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学术 | 原媛、杨丹：《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与画像石发现、研究述评》

摘要：陕北、晋西为汉代画像石墓集中分布区域之一， 考古发掘工作可早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关于其研究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中。通过对该区域画像石墓考古发现、画像石征集情况及画像石墓、画像石相关研究的梳理， 获悉墓葬基本情况的画像石墓63座， 其中， 有题记铭刻的画像石墓16座， 明确纪年的有6座。在历年征集、墓葬情况不详的画像石中， 题记铭刻18处， 明确纪年的有10处。在既往研究中， 学者们就该区域画像石墓和画像石进行了多视角研究， 但从考古学角度、就考古材料本身出发的研究还存在些许不足。

关键词：陕北、晋西；汉代； 画像石墓； 画像石

陕北、晋西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墓多发掘于20世纪中下叶，五六十年代有少量发现，多未经科学发掘；7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们认知的增长，画像石墓的发掘越来越科学化，这就为考古材料的获取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也为相关研究创造了更多的空间。除可知墓葬基本情况的画像石墓外，现可见大量零散画像石，本文将从画像石墓和历年征集的画像石两方面进行梳理。

通过对本区域画像石墓考古材料的整理与梳理，可获悉墓葬基本情况的画像石墓共63座，其中陕北地区52座，晋西地区11座，有题记铭刻的画像石墓共计16座，明确纪年的有6座。

1．陕北区

1951年于绥德保育小学清理宋墓时，发现1座汉代画像石墓，共征回画像石24块。通过对画像石的描述，可知此墓为前后室，前室带两耳室，其中，前室南壁中柱石上刻有铭文“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

1968年、1975年先后在陕西子洲淮宁湾发现3座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其中，M1画像石未征回，M2、M3画像石共征回11块。

1971年在绥德米脂官庄，发掘4座画像石石室墓，清理出50多块画像石。M4前室后壁中柱石上刻有“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于万岁室长利子孙”的铭文。

1972年于绥德延家岔发现画像石石室墓M1，1975年对其进行清理，共发现画像石25块。

1976年在M1北发现画像石石室墓M2， 1977年进行发掘，画像石分布于墓门和前室的四壁。

1980年在绥德寨山发现并清理画像石石室墓1座，其中墓门由5块画像石组成。

1980年在米脂官庄发现1座画像石石室墓，1981年进行清理，共发现画像石16块，《米脂官庄画像石墓》中称M6。

1982年在神木柳巷村发现画像石石室墓M1，部分画像石已被破坏；同年，于M1南发现画像石石室墓M2，画像石位于墓门处。

1982年在绥德苏家岩发现1座汉代画像石石室墓，出土画像石共11块。前后室过洞中柱石刻有铭文“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作”。

1983年在绥德黄家塔发现汉代画像石砖石合建墓3座，即M1、M2、M3，共计画像石11块，其中，M1中有铭文题刻“汉羽林郎□□□□□□室宅”。1985年在其附近相继发现Ｍ4Ｍ13，其中，Ｍ5-Ｍ7、Ｍ10-Ｍ12为石室墓，Ｍ4、Ｍ8、Ｍ9、Ｍ13为砖石合建墓。除Ｍ5、Ｍ12未提及画像石的情况外，共出土画像石60余块，Ｍ4、Ｍ6、Ｍ7、Ｍ8刻有铭文，Ｍ6、Ｍ7有明确纪年。Ｍ4墓门横楣石阴刻“侍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王君威府舍”，Ｍ6前室南壁中柱石铭文“王圣序万岁室宅永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祖下”，Ｍ7东壁横楣石铭文“辽东太守右府”，Ｍ7西壁横楣石铭文“辽东太守左官”“永元二年天岁在位□造”“巧工王子□□作”，Ｍ8前室南壁中柱石铭文“……支誊丑故中□□西河口□□仲□□北安错玄墨之宅”，Ｍ9出土一枚骨印章，一端阴刻“李墅”，一端阳刻“王禧”。

1985年于米脂官庄村发现1座汉代画像石石室墓，出土画像石24块，《米脂官庄画像石墓》中称Ｍ7。

1986年在绥德呜咽泉发掘1座汉代画像石石室墓，共出土15块画像石，前室南壁右立柱石刻有铭文“帷居上宽和贵齐殷勤同恩爱述神道熹苗裔”，左立柱石刻有铭文“览樊姬观烈女崇礼让遵大睢贵□□富支子”。

