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属于西方历史中冷门部分，主要资料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古代史料，文献以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为主。
笔者将从中立角度论述此段历史。各位读者们，不论您对犹太族裔有何种看法，请不要在评论区留下阴谋论、末世论、野史辛秘、异端言论，如不遵守将被直接拉黑。
本章严禁转载和引用。如需了解参考文献来源，请私信联系，笔者仅提供全英文APA格式的参考引用。读者如有疑问或异议，请提供你的参考来源，支持的参考引用格式为MLA、APA或Chicago。
进入五世纪后，罗马帝国由于边境管理失控和内部矛盾加剧，昔日的辉煌逐渐暗淡。当哥特国王阿拉里克攻陷“永恒之城”罗马时，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意识到罗马和平已经结束。
在这动荡的年代，自帖撒罗尼迦敕令颁布后，基督教已经成为地中海文明圈中信徒最多的宗教。大量基督徒前往巴勒斯坦行省，希望在应许之地寻求救赎。与此同时，神学家们也试图从犹太拉比的《旧约》教义传承中获取启示。然而，犹太教与撒玛利亚教始终将基督教视为异端。对于那些改宗基督教的族人，犹太和撒玛利亚社区会采取极端措施予以惩罚。这包括将改宗者从社区中除名，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禁止任何生意上的往来。这种强烈的对抗情绪进一步加深了宗教之间的裂痕，使得信仰上的分歧演变为社会和文化上的深层对立。
狄奧多西法典中的一条款：
如果一位犹太人或撒玛利亚人的子女或儿孙，在更深入的思考后，放弃自己信仰中的阴暗而接受基督的光明，那么他的父母或祖父母将无权剥夺他的继承权，或在遗嘱中忽视他，也不能让他所获得的财产少于他们无遗嘱去世时他本应得到的份额。
罗马政府在派遣总督管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时，对这些地方官员的军政能力要求极高，尤其在复杂的民族冲突中，地方官需要通过灵活斡旋维护地区的脆弱平衡。举办一场盛大的竞技赛事，或提供一次全城范围的免费食物假日，常常成为化解冲突、转移矛盾的工具。
随着帝国逐渐扯掉共和外衣，走向封建专制，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特别是在迦克墩大公会议之后，帝国最高法庭的决策与地方实际治理需求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导致撒玛利亚人与罗马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狂热的基督徒开始公开发表带有政治意味的观点。一位热衷于教会事务且颇具影响力的女基督徒Poemenia（波梅尼亚），在结束圣地的朝圣之旅后公开呼吁，鼓励罗马政府铲除基利心山上的“异端偶像”。此外，一些狂热的基督徒擅自闯入撒玛利亚人的聚居区，陆续找到约瑟、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的坟墓，并试图在这些墓地上建造教堂。进一步激化了撒玛利亚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矛盾。
撒玛利亚的诗歌中，曾记载一段与《旧约》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颇为相似的情节。
在马尔西安统治时期，基督徒们违背了与我们神圣的约定，试图在我们尊贵的祖先墓地上建造亵渎的异端教堂。天上出现了一个征兆，雷声轰鸣，狂风呼啸，火焰从洞穴口直冲云霄。基利心山上显现了火柱和云柱，重现了《妥拉》中耶和华的大能。
从凯撒利亚来的军队多如海沙，然而罗马总督站在撒玛利亚人一边，他的人马也追随其后。总督提议道：“为何所有人都要受到性命之忧？让我们双方各挑选一位勇士，上帝将胜利赐予正义的一方，这将是祂的意志。”
基督徒们派出了一位强壮的勇士，并对他说：“我们都指望你了。”他们还带来一只如狮子般凶猛的猎犬，据说它能吞下两只猫。撒玛利亚人派出了一位名叫Bustiya（布斯蒂亚）的男子，他如吞噬一切的火焰旋风般猛烈。他跪拜在全能神面前，立誓以真诚和纯洁之心迎战巨人。那只猎犬扑向他，布斯蒂亚一拳打断了它的腿。神将胜利赐予了布斯蒂亚，他击败了基督徒的勇士。基督徒们仓皇逃窜，再也不敢觊觎先祖的坟墓。
