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北东汉画像石墓的门扉样式

宋 莉(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以陕北地区汉画像石墓的墓门门扉图像为中心，通过比较不同艺术风格的门扉图像，归纳出六种主要的门扉样式，再参照门楣和门框其他图像，来建构门扉图像的类型和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为推断无纪年画像石的年代或出土范围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陕北画像石;门扉;样式风格

一

陕北地区东汉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特别注重对墓门的装饰，并以其装饰题材相对固定、艺术风格多样而著称，尤其是墓门的门扉，以上端朱雀、中央铺首衔环、下部独角兽或青龙白虎来装饰，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门扉装饰艺术。

陕北地区现已出土了九百余块画像石［1］(P222)，分布于绥德县、米脂县、子洲县、清涧县和神木县等地。其中有明确纪年的汉墓并不多，很多征集的零散画像石的详细配置情况并不清楚，在判定其年代、配置和流行风格等方面遇到很多难题。以题材比较固定的门扉为例，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着图像风格完全不同的画像石?为什么在不同地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门扉?本文试图在对门扉进行风格样式划分的基础上探讨这些问题。

二

首先对门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进行类型划分。以有纪年画像石墓或出土地点明确的门扉图像作为某一时期具有典型特征的画面，从风格样式角度来比较图像，参照有相同题材但无纪年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和艺术风格对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行梳理，归纳出几种艺术样式①对样式的划分以有明确纪年的画像石优先，无墓葬而有出土地点的次之;以有完整组合关系的成组画像石优先，零散的画像石次之。，并总结出其年代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图像特征以及地域分布情况。其次，参照门楣和门框的图像特征②陕北画像石门扉上的图像配置比较固定，因而以门扉图像为标型来比较不同的墓葬，更加直观、明了，但要考虑到门扉和墓门其他部件的任意拼合现象，所以要辅助门楣等其他图像。，寻找风格相近的无纪年门楣和门框以及其地域分布情况，来建构门扉图像的类型和年代框架，以理清这个地区门扉图像的发展脉络和图像特征，为部分无纪年画像石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判断提供参考。

根据门扉上的铺首衔环、朱雀等主要图像的风格特征，将陕北汉画像石墓的门扉划分为六种样式:

1.早期朴拙浑厚的样式(图1)，以绥德刘家湾、张家砭和裴家峁出土的门扉为代表［2］(P91、102、137)。铺首颜面近方形，有弯曲、尖长上翘的两角，露齿衔环。铺首下端为张牙舞爪的翼龙和翼虎。门楣石两端长出门框。

这三例墓门的图像构成基本一致:门楣由羊、骑鹿仙子、天马、鸟衔鱼等祥瑞动物以及两端的日月组成，左右门框为人首蛇尾的伏羲、女娲，石板空白处填以卷云纹。这些画像石的雕刻技法采用平面深减底，分层次浅浮雕再加阴线刻，后用墨线勾画细部。这种雕刻技法铲底深，其深度在10毫米左右甚至更深，突出了主体形象和铺首面部的立体感。因而，从组成墓门的五块石板的图像内容、构图特征和雕刻技法都可以看出，这三地出土的画像石或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或是出自同一作坊。与之风格相似的门楣和门框还有绥德四十里铺［2］(P152－153图461)，与上述墓门的年代接近。这类样式主要分布于绥德县境内。

图1 绥德县张家砭墓的门扉

2.类人面样式(图2)，以绥德县后思沟、米脂县尚庄出土的门扉为代表。［2］(P33、68、69)铺首头戴平直的三山冠，冠中央有三角形柱状物，颜面上端有线刻的头发，脸侧有两道弧线，圆环从口鼻处穿过。铺首颜面采用平面斜坡阴刻的手法表现面部的起伏，从拓片上看颜面黑白分明，类似于人面。朱雀、青龙和白虎全身用阴线刻出羽翎和斑纹。