1987年于绥德裴家峁发现并清理1座画像石石室墓，共发现画像石5块。

1997年于陕西绥德四十里铺发现1座汉代画像石石室墓，绥德博物馆工作人员前来调查时墓葬已回填，只取走了部分文物，其中有9块画像石。前室后壁中柱石上刻有两段铭文，上为“西河大（太）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万岁神室。永元四年闰月二十六日甲午卒上郡白土，五月二十九日丙申葬县北鸲（？）亭部大道东高显冢茔”，下为“哀贤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失（？）年。云日日而下降兮，荣名绝而不信（申）。精浮游而猜兮，魂□瑶而东西。恐精灵而迷惑兮，歌归来而自还。掾兮归来无妄行，卒遭毒气遇匈（凶）秧”

1996-1998年于神木大保当清理汉墓26座，其中，画像石砖石合建墓14座，即神木大保当M1、M2、M3、Ｍ4、Ｍ5、Ｍ9、Ｍ11、Ｍ16、Ｍ17、Ｍ18、M20、M23、M24、98M2，共出土画像石60余块。其中，Ｍ16门扉石铭刻“白虎在右”“青龙在左”。

1998-2000年间，米脂官庄1座画像石石室墓被盗，

2001-2003年，米脂县博物馆、米脂县公安局打击并征回26块画像石，《米脂官庄画像石墓》将此墓命名为Ｍ8。

2002年3月，于绥德辛店郝家沟清理汉代画像石砖石合建墓1座，共发现画像石17块，2005年于米脂官庄发掘3座画像石墓，其中，M1为砖石合建墓，M2、M3为石室墓。三座墓葬中的画像石数量多且多数保存完整，M2前室南壁横楣石上刻有铭文“太原太守扶风法君”“雁门太守颍川□君”“五原太守车马”“朔方太守车马”“上郡太守车马”“定襄太守车马”，前室北壁中柱石铭文为“故大将军掾并州从事属国都尉府丞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夫人德行之宅”。

2008年秋，神木大保当1996年墓葬发掘的第三区中，发掘3座汉墓，其中08Ｍ1、08M3为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出土画像石10块。

截至目前，陕北地区已知晓墓葬基本情况的汉代画像石墓可见52座。此外，在陕西榆林、米脂、米脂尚庄、米脂当家沟、绥德、绥德园子沟、子洲、子洲苗家坪、清涧贺家沟、吴堡、横山孙家园子、绥德寨山等区均发现汉代画像石墓，由于未经科学发掘，或完整材料未公开发表，只可知晓画像石的基本情况，墓葬及随葬品的情况暂时不详。

2．晋西区

1980年在离石交口发现汉画像石墓1座，出土画像石9块，未明确交代墓葬形制、画像石位置及随葬品情况等。其中，一块石柱上阴刻“汉河东掾丞西河平定长乐里吴执仲超万世宅兆”。

1982年在中阳县道棠发现1座画像石墓，出土画像石5块，未明确交代墓葬形制、画像石位置及随葬品情况等。

1990年在离石马茂庄发现3座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即M2、M3、Ｍ4，M2、M3画像石较为完整，M2画像石中有6处铭文，内容为“户南”“东壁北柱”“西壁户北柱”“西壁北头柱”“东壁户南柱”“东壁南头柱”。

1992年、1993年在离石马茂庄发现3座汉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即Ｍ14、Ｍ19、Ｍ44，Ｍ14墓门左立柱石上刻有铭文“汉故西河圜阳守令平周牛公产万岁之宅□兆”，左门扉石刻有“熹平四年六月”的铭文，右门扉石刻有“□”，Ｍ19前室后壁中柱石铭文为“……二月廿七日庚申安错于斯”。

1995年在离石马茂庄发现1座汉代纪年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出土画像石13块，前室东壁中柱石刻有铭文“汉故华阴令西河土军千秋里孙大人显安万岁之宅兆，建宁四年十二月丁□□十日丙申造”。

