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莉（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陈巍（西安体育学院艺术学院）
原文发表于原文刊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34-44页
摘要：陕北地区画像石上的门吏像是很常见的图像，多位于门框或门柱的下端，主要有拥彗、持戟、佩剑持笏三大类，在该地画像石流行的早期和晚期二门吏持械不同，而从永元年间开始二门吏持械逐渐相同。后期在晋西北地区门吏像有逐渐变大趋势，也有双身和三身像出现。门吏常与主神西王母、东王公和“类主神”鸡首、牛首人身像以及伏羲、女娲等组合，也与动物、人物等其它题材配置，其图像组合和位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四川、河南、山东等其它地区画像石门吏像相比独具地域特色。
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为行文方便,文中统称“陕北”）是汉代画像石的四大分布区域之一,该地区画像石大多是由竖长方形石板组成墓门或壁面的装饰区,竖长方形石板或作为墓门立柱或壁面立柱。其墓门一般由门额、左右立柱和门扉五块画像石构成,墓门是重点装饰区域,且图像有相对固定的题材。门额即1、2 区为祥禽瑞兽或墓主出行等各种动物纹及流云纹（图1）,左右立柱上端即3、4 区为西王母（东王公）或鸡首牛首像,下端即5、6 区为各种持械门吏；门扉即7、8 区以上端朱雀、中央铺首衔环、下部青龙白虎或独角兽来装饰,立柱下端即9、10 区为玄武或博山炉[1]56-67。关于门扉和西王母等神祇已有多篇文章进行讨论①,而位于门框下端的门吏往往被忽视。墓门作为隔绝阳界和阴间的通道,也是汉代“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门框下端的门吏模仿现实生活中世家大族或贵族豪宅守卫大门的门吏,守卫墓主在地下的家园,具有守护、阻挡奸邪的作用。有学者对汉代画像中的持械门吏图像进行分析[2]56-66,针对陕北地区画像石众多的门吏形象,还有一些问题期待解决,诸如该地区画像石上的门吏所持器械是什么?不同阶段门吏图像有何特点?门吏与其它图像组合情况是什么?和其它地区门吏有何不同?笔者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图1 陕北东汉画像石墓门图像分布图（李凇制图）
各地汉代画像石墓中出现的门吏形象所持器械种类丰富,有彗、戟、笏板、盾、殳、节、棒、金吾、持物等,其中南阳和陕北的门吏形象较多,但各具特色。南阳画像石中门吏所持器械的种类丰富,形体高大,独占一块画像石。陕北地区的门吏具有地方特色,位于墓门门框或立柱的下端,且成对出现,身体前倾,有些门吏像完全相同,只是方向相对,形成了比较程式化的图像。陕北地区门吏所持的器械主要有拥彗、持戟、佩剑持笏三大类,也有少量持殳、持矛或拥盾。拥彗,即持扫帚,表示将卫生打扫干净迎接宾客,表现了汉代的一种礼节和习俗[2]56-57。拥彗门吏身体微屈前倾,双手持彗（图2）。拥彗门吏的身份是什么?山西离石县出土画像石上的墨书题记给出答案,门框上端为东王公下端为门吏,边框外题写“东王父门亭长”（图3a.b）,榜题表明下端门吏的身份是“门亭长”。“亭长”是秦汉时期掌管治安、逐捕盗贼的官吏[3]。持戟门吏身体直立,双手持戟,头戴冠,侧身或四分之三侧身,其身份为门卫或武士（图4）。戟是古代的护卫兵器之一,在长杆上端附有月牙状的利刃,使用者的等级都较高。墓门上的门吏所持并非兵器之戟,而是仪仗用的棨戟,其身份应是官职较高者的随从或属吏。在汉代,棨戟是威仪的象征,汉代高级官吏出行时用作前导的一种仪仗[2]60。持笏门吏头戴冠,双手持笏作迎宾状,有的躬身俯首作拜谒状,有的身佩长剑（图5）。笏板是古代臣子朝见君王时所持的狭长形板子,是古代官吏身份的象征。佩剑也是古人的爱好,尤其是侠客,成为一种标配。因而,佩剑持笏门吏身份似乎较高一些,陕北画像石上的持笏门吏一般都腰间佩长剑。![]()
图4 持戟门吏，米脂党家沟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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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持笏门吏，榆林市大保当汉墓
