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佛教自西而来之后，就无时不刻的进行着本土化进程。此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从儒、释、道三教各成体系，“三足鼎立”，到唐代“三教争衡、兼而未融”，及至宋代三教立足本教，“融通外教”，互相影响，逐步走向“融贯合一”。可以说，“三教合一”是宋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这种思想文化的背景下，石窟造像也从早期的单一佛教或道教造像为主，北朝晚期至唐流行的“佛道合龛”，进而出现了大足石篆山的“三教共祀”。直到南宋，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几尽完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也完全确立。南宋大儒叶适关于三教关系的论述印证了这一思想的确立：“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 出现在大足妙高山、安岳华严洞的大般若洞上的“三教共龛”可称之为对这种思想的物质化表现。安岳石窟圆觉洞内《真相寺新建圆觉洞记》更是用儒家思想解释佛教圆觉：“所谓圆觉者……曰父子仁、兄弟睦、朋友信、夫妇和。利则思义，气则思和，酒则思柔，色则思节。”显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三教合流在安岳已蔚然成风。正如论者所言：“中国的文化思想，至两宋而三教合一，共融于心性义理”。
纵观安岳-大足石窟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三教融合的发展历程。这一区域石窟最能体现三教开始融合的窟龛，当属安岳地区的唐代造像窟龛，主要有玄妙观、石锣沟、舍身岩等，题材为释迦、老君并坐，是巴蜀地区盛唐的流行风格，可能受到广元、巴中一带造像风格的影响，虽山高林密，道路崎岖，难以抵达，却是“佛道融合”造像的标本，十分珍贵。
安岳-大足石窟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是两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率先在大足的石篆山出现了“三教合祀”共处一区的窟龛。此后，大足的妙高山、佛安桥、石壁寺，安岳的华严洞大般若洞等出现了“三教合一”共同凿刻于一窟。
石篆山
生生世世 聪明多智
三教合祀：石篆山里严逊的精神世界
中国石窟造像中最早出现三教共处一区的当属石篆山。石篆山是世界遗产大足石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址在大足县城龙岗镇西南25公里处的三驱镇佛会村。清邑人李型廉《游石篆山记》称赞“仪态玲珑，不在北山之下。”我曾先后8次参访石篆山，初访时是刚毕业的懵懂少年，从村口步行到石窟大约5公里，一路上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好一派田园风光。偶遇问路的大妈，第一次看见川渝妇人背小孩的竹楼，她热情的给我指路。抵达石窟时虽然已是黄昏，透着幽暗的光，看见一处处造像，惊奇的发现这是别处石窟不尽相同：单一的佛教或道教题材石窟并不适合此地，三教皆有让我感到内心的惊奇。此后的七次寻访，不断的加深了我对石篆山的认识，在荒野之中寻找佛惠寺《严逊记碑》，寻找碑文中所述的龛像，如饥似渴的阅读文献。自己的知识也在历次的观看中得到提升。此后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人间的巴蜀石窟》，我把这种不断的“寻访-学习”的重复过程概括为“现场重构”。也只有一次次的抵达现场，才能透过石壁上的文字和造像阅读造像功德主的内心世界。
石篆山的功德主严逊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呢？我想应该是宋代士大夫以儒为核，兼容三教的思想世界。
据佛惠寺《严逊记碑》记载，石篆山开凿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1082～1096年），由大庄主严逊于购置田产并请人镵崖刻像，共有造像十四龛：