1997年在离石石盘发现1座汉代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出土画像石19块，前室南壁西侧立柱石刻有“石东柱”，东立柱石刻有“石西柱”，前室东壁南立柱石刻有“马头牛蹄之名浮□”，前室南壁中柱石刻有“西河太守……”

2010年在中阳西坡发现1座汉画像石砖石合建墓，出土4块画像石，门楣石不见，具体墓葬形制不详。

较陕北区的画像石墓，晋西区发现的较少，除在马茂庄、石盘、交口、中阳发现外，离石贺家塔、柳林杨家坪等地均有发现，多未见发掘报告，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情况不明。

除以上画像石墓中的画像石外，陕北、晋西还征回大量的画像石，此类画像石多未经科学发掘，其所属墓葬、在墓葬中的位置等情况不详。现将此类画像石材料补充如下。

1．陕北区

《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中收录神木大保当历年征集的汉画像石共5块，其中3块门扉石，2块立柱石。

《米脂官庄画像石墓》中除录入前文中画像石外，还收录了1978年出土于小官庄一座汉墓的柱石，阴刻“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中收录陕北区画像石2块，其中一块见《陕北汉代画像石》，另一块为横楣石，题记“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

据《论陕北东汉铭文刻石》一文，绥德中角白家山出土1块铭文画像石，刻有“西河圜阳张文卿永元十六年十月造万岁堂”“张公之室”。

《陕北汉代画像石》除录入上文中部分画像石外，还收录陕北区343块画像石，其中，完整墓门16座，略残墓门16座，10处铭文，明确纪年6处。米脂官庄村的一块纪年画像石刻有铭文“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1980年出土于绥德四十里铺的郭夫人墓中柱石刻有铭文“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1957年于绥德五里店征回的2块左右立柱画像石刻有铭文，分别是“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块门扉石上刻有“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有3块立柱石上刻有铭文，分别是“徐无令乐君永元十年造作万岁吉宅”“永元十六年三月廿五日甲申西河太守掾任孝孙之室”“西河太守掾圜阳榆里田文成万岁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1972年于清涧征回的2块铭文画像石，刻有“永和三年四月二十日司马□□□□□宅舍”“西河太守盐官掾贾孝卿室宅”。

《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中除录入前文中部分画像石外，还收录了基地38块画像石，分别位于榆林、米脂、绥德、子洲、神木、横山、靖边和寨山。

2．晋西区

1972年离石下水征集到4块画像石，其中，一石柱阴刻“延熹四年”；1983年，在中阳道棠发现4块画像石，石柱阴刻“和平元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将安集掾平定沐拊孙室宅”。

《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像石》一文中记录了左表墓画像石的情况，共征回10块，通过与《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和《陕北汉代画像石》图录的比对，可找到8块画像石的图。其中，一块柱石一面阴刻铭文“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另一面阴刻“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暂未找到《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像石》中所提到的“大汉中郎将镖骑将军左表之墓”和“侄左元义奉敕监修”等铭文的图。

《陕北汉代画像石》除录入上文中部分画像石外，还录入晋西区7块横楣石。

《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除录入上文中部分画像石外，还录入晋西区15块画像石。

二、研究回顾

陕北、晋西画像石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可早到20世纪中叶，且于1959年便出版有《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一书，但相关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起步。随着画像石墓考古发现的增多，再加之《陕北汉代画像石》图录于1995年出版，进入21世纪后，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及画像石便迅速走入了学界的视野中。

1．20世纪末

陕北、晋西画像石墓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末，集中于21世纪以来。20世纪90年代，陈根远先生谈到了当时所发现的30余座画像石墓的年代、墓葬形制的分类、雕刻技法及来源、画像石的特点等，为陕北区关于画像石墓较早的综合研究。陈根远先生从社会现状出发，分析出陕北画像石墓的建造年代应集中于两个社会安定时期，且多集中于章帝时期（7588）至安帝永初二年（108），少数墓葬建造于顺帝永建四年（129）到永和五年（140）。这一推断为画像石墓的分期及年代的判断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及有力的论证依据。关于陕北区画像石的雕刻技法，陈根远先生认为种类少于山东、苏北、南阳等地，应不属于画像石的原始阶段，而是由山东传入，且雕刻的山东工匠或其弟子可能为发配戍边的囚徒。此文完成之时，画像石墓发现、发掘的数量并不多，但文中的讨论与研究，不但总结了陕北区画像石墓、画像石的特点，也通过与当时其他区域画像石的对比，提出了陕北区画像石的不足及所反映出的当时些许落后的社会现象等，为客观地考究陕北区汉代画像石墓、画像石的分期、年代、画像内容、雕刻技法及画像内容所反映出的社会现状、丧葬观念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2．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发现数量增多，相关研究也随之丰富起来，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的基本情况、分区、分期、区域间关系等都展开了专题性的论述。现分成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分期与年代、与其他墓葬的比较3个方面进行回顾。