此外,也有个别持殳门吏。殳也是仪仗用具,崔豹《古今注》中有：“棨戟,殳之遗象也。诗所谓伯也执殳,为前驱。殳,前驱之器也,以木为之,后世滋伪,无复典刑。”捧盾门吏在陕北地区不太常见,后期在山西有几例（图6）。盾是先秦时期一种护卫性武器,和敌人作战时可抵御刀箭的伤害,常和矛搭配使用,但同时也是一种仪仗用具。盾的形状为长方形,两端呈圆形或菱形,上面有装饰图案。持戈的门吏像未见,但有翼龙持戈的形象,如1975年11 月绥德延家岔出土前室东壁左立柱下端为翼龙人立持长戈[4]80。![]()
陕北画像石的二门吏持械既有完全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完全相同的即二门吏持械完全相同,有均拥彗、均佩剑、均执殳、均持矛、均持笏,但没有均持戟的。其中二门吏拥彗的画像石较多,其次是持笏,其它佩剑、持矛或执殳的数量很少。持械不同的门吏有持笏拥盾、持戟拥彗、持笏拥彗、执殳拥彗几种情况。笔者梳理了陕北地区的神木、米脂、绥德、子洲、清涧、吴堡和山西的离石、柳林等地的一百余块立柱图像,根据有纪年的画像石来看,这些地区画像石在初期和晚期的二门吏持械不同,从永元年间开始二门吏持械逐渐相同。如目前发现最早的永元二年（90）辽东太守墓,二门吏一个拥彗一个躬身持笏,而其后的永元八年（96）杨孟元墓（图7）至永元十六年（104）王圣序墓都是二门吏拥彗,此后纪年墓的门吏持械又不一致（表1）。李凇教授总结为“永元模式”是二门吏拥彗,“永和模式”是一吏拥彗、一吏持笏（盾）[1]64。整体来看,画像石中多数门吏都是手中持械不同,或是为了避免图像雷同而有意让二门吏持械不同,或是二门吏各自承担不同职责。门吏形象应是工匠根据格套来随意组合,有些图像完全对称,有些则有意变化。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在一定的格套下,高明的师傅施展巧技,可以作出很不一样的变化”[5]。![]()
图7 杨孟元墓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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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陕北、晋西北已发现有纪年画像石墓的门吏
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门吏像受到西汉墓葬绘画的影响。李清泉教授认为陕北画像石墓门与长沙马王堆出土帛画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墓门即天门,帛画上守护天庭门阙的二个门侍,与陕北画像石上的门吏类似[6]。此论点为我们思考门吏像的来源提供了线索,西汉帛画上的门侍或是门吏像最早的来源之一。两汉壁画墓中出现更多的门吏像,在西汉壁画墓中就有门吏像,如西安市曲江翠竹园一号墓北壁墓门西侧绘门吏像（图8）,均面向墓门,佩剑拢手立于门侧[7], 这是关中地区最早的西汉墓葬,门侧高达2 米的门吏形象值得注意。西汉晚期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M1),有戍守墓门东西两侧的翼龙、翼虎,爪持旌幡,应是起镇墓辟邪作用[8]。此后新莽时期的河南偃师辛村壁画墓,在前室东、西耳室门外北侧各绘一执棨门吏[9]。东汉时期在墓中绘制门吏像比较常见,洛阳地区新莽、东汉时期的壁画墓中都在墓门或墓门内两侧绘制持笏的门卫形象[10]186。陕北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中就有持械的门吏,位于墓室入口南北两侧壁面各绘一执铍铩的武士,北壁武士身后墨书似为“门吏”二字,与东汉画像石墓中门吏形象一致[11]。因此,西汉墓葬中的门吏像是东汉画像石墓门吏的来源。![]()