……以钱五十万，购所居之乡胜地曰石篆山。镵崖刻像，凡十有四：曰毗卢释迦弥勒佛龛，曰炽盛光佛十一活曜龛，曰观音菩萨龛，曰长寿王龛，曰文殊普贤菩萨龛，曰地藏王菩萨龛，曰太上老君龛，曰文宣王龛，曰志公和尚龛，曰药王孙贞人龛，曰圣母龛，曰土地神龛，曰山神常住佛会塔。……
高秀军先生已一一考订出这些造像的所在[1]。其中最精彩的当属体现儒、释、道三教的6、7、8、9三窟[2]。第6号为孔子及十哲龛，严碑中记为文宣王龛，正壁刻中国大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坐像，两侧壁刻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壁上按照从内至外的顺序刻有姓名，左侧分别为颜回、闵损、冉有、言偃、端木赐；右侧分别为仲由、冉耕、宰我、冉求、卜商。这在石窟造像中，实属凤毛麟角。龛门外还镌刻有功德主严逊的造像记：
元祐戊辰岁孟冬七日，设水陆合庆赞讫。弟子严逊，发心镌造此一龛，永为供养愿世世生生，聪明多智。岳阳处士，文惟简。
题记载明，严逊设水陆法会，并发心造此文宣王龛，祈愿子孙后人生生世世，读书好，聪明而多智。此龛为文惟简所作。
第7号为三身佛龛，为法、报、应三佛，三佛之中间佛头戴花冠，冠中有一金轮，结无上菩提印，为毗卢佛无误。左右分别为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龛左侧门柱内壁上亦有题记，表明造像是文惟简携儿子居用、居礼凿刻：
岳阳文惟简镌，男文居用、居礼，岁次壬戌八月三日记
第8号为老君龛，正中凿中国道教创始人老子坐像，老君头戴莲花束发冠、脸型圆长，身着翻圆领宽袖大袍。左右各立7尊真人、法师像。龛门柱上镌刻有题记曰：
……时元丰六年癸亥，闰六月二十二日记
从以上造像题记可知，三窟的开凿时间相距不远，分别建于宋元祐三年 ( 1088 年) 、元丰五年 ( 1082 年) 、元丰六年 ( 1083 年) 。第 6、7号同为岳阳文惟简及其子文居用、文居礼镌造。从造像的风格上分析，第 8 号窟老君龛也应当出自文惟简及其子。
前述《严逊碑》中的记载显示，这些都是由严逊出资营建的。因此，这明显是有意为之，结合第6窟的题记“设水陆合庆赞讫”，可知建造这些龛像与水陆法会有关，这次水陆法会举办似乎正是为石窟落成而庆赞。水陆法会是佛教法会的一种，这种法会时间长、规模大、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思亡灵。水陆法会最早源于梁武帝，此后不闻于史料。到了唐代，重新兴起，两宋中兴，元明清尤其兴盛。此会在大足宋代石窟中多有题记记载，显示出不少窟龛里曾经举办过水陆法会。
石篆山曾是北宋九僧之首希昼禅师的开山道场。而石篆山造像的出资人严逊是虔诚的佛教徒，“予读佛书，年体修行，持斋有日矣。生佛末法，不亲佛会，不与劝请，去佛时远，思作佛事，而莫之能也。于是，称力复斯以钱五十万，购所居之乡胜地曰石篆山。”严逊不仅是笃信佛教之人，也是儒家底子，于是才有发心营造“孔子及十哲”，他更兼容到家，形成了儒释道共处一区的造像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石篆山之北有明代千佛崖造像，为巴蜀石窟鲜有的明代造像。此地共有造像10龛，内容有十二金光佛、西方三圣像、地藏三身像、双观音、八佛像、雷音图、千佛壁[3]。其中尤以第7号龛观无量寿经变相龛最为精彩，乃是“大明永乐八年正月造”，“永乐十年八月造了”，是晚期经变造像的典型代表作。
此龛正壁造像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像为西方三圣，下层为三品九生图。左壁第三层中有三个坐像，居中的为柳本尊，左臂残，右手持有念珠，旁边题刻“本尊祖师”四个字。左侧坐一僧人，卷发齐耳，旁边题刻“开山时南和尚”，右侧也是一位僧人坐像，头戴披风，旁题刻“宝聪山和尚”。由此可见，柳氏教派在大足地区的影响极为深远，直到明、清仍然有造像存世。
石篆山还有此前被讹传的“鲁班龛”，即第2窟。早先的文献，诸如《大足石刻研究》《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都以“鲁班”像命名，其实此像是志公和尚像。志公和尚也称宝志禅师，是南朝梁高僧，史料多有记载其是一个颇多奇言诡行的僧人，锡杖、铜镜、剪尺等是志公和尚随身常携之物，石篆山第2号龛完全符合这一形象。《严逊记碑》里也明确“曰志公和尚龛”，指的当属此龛。志公和尚作为活动在民间的僧人，其“等同佛菩萨度化世人、劝人行善”事迹颇受老百姓的喜爱，两宋之际多开凿此类贴近民众的高僧像，是老百姓审美情趣世俗化的体现。