图2 米脂县尚庄墓的门扉

虽然绥德后思家沟汉墓没有确切的年代，但通过比较图像和雕刻技法，可推断与此类样式相近的门楣和门框，它们应为同一时期或同一作坊的作品。风格相似的门楣或门框有:绥德刘家湾［2］(P107)、绥德［2］(P172图508、509)、绥德四十里铺［2］(P165图486)、米脂张兴庄门框门楣［2］(P7)、绥德义合［3］(P136上石)。这些门楣和门框与上述三例门扉的年代接近或出自同一作坊。

3.“外来”样式(图3)，以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永元四年(公元 92 年)田鲂墓门为代表。［4］(P19－26)铺首头部凿刻麻点，有线刻的双耳轮廓，鱼形眼，柳叶眉，有上下两排牙齿和二个尖长的獠牙。圆环从鼻孔中穿出，圆环上刻细短线。朱雀造型夸张，双腿跨开，有四根长尾羽，翅膀和尾羽为阴线刻，身上凿麻点。翼龙和白虎身上有阴线刻的斑纹。铺首所占空间超过门扉面积的二分之一。

德县四十里铺墓的门扉

之所以称其为“外来”样式，主要是依据其图像特征和雕刻技法完全迥异于其他类型。这类画像石用阴线刻画细部的技法与山东地区画像石有直接联系，是陕北画像石“山东来源说”的典型代表。学者已从图像题材、铭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与山东画像石的密切关系［5］(P164－171)。

田鲂墓中的画像石在石板边栏上留有规整的凿底纹，铺首颜面等一些图像细部有錾刻的麻点，这种錾刻麻点的做法也见于河南南阳地区的石刻，如唐河县针织厂汉墓的“虎吃女魃”画像石，在主体形象老虎、女魃的身上錾刻着麻点［6］。边栏的绶带穿璧纹下规整的凿底纹，同样也见于南阳汉墓的菱形纹饰［7］。这是否受到南阳地区雕刻技法的影响，还有待更多的资料进一步证实。但田鲂墓独特的雕刻技法和图像风格，或许与墓主人在外做官的经历有某种联系，说明这类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或模板来源于山东和南阳地区，也可能是那些远走他乡的石刻艺人的作品。

与田鲂墓门扉图像类似的还有绥德四十里铺征集的墓门［2］(P74、104、206左)、薛家峁［2］(P206右)和子洲县淮宁湾［2］(P214)门扉。另外，这种样式还有一种变体，即铺首兽面由方变圆，圆环衔在嘴里而不再是从鼻中穿出，双角变长、变尖。朱雀的尾羽由四根变成三根而且变长，独角兽身上有阴线装饰，如绥德县军刘家沟和1946 年贺家沟出土的画像石［2］(P204右、201)。这是当地工匠在外来模本基础上的改造与创新。新的考古发现为判断类似样式的画像石年代提供了科学根据，田鲂墓门扉与上述门扉具备相同的风格特征，因而可断定这一类型画像石流行的时间在永元四年左右，而变体样式出现的时间应略晚。此外，田鲂墓门楣和门框上的双勾连纹、绶带穿璧纹，以及用阴线刻画细部轮廓的雕刻技法是这一样式的共同特征，由此也可以判断一些零散画像石的风格，也是同一时期或同一工匠群体制作的。与田鲂墓风格相似的门楣或门框有:绥德四十里铺［2］(P152图462、P184图546)、绥德军刘家沟［2］(P145图442、P185图547)、子洲县淮宁湾［2］(P215图626)、横山县孙家园子墓［8］(P174－175)。

这类外来样式在陕北流行的区域相对有限，时间也较短。以绥德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子洲县和横山县，传播路线单一。其平面减底加阴线刻的雕刻技法比较复杂(相对于平面减底加墨线彩绘勾勒的技法费时费工)，因而制作工艺的难度和制作成本较高，或许这也是其流行时间较短的原因之一。墓主人田鲂因为在外地做官的经历才使得这一样式的出现成为可能① 墓主人田鲂在上郡白土县做官，死后归葬于故里圜阳(今绥德四十里铺)。。