出现在陕北画像石上的门吏形象一般为侧面相对的姿势,有少量为正面站立,如米脂县2005 年出土M2 墓立柱上的门吏,位于立柱内栏中间,左侧为佩剑持笏,右侧为拥彗像,为正面形象[12]。门吏像位于门框或立柱内栏下端,即主神的下方,其形象在整个门框或立柱的画框里约占1/3 或1/2 的比例,但是到该地区画像石发展到晚期即晋西北（山西吕梁地区）,汉墓中门吏形象有逐渐变高大的趋势,这是该地区门吏形象的变化之一。表现在门框空间变大因而使人物形象变大,比如有些门框不分栏,主神和门吏二个图像占据整个门框,门吏所占的位置近1/2,甚至有些占据整个门框,即整个门框只有门吏像。如2004 年7 月山西离石县王家坡出土的门框画像石,门框除边饰外,左右门框分别只刻了拥彗和持戟的门吏[13]14。人物用浅浮雕刻出,形象略凸起,五官领口和衣饰及彗、戟均用墨线描绘,使人物造型生动、个性突出。1983 年中阳道棠征集的立柱画像石上仅刻画了二位左向持戟恭立的门吏,戴冠着长袍脚穿靴[13]94。这种独占门框的门吏像与河南画像石中门吏像类似。门吏形象的变化之二是门吏不再只是以单身像出现,也可以是二身或三身像。如1997 年4 月离石石盘村出土的立柱画像石,最下端方格内刻画了二身门吏,前者为面右躬身迎送者像,其后为持殳站立者[13]35。前述陕北地区的门吏都是对称性分布,但二身像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对称性,不一定是一位对一位,而是一位对二位。如1997 年柳林隰城杨家坪遗址出土画像石,左门框是一位持戟躬身门吏,而右门框是二位持棒恭立的门吏。1987年马茂庄征集的左右门框画像石,左门框下端是二位右向站立的门吏,右侧拥彗、左侧执殳（图9）,相对的右门框是一位佩剑拥盾的门吏[13]132。这种二位对一位的门吏使两门框的图像呈现不对称的情形。![]()
另外,三身门吏像也见于离石地区,如1987 年离石马茂庄征集的门框画像石,左门框下端为一位面右执殳门吏,而右门框与其相对的是三位面左执殳的门吏[13]108。另一例是1998 年离石西崖征集的右立柱,最下端是三身门吏,头戴巾帻,身穿宽袖长袍,左边二位手执殳,右边年长者恭立[13]29。从陕北到晋西北地区,门吏像有逐渐增多、变高的趋势,门吏从屈居于门框立柱下端发展到逐渐占据整个门框立柱,占据的空间由小变大,由单身像到二身像甚至三身像,反映了这类题材的重要性不断加大,似乎意味着活着的人希望保护墓主地下世界的生活不受侵扰的愿望在增强。变化之三是门吏像的可替代性。陕北画像石上门吏出现的位置比较固定,基本都位于门框下端,但也有门吏不出现而被其他持械神像所代替的现象,如牛首人身像、鸡首人身像或兽首人身像代替门吏, 且这些神像都手持门吏的器械。例如米脂官庄2005 年发掘M2 墓,前室东壁立柱上门吏位置是牛首人身像和鸡首人身像持矛相对,在前室西壁立柱上是熊首人身像持矛和兽首人身像持矛。这里的鸡首人身像（或牛首、熊首或兽首人身像）均是以门吏身份出现,立柱上端与其相配的是西王母、东王公。这意味着门吏位置有时会被神格高的牛首人身像和鸡首人身像所代替,同时也说明牛首人身像和鸡首人身像的地位比主神西王母和东王公低。1975 年11 月绥德延家岔出土前室东壁左右立柱上端为西王母和二羽人,下端为翼龙人立持长戈；右立柱为翼虎上行,手中无物（图10）。神像或神兽代替门吏行使守护之责,这种现象属于图像的转化,即门吏像有时会转化为有同样功能的牛首人身像和鸡首人身像或其它动物形象。而且,这种现象持续时间较长,在画像石发展的晚期晋西北地区依然延续,2007 年离石马茂庄出土门框画像石,上端为东王公、西王母,下端为执殳的牛首人身像和鸡首人身像[13]22。![]()
变化之四是图像配置和位置的灵活性,这是画像石图像“格套化”的体现。门吏出现的位置一般是门框（左右立柱）内栏下端,这一位置并不是绝对固定的,也有位于外栏下端的门吏像,如1981 年米脂党家沟征集的画像石,内栏上端是牛首鸡首像,下端是阙楼,持殳门吏则位于外栏下端[14]25。门吏像可以安排在门框的不同位置并和其它图像配置组合。门吏和鸡牛首人身像搭配在一起,以保持同一类题材的对称性。如2010 年10 月中阳西坡出土的左右门框画像石,左门框下端是二位跽坐门吏（图11a.b）,右门框是鸡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13]48,门吏和牛首、鸡首人身像对称配置。他们处于同样位置,应具有同样功能,这就不难理解有些墓中门吏被神人像所替代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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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a 双门吏像，山西中阳西坡画像石