石篆山所造之像，儒、释、道、药王、山神、土地、圣母等，品类众多，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众神殿。石篆山将儒释道三教共处一处奉祀的造像区，是大足石刻也是中国石窟中现存最早的三教合一造像[4]。此时，他们还仅仅是共处一区，而到了妙高山、大般若洞的造像中，已共处一窟内了。石篆山这种整体布局释、道、儒“三教”共处一区，共同奉祀，在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中独树一帜，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三教合一”题材造像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妙高山
三教合龛：中国化造像的完成
从“三教共祀”一区的石篆山到“三教合一”的妙高山，时间也从北宋到了南宋，三教完成了较为彻底的融合，石窟造像也基本完成了中国化进程。
妙高山在大足城西五十余公里外，山上有寺曰妙高寺。清邑人李型廉《游妙高山记》有云：
邑西南五十里有妙高山，佥曰僻甚，丙申正月八日，乃往观焉，去家五里所过响水滩，一路东风拂开，烟雾遥指妙高诸胜，须臾近之，抵山隅有鸟道萦纡，似历久无人行者……出山门及山腰悬岩转处，镌接引佛一尊，丈六金身，向东而立，静闷若有思者，右石壁凿洞四，中镌佛像，毁折居多，惟二洞内壁刻“东坡罗汉颂” 楷书三十二字……
文中详细记述了前往妙高山游览的场景，当时仍可见殿宇鳞次栉比，惜今已荡然无存。幸好的是，游记中的石窟尚在。妙高山摩崖目前仅存窟龛5个，主要有释迦佛、三教窟、十六罗汉窟、阿弥陀佛窟和观音窟[5]。
其一释迦立佛，高约二丈，螺发髻，面如满月，双手举于胸前，下半身已无存。张圣奘在《大足安岳的石窟艺术》中称“与简阳龙泉驿山上的北周文王碑旁的北周石刻，风格相同，疑为北周所塑造。”其实，北周的势力未及此地，观其造像风格也与北周无关，不可从信。
妙高山最重要的造像其实是位于崖壁上的四个大窟。从左至右，首先是观音窟。窟内雕刻一尊观音坐像，内有“绍兴乙亥年”的题记。紧接着的是西方三圣及十观音像。其主尊为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居中，左右两侧为别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窟左右两壁各有五位观音立像，皆头戴花冠，冠后有两个飘带向侧上飞扬，耳垂珠铛，发丝披肩，项后有圆形头光，体侧有彩带飞舞，赤足立于莲台之上。
紧邻此龛的为第3号窟十六罗汉洞。此窟主尊为毗卢遮那佛，左右为文殊和普贤二菩萨。窟内左右两壁上各雕刻有八身罗汉，绝大多数头已残损，大部分呈现结跏趺坐，身着大袍或袈裟，项后均有圆形头光，身下侧均有小像或物。右壁镌刻东坡《水陆法像赞》[6]曰：
大不可知，山随线移。小入无间，澡身军持。我虽不能，能设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此文出自《苏东坡全集》，其上八位一切常住大阿罗汉众。和窟内造像题材一致。前文提到李型廉《游妙高山记》中有“惟二洞内壁刻东坡罗汉颂楷书三十二字”的记载。有可能是宋代仿苏东坡原图而雕刻，因此刻其赞颂。
妙高山最珍贵还是第2号窟“三教合一窟”。此窟主尊为释迦牟尼像，面北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之上。窟左为太上老君，头戴莲花状束发冠，双眉垂吊，络腮长髯，身上内着斜领衣衫，外着对襟长袍，双足踏云头靴，端坐于方座之上。右侧为文宣王孔子像，其头戴冕旒，两侧垂香袋护耳，下有双环吊饰。其身内穿荷叶边圆领衣衫，外罩宽袖大袍，双足着靴，踏于有云形图案的方几案之上，双手持笏。
距离大足不远的安岳华严洞，除去造像极其精彩的华严洞外，右侧的大般若洞，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洞窟。此窟正壁为结跏趺坐的释迦佛，头有螺髻，身着袈裟，体态丰盈。左为孔子，右为老君。洞左右壁有三层造像，上为十大弟子，中为二十四诸天，下为十八罗汉。洞口有“大般若洞”四字，上有“庚子嘉熙（1240年）的题记，署名赵印存叔书。据县志记载，此为嘉熙年间安岳县的进士。由此可知，此窟为南宋时期的作品。