4.“永元”样式② 这里的永元样式不包括永元四年的田鲂墓，因为田鲂墓属于另一种艺术风格。永元样式只包括风格近似的门扉，含风格相似的永初元年的牛文明墓。，以有纪年的绥德黄家塔辽东太守墓(永元二年)、杨孟元墓(永元八年)、王得元墓(永元十二年)、王圣序墓(永元十六年)、米脂牛文明墓(永初元年)为代表。铺首的脸侧有二道或三道弧线，圆眼睛，双角倾斜稍向下，中有桃形柱状物，嘴部弧度大，两排牙齿侧有獠牙。永元年间的铺首虽然仍是张口獠牙，但平直倾斜的双角更多显示出温顺与善良，缺少双角耸立的铺首那种狞厉威严之感。有的铺首用阴线加刻眉、眼、鼻、口，看上去像慈眉善目的白眉长者。朱雀一只脚站在桃形柱状物上，一脚弯曲，头顶戴胜，有的呈春芽状，有的呈弯曲S形，有三根长尾羽。永元年间门扉下端大多为独角兽。独角兽形似牛，头冲向前(除辽东太守墓门的独角兽是头反首弯曲前伸)，角触地，尾巴向上扬起或反卷与身体平行，身上有翼毛。

图4 绥德县辽东太守墓的门扉

依据铺首颜面的变化，再辅助门框的图像内容来判断永元时期门扉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均有相似风格的门扉:

(1)永元前期(公元90～96年)，这个时期图像特征是铺首无脸或脸短，以永元二年辽东太守墓［3］(P34－35)(图 4)为标型，门扉上的铺首脸短，口部宽阔，颌下有四根须毛。门框上端的神仙图像并不固定，西王母没有出现，但出现了鸡首牛首像。下端的门吏或执笏、执彗、执戟。这是永元前期墓门图像没有形成固定规制时出现的情况，图像配置较随意。据此也可推断与此类风格类似的有黄家塔M11号墓［3］(P43)，都属于同时期墓葬。相似的门扉有:绥德［2］(P197)、绥德四十里铺［2］(P72、P73、P205图599、P209图609)、神木大保当 M17［9］(P95)、神木大保当 M16［9］(P87)，这些门扉应为同时期或同一作坊制作。

(2)永元中期(公元96～104年)，根据铺首的形象细分为二种情况:

①铺首脸侧三道弧:以绥德苏家圪坨出土的永元八年杨孟元墓为代表［3］(P22－23)，铺首脸侧有三道弧，颜面较长。门框上端出现对称的戴胜双西王母像，下端是对称的门吏手中执彗。根据墓门的图像特征，风格相似的门框有绥德快华岭［2］(P166图490、491)。

②铺首脸侧二道弧，颌下有须，圆环变宽:以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2］(P55)为标型，门框上的西王母图像有戴胜和不戴胜两种情形，新出现了仙人六博图，门吏手中所执之物也发生变化。参照门框上的图像特征，可判断出风格相似、年代相近的墓门，其年代约在永元十二年。风格相似的墓门有:绥德四十里铺［2］(P208图606)、榆林县［2］(P5)、神木大保当M5［9］(P53)、绥德大坬梁［2］(P70)、绥德四十里铺［2］(P77、P138)、绥德延家岔［2］(P92)、榆林陈兴庄［8］(P7)、榆林古城滩［2］(P6)③ 此墓画像石比较特殊，左门框上端的西王母戴胜，右门框上为仙人六博，二门吏执笏，门扉铺首颌下无须。根据判断门扉铺首的风格介于王得元墓与王圣序墓之间。。

(3)永元后期(公元104～107年)，根据铺首衔环的特征，可细分为两种形式:

①铺首颌下无须:以永元十六年的王圣序墓［3］(P30－31)和永初元年米脂牛文明墓［2］(P17)为标型，参照门框上端的西王母和仙人六博像以及门吏像，可判断与此年代相近的墓门。有二种情况:

a门框上端均为不戴胜的双西王母，二门吏执彗，以王圣序墓为标型，年代在永元十六年(104年)。风格相似的墓门有:绥德［2］(P200、P140)、绥德呜咽泉［2］(P134)、绥德白家山［3］(P64－65)、绥德赵家铺［2］(P64)、米脂张兴庄［2］(P7)、米脂官庄［2］(P32)、神木大保当M4［9］(P42)、清涧贺家沟［2］(P216)。