图11b 鸡首人身像、牛首人身像，山西中阳西坡画像石
一般情况下,位于立柱下端的门吏只出现一次,但也有个别例证是门吏连续重复出现,即出现主神的位置被门吏所代替,如米脂官庄征集的一块右立柱,内栏分四格,上端二格均为形象完全相同的拥彗门吏,下面二格为玉兔捣药和除粪图[12]153。另一例是绥德大坬梁出土墓室左右竖框竖石,高大的楹柱旁分为上下二格,内侧上部为持笏相对的门吏,下部为拥彗、持戟的门吏[14]190。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图像“格套化”使用的结果。“格套化”并不限于门吏像,立柱上的铺首、嘉禾、牛车、玄武等各种动物形象都有可能。陕北画像石墓门和墓壁左右立柱的图像绝大多数情况下呈对称性分布,即图像方向相反,但后期在山西离石出现同向图像,如离石马茂庄三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两侧画像均面向左侧,因而持戟和拥彗的鸡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也面左站立[4]194-195,反映了该地区画像石发展至晚期图像配置更加随意,图像“格套化”现象更加明显,使门吏像的变化有更多的可能性。陕北画像石的门框或立柱图像一般装饰二类题材,一类是上端的主神像,有西王母、东王公,以及“类主神”的鸡首和牛首人身像、伏羲女娲；另一类是下端的门吏像,偶尔有建筑物等其它题材代替,绝大多数门框或立柱都是由这两类题材来装饰,形成了上主神下门吏的相对固定的图像组合。主神代表墓主人死后想要到达的仙界,门吏既是墓主生前保护自己的门卫和小吏,又是死后世界的守护者,保护墓主不被各种妖魔所侵扰。因而,在门吏和各类图像组合中,最常见的是以西王母和东王公为主神的配置。以门框上端的主神图像为核心,最少有下列六种类型的组合。这类图像组合在该地区最常见、且数量最多。早期在东王公形象还没有出现之前,是对称的双西王母和持械相同的门吏组合,如杨孟元墓、王得元墓（图12）。这类图像配置相同,只是方向相反,类似于“镜像”。后来当东王公出现后与西王母配对时,门吏的持械就不一定完全相同。晋西北吕梁地区是该区域东汉画像石的发展末期,该地绝大多数画像石依然延续了西王母、东王公和门吏组合,因此,这类组合是该区域画像石中持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一组图像,可以说构成了门框、立柱图像的主体。![]()
鸡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是陕北地区除西王母之外的另一对主神,因此就有鸡首和牛首人身像与门吏的组合。在神木大保当、米脂、绥德（图13）和山西柳林出土的画像石上都有这类组合图像,1997 年山西柳林隰城遗址（杨家坪）出土画像石,以及榆林境内出土墓门,门框内栏上端为鸡首、牛首像,下端为门吏,外栏是卷云纹夹杂动物纹。虽然二地相距较远,但画像石却呈现出很多相似图像,如横额两端的日月、外栏的卷云纹、朱雀和铺首衔环等。这表明二地画像石传统的承继关系,或有工匠远走他乡带去相似的粉本。![]()
图13 鸡首、牛首像与门吏，绥德四十铺和贺家湾出土画像石人形门吏像被兽首人身门吏像所代替,形成主神和兽首门吏像的组合。陕北除鸡首和牛首人身像外,还出现了熊首和兽首人身像的门吏,山西地区为鸡首和牛首人身门吏像。如2005 年米脂M2 号墓前室东壁左右立柱和前室西壁左右立柱为西王母、东王公与熊首人身像、兽首人身门吏像的组合。山西地区有2007 年离石马茂庄出土画像石,上端是西王母东王公,门框下端是鸡首、牛首神人像执殳[13]24。1990 年发现的离石马茂庄2 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侧也是西王母、东王公与牛首、鸡首人身像手持符节像（图14）[4]184-185。这些兽首神人像替代门吏担任保卫主神或墓主安全的职责。![]()