（1）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研究

关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多以简单介绍为主。《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中概述了陕北东汉画像石墓的特点及相关研究综述。王建中先生在《汉代画像石通论》中根据“墓的形制和特点”将陕北汉代画像石墓分为六型、山西画像石墓分为三型。除此外，较为重要的有2012年赵方超完成的《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墓研究》及2017年董雪迎的《浅谈陕北、晋西北地区汉画像石墓墓门图像》等文。

赵方超将此区域汉代画像石墓分成了石仿砖室墓和砖室墓，并根据墓室数量、平面形制、有无耳室、有无中柱石、墓顶形制、墓壁形制等的差异，进行型式的划分。董雪迎的型式划分标准与赵方超略有差异，将墓葬分成石室墓和砖石合建墓，根据墓室数量、耳室数量、墓顶形制、墓壁形制、耳室的对称情况等进行型式的划分。

关于此区域随葬品的研究，赵方超在其学位论文中，对随葬品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但只对数量、器类最多的典型陶器进行了分类。

（2）分期与年代研究

前人就此区域画像石墓的分期研究，可见两期和三期。《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和《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墓研究》中，将此区域画像石墓分成东汉中期和东汉晚期两期。《浅论陕北、晋西北地区汉画像石墓墓门图像》一文将画像石墓分成了三期，第一期属东汉早期偏晚阶段，第二期属东汉中期，第三期属东汉晚期。

（3）与其他墓葬的比较研究

与其他墓葬的比较研究，集中于不同区域间画像石的对比分析，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出发，探讨不同区域墓葬间的差异及相互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赵方超就本区域画像石墓的墓葬形制与本地无画像石汉墓，西安汉墓，宁夏、陇东地区汉墓，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墓，山西中、北部地区汉墓的墓葬形制进行了对比，认为墓葬形制“接受了来自西安地区的影响”。同时，与苏北区、南阳区的画像石墓从墓葬形制、画像石在墓葬中的位置、砌筑方法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墓葬形制较苏北、南阳画像石墓简单，此区域画像石墓受到南阳地区画像石墓的影响而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在比较基础之上，赵方超就本区域画像石墓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汉墓共性文化因素、关中及周边文化因素、本地特有文化因素和匈奴文化因素四种文化因素，其中，本地特有文化因素中，提出石仿砖室墓、拱券顶和石灶为画像石墓所特有。

画像石的研究相对画像石墓的研究较早，且研究视角多样。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部分其他主题的研究材料中已关注到此区域画像石，如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汉代的牛耕》在研究汉代农耕时便注意到绥德、米脂等地出土的牛耕画像，是了解汉代牛耕的重要资料。80年代开始，出现专题研究，但由于材料的局限，相关研究仍然不多。21世纪以来，专题研究迅速发展，20余年间本区域画像石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

1．1980年至1990年

1987年收录于《汉代画像石研究》中的《左元异墓汉画像石浅析》一文中，高维德先生将画像内容分成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符瑞谶纬四方面进行解析。文中提到了“大汉中郎将镖骑将军左表之墓”和“侄左元义奉敕监修”二处墓室铭文，此二处铭文也可见于梁宗和先生的《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像石》一文中，但由于此批画像石未经科学考古发掘，关于此二处铭文与左元异墓的关系，暂时还未有明确的解释。