在上述风格相似的墓门中，还存在着二种特殊情况，一是门扉与门楣和门框图像略有差异;二是门扉与门框图像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前者如清涧县贺家沟和绥德后思家沟［2］(P66)出土的墓门门框图像几乎完全相同，且图像与王圣序墓门框类似，但门扉图像却与王墓有差异。后者如米脂张兴庄画像石，门扉图像采用平面减底加阴线和墨线勾勒的方法，而门楣门框是由浅入深的斜坡刻的几何图案。二者的雕刻技法、图像内容都不同，显然不是同一时期，这说明门扉与门框不一定同时制作，存在随意配置的情况。因而，在判断此类墓门的年代时，应持审慎的态度，综合考虑门扉和门框图像的特征，才不至于作出错误的判断。墓门图像风格不统一的原因推测有二点，一是墓门一般是由五块石板拼合而成，只要尺寸相合，门框和门扉可以任意组合。二是不同作坊或工匠群体可能有不同模板，模板的传布和交流也可能使得一个工匠群体同时拥有几套模板，在使用过程中可能被混杂。模板在时间、地域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因而同一地域会同时存在几种样式。

b两门框上端一为仙人六博一为不戴胜西王母，门吏一执彗一执戟，门扉边沿宽空间小，以牛文明墓为标型，年代在永初元年(107年)左右。风格相似的墓门有:米脂党家沟［2］(P34)、绥德寨山［2］(P99)、绥德五里店［2］(P199图584)。

②铺首的脸侧有二、三道弧，绝大多数门扉上有嘉禾、祥云或动物作为填白，年代介于100－107年之间① 这一类图像没有明确纪年的画像石墓作为标型，但从门扉上的铺首、门框的神像、门吏的风格上可以确定为永元年间。。根据铺首和朱雀的特征细分为二种形式:

a铺首的眼、鼻、眉毛、口部用阴线刻，门框上端的神像不固定，出现多元化倾向。二门吏执彗。根据这些特征，推断风格相似的墓门有:神木柳巷［2］(P3)、米脂官庄［2］(P26)、米脂官庄 2 号墓［2］(P12)、米脂官庄② 此墓同绥德黄家塔九号墓画像石风格相似，门扉图像繁缛、复杂，应为同一时期，发掘者认为黄家塔九号墓年代为公元100年建造。但九号墓门框上端为不戴胜的双西王母，应更接近于永元十六年(104年)的王圣序墓。参见榆林市文管会，米脂县博物馆.米脂官庄村东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汉画研究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绥德黄家塔 M9号墓［2］(P124)、绥德五里店［2］(P199图582、583)、绥德苏家圪坨、路沟［2］(P207)、子洲淮宁湾［2］(P212)、神木大保当 M18［9］(P111)。

b铺首的脸侧、双角、眼、鼻、眉毛、口以及朱雀的眼、尾羽和胜均为阴线刻或墨线绘，铺首口部变宽变窄。根据以上特征，推断风格相似的墓门有:米脂党家沟［2］(P25)、绥德［2］(P103)、神木大保当 M20［9］(P122)、神木大保当 M1［9］(P14)、神木大保当 M23［9］(P143)。

(4)永初以后(107年):铺首颌下三道须毛，表现手法更加自由、奔放。与此风格相似的墓门有:绥德［2］(P204图595、P203图592)、绥德四十里铺［2］(P209图607)。

永元年间的门扉图像虽然比较相似，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图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如永元初年的铺首颜面较短，颌下有须，兽面嘴巴处弧线转折大，双角平直，铺首所占空间小(朱雀约占近二分之一的空间);到中后期，兽面的颜面比例趋于合理，双角下倾，铺首下端的环璧逐渐变宽，铺首所占空间越来越大;后期铺首兽面颌下无须，独角兽翼毛变小。铺首颜面有一个由短变长、再趋于合理的发展过程。此外，永元中后期门扉上的图像越来越繁复，空白处填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各种鸟、青龙、白虎、嘉禾等，更像是一幅“动物乐园”图。