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在门框上端出现另一类神像是伏羲和女娲,因而就有伏羲、女娲和门吏的搭配。绥德张家砭汉墓墓门就是典型一例,在伏羲女娲下端是持笏、捧盾的一对门吏[15]27（图15）。1981 年米脂官庄出土墓门门框,上部是人身蛇尾和手持规、矩的伏羲、女娲,中间是望楼,楼下是拥彗门吏,最下部是玄武。整个立柱画面中,伏羲、女娲占据1/6 的空间,门吏占1/3,是主神像中位置最小的一幅画面,画面突出表现了高大的望楼。这类组合中有比较特殊是绥德出土的一组墓门,立柱上端分别为人身蛇尾,左侧手持嘉禾、仙草,被称为神农氏；右侧手持便面和鼗鼓（图16）。关于这对神像学者没有确定名称,因与伏羲女娲像类似都有蛇尾,故且与伏羲女娲像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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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是指位于门框或立柱主神位置的图像相对于前几类出现频率较少,且图像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类情况：一是仙人和门吏组合,门框上端的主神图像志并不很清晰,但根据所在位置,应是表现神祇。如绥德后思家沟二号墓出土墓门左右立柱内侧上面是戴羽冠的仙人坐在悬圃上,下为拥彗门吏和双手捧物的老人[14]67。二是朱雀和门吏组合,如米脂M8 墓左右立柱,上端为朱雀云气纹,下端为门吏。三是龙虎与门吏组合,如1975 年11 月绥德延家岔出土墓门立柱上层为龙虎相向飞腾奔跃于卷云纹间（图17）,下层为拥彗和躬身的门吏[4]69。四是门框上端不出现主神像,而是分成几格,每个空格安排不同图像,如人物、动物等,在下端配置门吏像。如1975 年绥德出土墓门左右立柱分五格,门吏占一格,门吏上面分四格,左立柱上端分别为伏羲女娲、虎、应龙和玄武,右立柱上端为人物谒见、奔马、翼龙和玄武。左右立柱下端二格完全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上端三格图像有所不同。这种构图模式中,门吏像的上端可以任意分格,或四格、二格,但立柱上端都以世俗人物或动物为主。1997 年离石石盘村出土画像石,左立柱内栏分四格,上面三格分别为轺车出行、二吏骑马出行、轺车出行,下格为持殳和躬身迎送的二门吏[13]35。也有其它动物与门吏组合,如1975 年绥德延家岔出土墓门立柱,门吏上方为龙虎飞跃于卷云纹间。五是门吏与楹柱或楼阁相配,如米脂官庄墓门左右门框（图18）、绥德大坬梁出土的二组墓室左右立柱、绥德境内出土的左立柱、延家岔出土的右立柱等,画面雕刻一座高大的楹柱,门吏站立楹柱旁,柱旁另一侧为各种动物。六是门吏独占门框,绥德贺家湾出土墓门右竖框的门吏形象高大,仅在门框上端线刻菱形重回纹,其余画面为阴刻持戟门吏[14]187。2004 年7 月山西离石县王家坡出土的门框画像石,门框除边饰外,左右门框分别只刻了拥彗和持戟的门吏[13]14。上述类型中门吏和动物、楼阁或人物任意组合,也是该地区门吏图像配置灵活性的反映。这类非主流图像和门吏组合多见于墓室内的立柱,相比于墓门门框的图像配置更为灵活。这种图像组合既与画像石所处的位置有关,也是图像“格套化”的反映。![]()
图17 绥德延家岔墓门左右门框
图18 米脂官庄墓门左右门框画像
当然,门吏像并不是墓门的“标配”,也有少数墓门上只有主神图像如伏羲、女娲或其它图像,而不出现门吏,如绥德思家沟、刘家湾汉墓墓门,门额和门框是统一体,都为阴刻的菱形回纹,下端为鸟和玄武像[15]80-81。裴家峁和刘家湾汉墓的墓门门框只有伏羲、女娲像,而无门吏,与其风格比较相似的张家砭墓门则在伏羲、女娲像的下端出现了门吏,这三处图像放在一起来看,似乎门吏像是后来出现的,但没有纪年作参考,还不能轻易做出门吏图像出现晚的结论,但门框不出现门吏的情况比较少见。陕北地区门吏与主神图像的配置是贯穿始终的稳定组合,尤其是西王母、东王公和门吏组合是该地区画像石中持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图像配置,也是较为固定的“最佳”组合,其余图像与门吏的组合相对较少。虽然门吏与主神是最稳定的图像组合,但与非主流图像的搭配也说明工匠在设计时存在一定的灵活性。