信立祥先生《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一文，发表于俞伟超先生1989年主编出版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文中，信立祥先生将此区域20世纪80年代可见的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分成三组，认为这三组画像石代表了此区域画像石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绝对年代在东汉早期，第二阶段在东汉中期，第三阶段大致为东汉晚期。关于画像石集中分布区域间的联系与影响，信立祥先生认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的南阳、鄂北区影响范围很广，已影响至陕北、晋西北地区，东汉晚期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的影响力则增大；东汉晚期密县汉画像石墓中的纹饰及装饰特征应来源于陕北、晋西北地区；东汉晚期，陕北、晋西北地区汉代画像石对河南嵩洛地区产生了一些影响。

王玉金先生对四川、山东和陕北三地汉代画像石中的农作图进行了总结、分析与比较，认为全国农业南方与北方差异明显，且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差异明显。

孙周勇先生根据画像内容及其性质，将陕北汉代画像石分成了四类，即社会生活类、神话题材类、历史题材类和装饰纹样类。认为画像石的出现，与相对稳定的生活、雄厚的物资基础、阴阳五行及谶纬学说的流行有关。

除此外，部分其他主题的研究中也会涉及此区域的画像石材料，如《陕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一文中，提到了米脂官庄71Ｍ4和绥德王得元墓所出土的两处牛耕画像，表明至东汉中期，陕北地区应已广泛掌握了牛耕技术，是汉代农业高度发展的体现。

总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虽然材料有限，关于画像内容、内容组合、画像形象的发展与变化等，未能展开详细的解析，但其客观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成果为此区域画像石墓及画像石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研究基础。

2．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本区域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如雨后春笋，研究视角也呈现出逐渐拓宽的趋势，涉及画像石的内容、题材、风格、分布分区、分期及画像石出现的原因、所反映出的社会现状等。现从画像内容研究、画像铭文研究和综合研究三方面进行回顾。

（1）画像石内容研究

画像内容的相关研究是最丰富的，从内容的分类、分布等方面着手各抒己见。关于画像内容的分类，多与20世纪孙周勇先生所提接近，分成社会生活类、神话题材类、历史题材类、装饰纹样类等。李凇、王炜林、胡杰、吴佩英、刘宇统、宋莉、郑红莉、王娟、刘勇、刘晓达、冯军平、郝慧芬、王倩、高莉芬、梁愿、王璐璐、董雪迎、庞政等，均就本区域画像内容的某类题材或画像内容的配置、画像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李凇先生关于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观点：一、认为东王公出现于公元107年至公元150年左右；二、以3座有纪年的墓葬即杨孟元墓（96）、王得元墓（100）、牛文明墓（107）中西王母的头饰、华盖、云柱等的演变，将西王母画像分为6段：西王母独尊、基本正面；西王母独尊但辅以仙人对饮、基本正面；东王公出现与西王母地位对等、基本正面；有翼的西王母与东王公、正面；有翼转为三分之二侧面；无翼三分之二侧面。

吴佩英从美术史的角度，对陕北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与分析，母题的分类研究即画像内容及内容组合的深度解析为文章的重点，并对图像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生死观及图像的形式、风格等进行了分析，为考究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的内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可参资料。

宋莉的研究集中于陕北的墓门画像，将此区域门扉石画像分成了4种组合；将墓门画像布局分成了六类，其中，认为第三类“横楣石、立柱石分内外四层”的布局为“山东来源说”的代表；根据铺首衔环、朱雀等的图像风格，将墓门分为了六种样式，其中，命名为“外来”的样式作者认为其来源于山东。

王娟首次关注到“车马右行”的画像，总结到有6座汉画像石墓中的车马出行图的行进方向是由左及右，而其他车马出行图的方向是由右及左。作者以吴执墓为例，分析“车马由左及右出行”的意义，即“复活思想”“司命信仰”等。

郑红莉对本区域画像中的鸡首人身、牛首人身图像由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与阐述，即由“西王母属仙”，到“取代西王母并具有独立神格”，再到“居门柱下格，具有门吏身份”的转变。并认为农业在这一造神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董雪迎也对此区域画像石墓墓门的画像布局进行了分类。在墓葬形制的类型学及分期研究基础之上，考究各期内各类画像布局所占比例，从而来论证画像布局的发展演变。第一期中，仅可见Ａ、Ｂ类布局，第二期中，出现Ａ、Ｂ、Ｃ、Ｄ类布局，第三期中，仅可见Ｂ、Ｄ类布局。在（］类布局中，作者选用的典型墓门画像为绥德裴家峁1987年所发掘的画像石墓墓门，其墓葬形制为前后室无耳室的石室墓，为作者所分的甲类Ｂａ型Ｉ式画像石墓，属第一期画像石墓，但在画像石墓分期表中，将其放入了第二期墓葬中，且在画像布局的分期中，依据墓葬形制的分期，将Ｃ类画像布局定于第二期中，将其年代断在公元108年至公元140年间。就绥德裴家峁画像石墓的墓葬形制及画像布局，其应属陕北区较早的画像石墓，年代应在作者所断的第一期中，而非第二期。