妙高山第2窟与大般若洞均是南宋作品，表明到了南宋时期，三教融合已趋于完成。从佛道合龛，到儒释道三教合龛，石窟造像走完了中国化。究其原因，首先和宋代统治者尊崇道教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窟龛中也不是单一表现某一宗教或两种宗教，而是将三教混合在一起，成为三教合一造像。据《佛祖统纪卷第四十六》记载“宣和元年正月。诏曰：自先王之泽竭。而胡教始行于中国。虽其言不同。要其归与道为一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为大觉金仙。服天尊服。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服巾冠执木笏。寺为宫。院为观。住持为知宫观事。”这是佛教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文献记载和实际情况也是吻合的，在大足和安岳出现了大量的三教合一窟龛便是例证。宋代道教得到皇帝的支持，处于极盛，显著特征正是加速加强了对儒佛的融合，特别是出现了一批把禅宗理论引入内丹修炼的金丹派道士。宋代道教前所未有的发展力度，正是得益于极力鼓吹“三教调和”论的结果。
“三教合一”窟龛的出现还与“三教”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隋唐时期获得鼎盛的佛教，在宋代已经“外援尽失，内援就衰”，且戒律松弛，精神涣散，仅剩躯壳。面对日益发展的新儒学，即理学的威胁，不断遭到抨击。佛教已失去了北朝至隋唐时期那种傲视儒、道的劲头，自觉地与儒、道调和，大力倡导“三教融合”。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智园的“三教鼎分论”、契嵩的“三教并存”说、大慧宗杲“三教同归”论，更有“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等等。与其同时，新儒学在宋代大兴，对佛、道进行了兼容并蓄。特别是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黄庭坚等蜀学学派，更与佛道交好甚密，公开支持三教融合。此外，陈抟、张商英等一批主张三教合一的理论都得到广泛传播，为世人所接受。陈抟墓就在安岳云居山圆觉洞石窟，足可见安岳大足地区三教流行之势与思想发展紧密结合。
因此，“三教思想”的发展，儒释道三家均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了“三教融合”，两宋对道教的支持，封建统治者对“三教”有意调和，使得两宋时期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而这一渐进式的过程在安岳大足石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从石篆山的“三教合祀”共处一区，到妙高山、大般若洞等“三教合一”共处一窟，三教不断的兼容并包，完成了合流，也使得从西而来，经过西域、河西、平城、中原不断发展石窟寺，最终在安岳大足完成了中国化，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石窟艺术，绽放着璀璨的人文艺术光辉，将两宋极致的精神美学呈现给世界眼前。
[1] 高秀军,李金娟. 大足石篆山石刻“十四龛”造像问题考[A]. 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大足学刊（第一辑）[C].:重庆出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2016:12.
[2] 大足石刻研究[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长久等编，1985：529
[3] 大足石刻研究[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长久等编，1985：533
[4]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9.
[5] 大足石刻研究[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长久等编, 1985：345
[6] 大足石刻研究[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长久等编, 1985：346
《人间的巴蜀石窟》
文载《中华遗产》，有改动，感谢编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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