宗教历史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民族和国家关系。罗马帝国逐渐确立正教的正统地位，强化其宗教控制的同时，也对少数族群、异教和异端进行压制。撒玛利亚人因不符合基督教正统信仰，成为被打压的对象。撒玛利亚编年史和基督徒作家在记载冲突时，常将双方的对立描述为无法调和的敌对关系，试图将撒玛利亚人描绘为罗马秩序的破坏者。在这些记载中，“叛乱”成为撒玛利亚人和罗马政府冲突的常用标签，但这种用语的真实性因解读不同而存在争议。
撒玛利亚人一方面被基督徒视为异教，同时也因其信仰传统而遭到犹太人的排斥。然而，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某些时刻能与正教达成了短暂的利益一致，为了共同打击被正教视为“异端”的基督徒。这些迫害行为包括袭击修道院、摧毁教堂，以及杀害那些被认为不符合正统信仰的修士。
正如传奇大祭司的生平一样，古典时代晚期的撒玛利亚历史充满矛盾与张力。撒玛利亚人顽强抵抗不断演变的罗马意识形态，与基督徒、犹太人以及罗马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他们的命运始终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摆荡：既对抗基督徒，又对抗罗马地方长官和政府，同时与犹太人长期敌对。
这种复杂的关系暴露了宗教背后隐藏的个人私欲和权力斗争，也表明在帝国的正统巩固过程中，撒玛利亚人既是抵抗者，也是压迫者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中，暴力冲突逐渐成为无法回避的部分。撒玛利亚人与罗马的对立表面上是宗教冲突，实则掺杂着民族、政治和权力的纠葛。
反抗时代
AD480 - AD630
随着西部帝国的崩溃，蛮族横行，昔日威震地中海的百战军团早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尽管东部帝国暂时稳住了局势，但“奥古斯都”的头衔却落入了非罗马人芝诺之手。芝诺在位期间经历了退位与复位的闹剧，统治基础始终薄弱。他既缺乏足够的军队支持，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军饷，担心士兵会推举传统的罗马贵族为新皇，因此他不敢大规模地聚拢非嫡系军队。
正是在芝诺统治的这段时期，关于撒玛利亚人的记载开始增多。这些记载主要出自6世纪的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他是古典时代末期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普罗科匹乌斯出生于凯撒利亚（现今特拉维夫），并在曾经属于非利士人的加沙城接受了完整的希腊化教育。
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安全形势，芝诺选择冒险维持现状，唯恐进一步刺激国内局势。在此期间，残存的匈人部落频繁袭击高加索地区的罗马领土，摧毁了大量教堂并杀害了许多神职人员。这些灾难性的消息渐传回巴勒斯坦，引发了撒玛利亚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撒玛利亚长老开始认为，东部帝国这一仅存的罗马遗产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进一步助长了撒玛利亚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他们开始设想在动荡中谋求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
第一次叛乱
AD484
热爱传统的撒玛利亚人聚集在圣山进行朝拜，不满的情绪逐渐高涨，最终酿成了无法遏制的怒火，爆发了撒玛利亚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
起义军烧毁了罗马人在圣地周边的五座教堂，随后袭击了尼亚波利斯，摧毁了圣司提反教堂。时任主教的Terebinthus（特雷宾图斯）正在主持五旬节的弥撒。撒玛利亚起义军冲入教堂，当场切断了主教的手指，周边的基督徒纷纷身死当场。起义军成功洗劫完尼亚波利斯后，持续向凯撒利亚进军，在途中，起义军宣布一位名为Justasa（尤斯塔萨）匪徒为领袖。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没有任何详细记录，仅有他的名字在历史中留下一丝痕迹。