庞政注意到了端坐于立柱石玄圃之上、与仙鹤博弈的男子形象，认为其为“东王公”，为成熟东王公出现前的过渡模式。

桐本东太先生对陕北地区的牛首、鸡首神人和山东地区鱼的形象进行了解析，认为二者虽然图像差异很大，但在丧葬观上所传递出的信息是相同的，即画像中的鸡、牛、鱼等，应属祭祀品，具有沟通人、天的神力，是升仙的媒介，并认为四川地区的半开门图像所传递出的信息与此接近。

（2）画像石铭文研究

关于画像石铭文的研究，吴震烽、张俐、冯军平、郝慧芬、谢娟玲等对铭文进行了解析，吴震烽对圜阳县、圜阴县和平周县的古今进行了考究。张俐从书法史的角度探讨了陕北画像石墓铭文的价值。冯军平、郝慧芬主要对出土于山西离石的6座画像石墓中的题记、铭文进行了考究、解释，从而推断出晋西地区汉代画像石墓的流行时间、墓主人身份及相关事宜。除此外，郑红莉虽未对铭文进行解析，但依据铭文题记，将陕北区画像石墓的墓主人分为四等，即第一等为太守，第二等为使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第三等为县令、丞、尉，第四等为属官。

（3）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指以画像石整体为中心进行的研究。本区域画像石的综合研究已趋于成熟，前人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就画像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关于此区域画像石兴起的原因，前人多从社会语境出发，认为与经济的发展、厚葬的丧葬观念、孝悌之风、资源的充沛、移民政策＠等有关。

此区域画像石的来源问题，信立祥先生认为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在东汉晚期，受到了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汉代画像石的强烈影响。刘蓉通过对画像石墓铭文的分析，认为“很难说陕北的东汉画像石墓是受到了山东画像石墓的影响”。除此外，于悦认为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承袭苏北徐州地区画像石，图像配置受到了南阳画像石的影响，构图受到了苏北的影响，题材内容则是受到了南阳、苏北的影响。

关于画像石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目前少有文章专门提及，张俐从思想、政治、文化、图像、铭文措辞等角度论述了楚文化对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的影响。吴佩英也提到了“以楚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对陕北画像石兴起的影响。王娟对此区域画像中所反映出的佛教、道教因素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关于画像石的地域特征，日本学者菅野惠美女士从陕北画像石的特征与分布、画像石墓对东汉时期陕北社会的反映两方面进行阐述。对墓葬设施的构造及墓葬的情况、雕刻技法的分类、墓门风格、配置及内容的分类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墓主人身份、边境的生活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给予了考究。

除此外，不以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为直接主题的研究材料中，部分也会涉及此区域的画像石，例如《汉代画像中的建筑图像研究》一文中，便涉及离石的庭院画像和绥德的楼阁画像等。《汉代六博图像研究以墓葬材料为中心》中提到绥德园子沟征回的六博画像组合中，其中一人应为墓主人，且发生在仙境中。《汉代画像石上伏羲女娲图像特征研究》就对陕北、晋西为主的北方地区汉代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形象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汉画神灵图像考述》一文，对汉代画像中的神灵进行了解析，其中涉及陕北、晋西地区的伏羲、女娲画像、西王母画像组合、牛首神人、鸡首神人等，且认为不同区域、不同年代“雨师”的身份与形象也有差异。《汉画像石中的凤鸟图像研究以徐州地区汉画像石为例》一文对陕北、晋西地区汉代画像石中的凤鸟形象特征进行了概述。《汉代画像石中的庖厨图研究》提到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庖厨表现的是屠宰羊、猪后进行烤肉串的场景。《汉代墓室中的车马出行图研究》对包括陕北、晋西在内的北方地区所发现的汉代壁画墓和画像石墓中的车马出行图进行了总结，认为北方地区的车马出行图较发达，分布范围广、年代跨度大、数量多、地方特色明显。