门吏不仅是陕北画像石的常见图像,在画像石的其它分布区域如四川、河南和山东等地也有门吏像,并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征。四川与滇北地区画像石中的门吏像比较高大,占据整个门扉或2/3 的空间,人物有男有女,除捧盾、拥彗的门吏外,也有捧书卷、执镜、佩剑挎刀的人物形象。四川芦山县博物馆藏汉墓墓门,左侧为捧盾者、右侧是拥彗者。成都市郊包山汉墓墓门上端为卧鹿,下端有男女二人,左侧女执镜、男跪地捧书卷,右侧女捧镜、男站立。成都市郊汉墓墓门的左侧刻画了佩长剑、挎环柄刀、带有“□ 旺名号”的亭长,右侧是手持戟、腰佩剑的亭长（图19）,二人身前均有一铺首衔环[16]。四川门吏形象比陕北画像石更为高大,是以人物为主体,但也有与其它形象共存一个空间。墓门上不仅仅有守门的门吏,还增加了捧书卷、执镜的侍从,生活气息比较浓郁,这是陕北地区所不见的。![]()
豫南至鄂北区墓门上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有刻着榜题“胡奴门”的拥彗、执钺的门吏②（图20）,有神荼和郁垒的对称图像,有执棒的武士,也有端灯、提卣捧奁的奴婢,这些人物形象都占据一整块画像石,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凸显出河南画像石对人物形象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画像石上的神荼和郁垒图像,王充的《论衡・订鬼》曰：“门户画神荼、郁垒和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表明这些神像或门吏、武士有守卫门户的功能。这也为门吏图像的来源提供了文献证据,墓室内门吏的出现或是源于民间的神荼、郁垒信仰。河南地区画像石上的门吏不仅仅刻画在门扉上,也出现在墓室内的石柱上,如南阳宛城区英庄汉墓主室西柱东侧的门吏双手执金吾侧身而立,上有一瞠目鼓腹的怪兽（图21）；东柱西侧武士,右臂挟棒,盾牌置于左腿前侧[17],显示出门吏像灵活多变的位置。位于石柱的门吏相比于墓门上的门吏,守门的意味减弱,和其它图像一样似乎更强调其装饰性。就门吏形象、人物身份的多样性和位置灵活性来说,河南地区超过其它地区。![]()
图20 刻有“胡奴门”榜题的门吏，河南方城画像石
山东地区画像石中对门吏守卫大门的功能有明确的表现,刻画二门吏持械相对站在楼阁或阙门下。如济宁师专院内出土画像石,画框中格刻一门和双阙,门内有二门吏持戟相对而立[18]1,似是值夜守卫门户的写照。持械门吏像的位置在山东画像石上比较灵活,既可以位于画面上端,也出现在下端。如苍山县纸坊出土画像石上端分别为左向侧跪捧盾门吏和右向侧跪捧盾门吏,下端为翼龙翼虎[19]。位于画框最下端的门吏,如济宁市喻屯镇城南张出土画像石,二块门扉状石块的下端各有拥彗和持戟的二门吏（图22）,持戟门吏明显高于拥彗者,二组人物为同向[20]。莒县沈刘庄画像石墓的墓门第三根方立柱和前室南面第一根方立柱的下端均为拥彗门吏,西门和正中门楣石各有捧盾、拥彗者恭立[21],此墓的门吏位置比较灵活。沂南汉墓前室南壁东西两侧和中柱上,既有拥彗的侍者,也有佩剑、捧盾的似为看管武器库的小吏[22],说明持械人物身份不一定是门吏,还肩负其它职责。门吏像更像是画像石格套中的元件,根据画面的需要嵌入其中,如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二块画像石,四层石面中第三层为持剑和捧盾、正面站立的人像[18]215,与其他层面交谈或站立的人物像并无二致,没有特别表现其守卫门户的作用。概言之,山东画像石上的门吏像位置比较灵活,既可以在画面上端或中段,也出现在最下端。门吏并不一定出现在墓门上,墓壁画像石上也有持械人物像,其身份也不限于门吏。有些图像要根据所处位置来确定是否为门吏,还是画像石格套中的元件。![]()
图22左 拥彗和执戟门吏，山东济宁喻屯镇城南张出土画像石图22右 拥彗和执戟门吏，山东济宁喻屯镇城南张出土画像石