撒玛利亚百姓与强盗匪徒所组成的起义军低估了罗马人的实力。行省固定的边防军，虽没有野战军的装备与训练，但对付乡野游勇也绰绰有余。尚未等到中央政府介入，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公爵Ascepiadas（阿斯克皮亚德斯）召集了附近驻守的边防军和阿拉伯辅助军，与起义军在凯撒利亚附近展开战斗。起义军很快溃败，尤斯塔萨被俘后斩首，其首级被送往皇帝芝诺面前。
据撒玛利亚史料与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特雷宾图斯主教后来前往君士坦丁堡，向皇帝芝诺展示了残手。芝诺大为震怒，亲自带领伊索里卫队前往巴勒斯坦，登上基利心山，惩治了那些导致主教受伤的人。他召集了撒玛利亚人中的七位长老，要求他们改宗基督教，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跪在十字架前悔改认主，那么你们都将被处死。”长老们回答道：“我们宁愿为我们唯一的主献出生命。”愤怒的芝诺下令当场处决了他们。
皇帝考虑到西部被蛮族占据，撒玛利亚族群在东方有着庞大的数量，为了避免大规模起义，同时达到惩罚的目的，他决定利用基督徒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他在基利心山上下旨，限制撒玛利亚人登山。在山顶修建一座敬奉圣母玛利亚的教堂，在拥有大量撒玛利亚人居民的尼亚波利斯驻扎了一支数百人的卫队，没收富裕撒玛利亚人的财产，并禁止撒玛利亚人进入罗马军队服役。
在基利心山建造教堂这一举动，对罗马人而言象征着叛乱的终结与基督教的胜利。得知皇帝亲自驾临颁布谕旨，消息传开后，大量基督徒趁机将撒玛利亚人的会堂改建为教堂，许多撒玛利亚贤者也在此期间被处决。当时的文人将这一事件与350年前哈德良皇帝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竖立朱庇特雕像的行为相提并论。事实上，这场镇压的真正目的，是削弱撒玛利亚人的宗教影响力，通过强制手段拔除其信仰根基，进一步巩固基督教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叛乱
AD493
普罗科匹厄斯记录了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期间发生的另一场撒玛利亚人叛乱。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贤者带领支持者们选择夜间行动，沿着基利心山陡峭的一侧徒步攀登，突袭进入教堂。他们杀死了守卫，并以巨大的呐喊声试图召集尼亚波利斯城中的撒玛利亚人起义。然而，10年前的叛乱带来的苦难依然深深印刻在民众记忆中，城内的撒玛利亚人因害怕再次卷入冲突，紧闭门窗，无人响应号召。尼亚波利斯的卫队长迅速察觉事态，集结部队登山，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
在男权至上的古典晚期社会中，普罗科匹厄斯的叙述反映了他的逻辑立场：作为一名东正教和“共和国”的坚定拥护者，他将这场血腥镇压视为理所当然，并为政府行为辩护。基督教作家在描述此事件时，着重描绘撒玛利亚人的暴力行为，归咎于他们不可理喻的宗教狂热，认为撒玛利亚人既反对政府，也反对教会。叙述中将这场冲突刻画为一小群激进分子的冲动，试图掩盖更广泛的民众不满情绪，同时暗示撒玛利亚人对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威胁可能会扩散至整个帝国。
第三次叛乱
AD529 - AD531
查士丁尼即位后不久，为了获得教会的绝对支持，他颁布了《反异端法令》。该法律将“所有未归属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且未献身于圣洁信仰的人”定义为异教徒。在此背景下，基督教异端、异教徒、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都被归为“外邦人”类别。
De Haereticis et Manichaeis et Samaritis
论异教徒、摩尼教徒和撒玛利亚人法案
禁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担任政府中的荣誉职位