根据对地域分布的分析，永元样式的画像石分布地域最为广泛，从无定河畔的绥德、米脂，一直到榆林河和秃尾河流域的榆林古城滩和神木大保当，在大理河沿岸的子洲县和清涧河的清涧县贺家湾也有画像石出土，这一区域出土的画像石也是陕北地区画像石最兴盛的时期。

图5 绥德县延家岔墓的门扉

5.“楚风”样式(图 5)，以绥德延家岔 M1墓［2］(P78－79)为代表。铺首脸侧和颌下有飞动的须毛，张须瞪眼，面目狰狞。朱雀尾羽末端有珠毛，两足腾空作跃起状。这种类型的门扉雕刻的形象最浅，主体形象及底面比较光滑，与永元年间的主流风格完全不同，具有极其飞动、流畅、浪漫的艺术特征。门框的边饰是波浪形云纹里夹杂着动物，尤其重视几何纹样，有两处壁面的竖石是由云纹和几何纹构成。线条更加纤细，多运用曲线，萦绕的云絮间夹杂着圆点纹，后室门框上门吏的位置换成了持矛的翼龙，显示出工匠艺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

以延家岔墓为参照，通过比较边栏纹饰(云气纹间夹杂动物纹)、整体造型风格可找到与此样式类似的门楣或门框。风格类似的门楣或门框有:米脂尚庄［2］(P38图122、P39图125)、米脂官庄［2］(P40、P50、P53)、绥德［2］(P150图458、P156图470、P185图548)、五里店［2］(P169、P193－194)、绥德苏家岩［3］(P103下图)、清涧贺家沟［2］(P217、P219图642)、榆林南梁［8］(P9－10、P19)。

“楚风样式”画像石奔放和流畅的线条、卷云纹中间夹杂鸟兽的作法和装饰意趣，在秦、汉楚国漆器中比比皆是。有学者从题材内容、艺术手法以及文字风格等几方面论证了楚文化对陕北画像石的影响［10］。发掘者判定延家岔墓的年代为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即公元100年前后［11］。证实这类样式大体产生于永元年间，但一直持续到这一地区画像石的衰落期，并影响到晋西北的画像石。例如，延家岔墓同山西离石县马茂庄三号墓边饰非常接近(都是连续不断的卷云纹中夹杂着变形的动物)，门楣上有天马、神兽拉车。此外，墓室墙壁的图像配置也对称，如两墓的前室西壁上均为大幅的(宽八、九十厘米)祥瑞纹饰，前室东壁门楣是神兽拉车出行图，两座不同的墓中图像的位置和风格却相似。因此，东汉晚期晋西北地区流行的风格粗率、线条流畅的画像石可能就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样式。

6.其他特殊样式，包括艺术风格独特、征集或出土情况不明、孤例画像石，这类样式没有纪年画像石墓作标型，难以推断其年代，只根据其造型的不同归纳为四种形式。

6 绥德县贺家湾征集的两块门扉

(1)门扉的图像配置、雕刻技法比较独特，四神位置不固定，以绥德贺家湾征集的两块门扉为代表(图 6)。［2］(P203图593，P205图597)这两块门扉非常特殊，可能属于早期风格。其中一门扉(图6左)是在外轮廓采用斜坡阴线、有些部位减底的手法，其较深的外轮廓线让主体形象更突出。图像安排也很特别，朱雀居上端，中部为左青龙右铺首。其雕刻技法、图像造型和构图都很独特，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几种样式，很可能是画像石产生之初还未形成固定的规制。另一块门扉(图6右)用阴线、浅浮雕(晕刻)刻出，但减底部位用变化多端的斜纹阴线来刻画。这种做法与南阳地区画像石(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留有线条规整的凿底纹)的雕刻手法相似。其构图也与众不同，白虎居上，中间铺首衔环，下面为朱雀，这种上朱雀下白虎的情形在陕北地区少见，但白虎居于铺首上方的做法在南阳地区多见，如南阳石桥汉墓、唐河县湖阳新店汉墓等，只是缺少朱雀。此门扉的例子说明，陕北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模本和图像风格等可能有来自于南阳画像石的影响，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2)铺首双角上翘，腮颌下垂，面部拉长，菱形眼，形象特殊，独角兽可有可无。地域分布为:绥德黄家塔 M1［2］(P113)、黄家塔 M8［2］(P122)、绥德四十里铺［2］(P198)。