与山东同属一个区域的苏北和皖北画像石,门吏图像与山东比较相似。有门吏站在门阙下,手执长戟,如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发现的画像石[23]17,门吏所在位置表明其守卫门户的职能。该地区门吏既有位于门扉的,也可出现在墓壁上。门扉上的门吏像如睢宁县九女墩墓[23]81,门扉上层刻凤鸟,下层刻铺首衔环,旁边站立一个执戟门吏。安徽定远县靠山乡出土门扉,在铺首衔环的下方刻一执戟门吏和羽人[23]157,门吏屈居门扉下端,与龙、凤和铺首衔环共同组成画面。位于门扉的门吏比例较小,显示出门吏并不是门扉的主体。门吏像出现在用于墓壁装饰的画像石上,既有形象高大、独占画框的门吏,如铜山县茅庄画像石[23]44,画面刻一身躯高大的捧盾门吏,远处刻一身材矮小的执戟门吏（图23）。也有门吏作为画面一部分与其它图像的组合,如铜山县利国乡发现的画像石[23]22,位于下层的二门吏拥彗执戟,二人之间有一铺首衔环,占据画面一半空间。徐州贾汪区青山泉出土画像石[23]61,画面分二层,上层刻二凤鸟,下层刻二执笏门吏,类似的还有睢宁县征集画像石[23]93。这类图像中也有门吏占位较大的,如安徽宿县褚兰镇山孜出土画像石,画面分三层,执械的门吏位于中间位置,占据画框二分之一空间,显然是画面的主体图像[23]119-121。门吏出现在门扉上是安徽画像石的特点。![]()
皖北地区画像石不仅用于墓门和墓壁的装饰,在甬道也刻武士和门吏,如安徽亳县十九里乡董园村出土画像石[23]166-167,甬道北壁用八块石板拼接,画面刻武士和捧盾门吏。这类处于甬道的门吏在其它地区非常少见。以上例证说明山东、苏北、皖北等地门吏位置灵活,画框的上、中、下端均可出现。门吏可出现在门扉,也会在墓内立柱上存在。虽然门扉上的门吏相较于铺首衔环等图像处于次要位置,但墓壁立柱上的门吏像也可作为比较突出的主体图像位于画框的中间。位于甬道的门吏在其它地区少见。该地区的门吏既有守卫功能,也可承担其它职责。通过对四大区域画像石门吏像的比较（表2）,可以看出陕北地区门吏像多位于门框或立柱最下端,位置相对比较固定,后期人物比例逐渐增大,但很少出现像四川、与滇北区、豫南至鄂北区和苏州地区位于门扉的门吏像。四川门吏像比例较大,并和侍从并存,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豫南画像石中的门吏和奴婢同享一个画框,较陕北地区比例大,位于门扉和石柱上。山东地区门吏像位置灵活,门吏像比例小,与陕北地区类似。皖北区门吏像出现在甬道,这是其他区域所没有的现象,苏北画像石中的门吏常见于门扉和石柱上,门吏像比例同山东地区。![]()
表2 画像石各分布区域的门吏像
门吏作为陕北画像石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图像,其位置相对比较固定,多位于门框内侧或墓壁立柱的下端,以侧身形象居多。守护墓主的职责决定了其位于门框下端且侧身面向墓门。门吏所持的器械主要有拥彗、持戟、佩剑持笏三大类,该地区画像石流行的初期和晚期二门吏持械不同,而从永元年间开始二门吏持械逐渐相同。门吏像占据画框1/3 或1/2 的空间,后期在晋西北地区形象有逐渐变大的趋势,也有双身和三身像出现。门吏与“主神”西王母、东王公的组合是该地区画像石比较稳定的组合,其次是“类主神”的伏羲、女娲和鸡首、牛首人身像与门吏的搭配,也有主神和“类主神”相互组合,以及“非主流”的动物、人物等其它题材与门吏的搭配。门吏与其它图像的配置及所在位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体现了门吏与主神图像组合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图像“格套化”的表现。陕北地区和四川、河南、山东等其它地区画像石门吏像相比,其位置相对固定于门框或门柱下端,没有位于门扉的门吏像,体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门吏像是汉代画像石墓的墓门和墓壁常见题材之一,到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题材逐渐固定在墓门门扉上,到北朝以至隋唐时期成为门扉的主要图像。北朝、隋代和唐初墓门门扉上流行持环首仪刀或拄仪刀护卫的门吏[10]134,追溯其源头,应当是源于汉代画像石或壁画上的门吏图像,尤其是四川和河南地区画像石上独占画框的门吏形象。由此看出,北朝及以后墓门上的门吏形象继承了汉代画像石墓的门吏,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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