禁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军中担任任何职务
禁止撒玛利亚与犹太人建造或扩建会堂
取消犹太人享有的军事友好政策
限制撒玛利亚人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以及证词的可信度
这项法案的颁布标志着对犹太族裔的歧视进一步加剧。法案不仅强化了对违法犹太族裔的处罚，还削减了涉及个人财产的保护条款。例如，对被盗犹太族裔财产的赔偿比例被大幅减少，而原先保障犹太人权利和犹太教地位的条款则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苛的限制性规定。
罗马法学中的两个术语Religio和Superstitio，专门用来指代宗教是否符合罗马政治观与社会价值。
Religio暗示积极的价值判断，通常指合法的、被认可的宗教，尤其是对罗马社会有益。
Superstitio则暗示负面的价值判断，通常指不理性、不符合社会规范，有潜在危险的宗教。
在五世纪之前，这两个术语都适用于犹太教与撒玛利亚教，但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两教逐渐被视为 Superstitio。
在公元5世纪中期，巴勒斯坦地区曾流行一种令人不安的习俗：每逢安息日，基督徒的孩子们在教堂读完圣经后，会成群结队走向撒玛利亚人的会堂，并开玩笑地向他们的房屋投掷石块。撒玛利亚人因习惯在安息日与外界隔绝，只能默默忍受，但这一习俗为双方的紧张关系埋下了隐患。
公元529年6月的一天，这种长期积累的不满终于引发了冲突。当时，尼亚波利斯城内的撒玛利亚社区正在举行宗教仪式，却被一些基督徒儿童打断，仪式因此中断。事件迅速升级，双方的家长和亲友卷入冲突，导致骚乱蔓延至全城，并逐渐扩散到周边地区，最终演变为一次有组织的叛乱。撒玛利亚人拥立了一位名叫 Julianus ben Sabar（朱利安努斯·本·萨巴尔）的匪首为领袖。一些撒玛利亚祭司更宣称他是末世先知，是“战争的君王”，并为其打造了一顶王冠，以此为叛乱造势。借着这种宗教狂热，朱利安努斯成功赢得了大量支持。
他率领支持者轻松攻占了防御空虚的尼亚波利斯。城中的居民为避免遭受杀戮，纷纷上交金银财物，甚至邀请朱利安努斯观看一场赛车比赛，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然而，在比赛结束时，一位基督徒车手赢得了冠军。毫不知情的朱利安努斯正准备为其颁奖，便随口问起车手的信仰。当车手坚定地回答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时，朱利安努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立刻下令将车手斩首于赛场。此后，朱利安努斯的军队开始大肆洗劫尼亚波利斯，能找到的主教与修士们被全部处决。
随着起义演变为全面暴动，撒玛利亚起义军在乡间四散，焚毁大量庄园和教堂，并杀害了许多基督徒。这场叛乱不仅严重威胁到巴勒斯坦的安全，也对帝国的交通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主要道路被起义军占据，朝圣者与商贸队伍被迫停滞，巴勒斯坦的秩序陷入混乱。
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皇帝对地方长官处理不力感到极度愤怒，最终下令解除该官员的职务，并将其处死。为了迅速平息叛乱，他命令时任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长官 Theodoros（西奥多罗斯）召集辅助军与边防军，展开对叛军的追击。
起义军缺乏军事素养，面对经验丰富的罗马军队毫无招架之力。西奥多罗斯的军队对叛军实施了残酷的镇压，不论是投降者还是被俘者一律当场处决，不允许卖为奴隶。朱利安努斯最终被捕，在公开场合接受处决，其首级与王冠一同送至君士坦丁堡。
朱利安努斯的死亡并未终结叛乱，撒玛利亚的激进派继续反抗，这引发了皇帝更加残酷的镇压行动。据普罗科匹乌斯记载，巴勒斯坦省遭受了与三百多年前犹大行省类似的悲剧。查士丁尼效仿哈德良的雷霆手段，罗马军队在可耕种的土地上撒盐，污染水井；基利心山要塞化，派遣了驻军永久驻守；驱逐基利心山周边的所有撒玛利亚居民。
