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42]张弛：《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文物》2023年第6期。

[43]戴向明：《从陶寺两次巨变看龙山时代黄土地区的文化与社会》，见《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上册），文物出版社，2022年。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45]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第76~7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4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47]a.戴向明：《黄河中游史前经济概论》，《华夏考古》2016年第4期。

b.张弛：《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c.赵辉：《“古国时代”》，《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

[48]同[22]。

[49]陈相龙等：《陕西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先民的食谱分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

[50]a. 同[47]b。

b.杨瑞琛等：《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1期。

[51]胡松梅等：《2012~2013年度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52]博凯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利用的变化个案探究——山西省龙山时代晚期陶寺遗址的动物研究》，见《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53]同[43]。

[54]同[52]。

作者：戴向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 2024年第6期

责编：昭晣　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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