(3)铺首双角尖直上翘，颌下须毛飞动，朱雀的尾羽不再是永元年间展开的三根尾羽。根据绥德刘家湾墓门上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像，其年代晚于永元年间，约在公元110至140年间，介于传统与新潮图像之间［5］(P148)。地域分布为:绥德刘家湾［2］(P90)、绥德快华岭［2］(P208图605)、吴堡李家塬［2］(P221)、米脂官庄［2］(P15)① 米脂官庄三号墓门扉与门框不配套，门扉过长，根据门框上端的西王母像，应为永元十六年(104年)之作，门扉图像同于绥德刘家湾，为永初之后制作。。

(4)孤例。其地域分布为:绥德四十里铺［2］(P139)、清涧贺家沟［2］(P217)、绥德苏家圪坨［2］(P208图604)、绥德后思家沟［2］(P67)。

上述画像石由于缺乏有纪年画像石墓作为参照，所以判断其年代范围还有一定困难，期待新的考古发现来提供参考。

三

以上对门扉图像风格的分类，目的有二:一是以某一门扉画像石为标型，通过比较雕刻技法和图像特征，找到与标型风格相同或相似的门扉，并分析其地域分布情况，从而来判断无纪年或征集门扉画像石的年代范围，分析这一样式画像石的流行时间、工匠或作坊的流行区域。二是通过与门扉样式的比较，寻找风格相近的门楣和门框，确定其年代范围。本文虽然是对门扉图像的样式分类，实质上已涵盖了相似风格的门楣和门框(即整个墓门)，对门扉图像样式的划分廓清了门楣和门框的年代范围、流行时间和传播区域。虽然这种推断或许还有局限性，但在出土地点不详或缺乏断代依据的情况下，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例如，永元样式”的画像石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是当时在较大区域内流行的主流风格。从地域分布看，“永元样式”的画像石出现在绥德、米脂、清涧、子洲、榆林、神木等县的汉墓中;其次是“外来样式”和“楚风样式”。“外来样式”流行时间较短，主要在绥德、子洲甚至更远的横山县盛行;“楚风样式”延续时间长，影响到东汉晚期的晋西北地区，流行于绥德、米脂、清涧、榆林和晋西北地区。其余样式出土实物少，且多不完整，流行区域小，属于非主流风格。同一样式的画像石分布于较为广泛的地域，说明了不同地域间画像石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从画像石的分布区域看，绥德县和米脂县为中心区域，画像石的风格样式最丰富。石刻艺人的活动范围以绥德县为中心，辐射周边的米脂县、子洲县、吴堡县，北至神木县，东至山西的离石县、柳林县，西至横山县，南至清涧县，他们的活动空间范围纵横达数百公里。汉画像石的传播范围纵横数百里，从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也可看出工匠群体的流动性，说明有固守家园的工匠，也有远走他乡的艺人［12］。在同一地域出现不同的艺术样式，说明在某一地区存在着不同的作坊或工匠集团，他们之间相互竞争，推陈出新，因而会出现不同的图像风格。从不同样式门扉流行的时间来看，在同一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艺术样式，如永元初期既有“外来样式”，也有“永元样式”，说明图像的题材、造型和雕刻技法在不断的推陈出新。陕北地区的墓室画像石在不断吸收、融合各种样式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新样式，使其保持活力并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晋西北地区。

参考文献:

［1］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M］∥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2.

［2］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3］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编.绥德汉代画像石［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4］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3).

［5］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6］王建中.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0.图10.

［7］闪修山等.南阳汉画像石［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

［8］汤池.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

［9］韩伟，王炜林.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10］张俐.陕北汉画像石与楚文化［J］.文博，2005，(3).

［11］戴应新，李仲煊.陕西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J］.考古，1983，(3).

［12］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32.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