三、研究现状

关于画像石的研究现状，杨爱国先生从“画像内容与榜题的考释”“史料价值的发掘”“艺术功能的阐释”“考古类型学的引入”四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就目前画像石研究中的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展望，认为要重视认知画像石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二是要充分考虑图像在整体画像中的位置及所反映出的意义；第三，在使用图像学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汉代的社会语境；第四，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对画像石进行研究，要考虑到其自身的整体性；第五，加强画像石与其他墓葬艺术表现形式的比较。文中虽未直接涉及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及画像石，但所提及的研究现状、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也正是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及画像石所面临的情况和待解决的问题。

陕北、晋西地区汉代画像石墓及画像石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虽然只有短短30余年的时间，但在前人们的努力下，已颇有成果。

第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在逐渐拓展。从单学科的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至多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如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已不再单纯是类型学的分析，同时也运用到美术史、古代史、文献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分析与讨论。

第二，研究的焦点涉及方方面面，且研究深度也不再局限于问题的表面陈述，而更加注重深层次问题的探讨。

再次，论文的类型多样化，除专题研究外，出现篇幅较大的硕士、博士论文。前辈们的研究思路也在逐渐变化，从“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思路发展与转变，这便会促使研究与思考的深入。

与此同时，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及暂未关注到的方面。首先，关于画像石墓的研究是薄弱的，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墓葬形制、随葬品、画像石三方面相结合进行的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很少。同时，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出发，探讨画像石墓的文化因素、丧葬观念、渊源等方面的研究，虽已有学者关注，但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之中，还有较多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第三，在画像石墓的分区、分期及年代的相关研究中，由于陕北与晋西两区域画像石墓在分布位置、历史发展中的关系较为明晰，因此，在选题与研究中，部分学者会将陕北、晋西区依据地理分布、行政区划直接分成“陕北”与“晋西”两区进行论述与研究，并未分析陕北区域内画像石墓墓葬形制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忽略了陕北画像石墓与晋西画像石墓墓葬形制的异同。关于画像石墓的分期，前人多以大社会背景为依据，以画像特征或墓葬形制的类型学为基础，参考纪年画像石墓的年代，分成两期或三期。通过类型学分析可发现画像石墓本身存在较为显著的变化，通过纪年墓暂时无法梳理出此变化发生的年代，因此我们还需要结合文献，在纪年墓划分期别的基础之上，再次进行分期的考究。

第四，在与其他墓葬的比较中，以“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为中心，与本区域非画像石墓、与其他区域画像石墓进行比较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在与其他区域画像石墓的比较中，集中于墓葬形制、画像内容、题材、布局、雕刻技法等的差异，画像中所反映出的升仙程序的差异即丧葬观念的体现暂未引起学者们的过多关注。

第五，关于画像石墓的区域文化特征及来源问题，前人虽已关注，但并没有成为重要的焦点之一，需通过与其他区域画像石墓、周边非画像石墓进行整体的、全面的、深入的比较，从而进一步探讨陕北、晋西汉代画像石墓的区域特征及其渊源。

第六，画像石的研究历来是研究焦点，但其研究仍存在不足，如在对画像内容的解析中，前人多关注画像内容的分类，即横向研究较多，在材料较多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材料进行纵向的梳理，即对某类画像的形象和组合、所处位置的发展、变化、年代等进行推敲，这样即使在墓葬形制不详、画像石布局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有其他的参照来对画像的年代进行判断与解析；又如，在探讨画像分类与画像内容时，不同画像内容间的发展与关系，也很容易被忽略。画像内容形象和组合的发展与变化、不同画像内容间的前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承接关系，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通过探讨画像内容、画像题材、画像形象、画像位置、画像布局等的更迭与变化，为探讨墓主人的丧葬观及丧葬观的变化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杨爱国先生所言：“对无榜题的图像内容的考释要充分考虑到图像所在位置及其意义。”而非只是对单个图像、单个场景进行孤立的图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