为奖励参与平叛的军士，皇帝默许他们掳掠撒玛利亚社区。大量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隶，流落至波斯和印度。这一系列措施让撒玛利亚人社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幸存者被迫改宗基督教，凡拒绝者均被没收财产，卖往帝国的矿场充当苦役。叛乱结束后，巴勒斯坦省陷入了长时间的经济与社会衰退，主教们纷纷致信皇帝，请求减免税收，以缓解奉献不足的困境。
这场灾难之后，巴勒斯坦地区又在公元544年遭遇了可怕的大瘟疫。这场瘟疫发生在作物收获前夕，夺去了大量生命，也导致大规模粮荒。叛乱后的劳动力本已短缺，瘟疫的打击更让经济雪上加霜。同年，又遭受了一场百年未见的强烈地震，摧毁了许多村镇和农田，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瘟疫与地震的双重灾难，使本已脆弱的撒玛利亚社区更加岌岌可危。
在以色列与西岸交界处的 Tzur Natan 村庄，至今保留着一座由罗马人改造的古老撒玛利亚会堂。会堂内装饰着精美的罗马马赛克，是现存不多的撒玛利亚古建筑之一。这座会堂曾在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因撒玛利亚人被迫遗弃而荒废，后被基督徒定居者改建为教堂，成为罗马统治时期宗教转变的见证。
在五、六世纪的动荡中，犹太人并未官方性质的协助撒玛利亚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犹太社区对卷入撒玛利亚人的起义持谨慎态度，拒绝参与巴勒斯坦的这些危险活动。这种立场反映在当时著名犹太诗人 Yannai（雅奈） 的诗歌中。雅奈反复在诗中呼吁犹太人保持冷静与克制，避免任何冲突。
他写道：“当心你周围的人，不要相信他们的阴谋，而是要将你的‘兄弟’视作敌人，因为时间会终结你们共同的敌人……”。
第四次叛乱
AD554 - AD556
罗马已不复共和时期的宽容与开放，如今的政策充满了对“不同者”的敌视与排斥。任何非正统群体，无论其信仰多么复杂，都被视为异端。君士坦丁堡推行了一种以排除所有非正统信仰为目标的基督教统一政策，将“不同者”定义为不符合帝国标准的内在威胁。帝国法典中充斥着不宽容和仇恨的词汇，这种态度与撒玛利亚人暴力反抗的语言以及罗马人施加的暴力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对抗格局。
在第三次叛乱失败后，数万撒玛利亚人逃往波斯，并向波斯国王库斯老一世承诺，如果波斯未来对叙利亚发起进攻，他们将充当内应。当波斯与罗马签订长期和平条约后，可能在波斯的授意下，幸存的撒玛利亚人在凯撒利亚与耶路撒冷发动了新一轮叛乱，部分犹太人也被卷入其中。然而，起义并非同时爆发，目前并没有史料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统一且协调的行动。
耶路撒冷
帝国大将贝利撒留的继子Photius（福提乌斯），原本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新圣母修道院的主管，去解决基督一性论争论。凭借与继父征战沙场多年的经验，迅速镇压了一场短暂的叛乱。这场叛乱规模太小，以至于甚至没有被赋予正式的名称。
凯撒利亚
时任总督面对叛乱猝不及防，还未穿上戎装就在自己家中被叛军袭击而亡。犹太人激进派和撒玛利亚人似乎在这次事件中达成了某种协议。他们袭击城中的基督徒，杀害了许多人，并掠夺了教堂。
已经进入统治晚期的查士丁尼，派遣一位名叫Amantius（阿曼提乌斯）的将军，征调驻守达拉与高加索地区的精锐野战军前去平息叛乱。关于这位将领的历史记载很混乱，但可以肯定他不是东方大元帅。庞大的罗马军队席卷了整个巴勒斯坦的撒玛利亚定居点，导致数十万人被杀，拒绝屈服的人遭受酷刑，大量人口被驱逐出境，导致撒玛利亚社区几乎陷入毁灭性衰退，
在经历了四次失败的叛乱后，撒玛利亚社区已然凋零，人口锐减，社会结构几近崩溃。幸存者对基督徒的敌视情绪进一步加深，甚至发展到避而不见、无法接触与对视的极端程度。在他们的观念中，任何被基督徒触碰过的物品，以及基督徒走过的土地，都被视为不洁之物，必须通过水或火进行净化。这种极端的敌意不仅反映了撒玛利亚人内心的伤痛与屈辱，也折射出叛乱失败后宗教与文化裂痕的难以弥合。
约公元570年，基督徒旅行家Antoninus（安东尼努斯）来到巴勒斯坦朝圣。如今他的作品几乎全部佚失，仅有只言片语留下，在他仅存的文字中记述到：
在撒玛利亚人的城市和村庄，以及我们经过的街道上，撒玛利亚人跟随着我们。
用火净化它……当你从他们那里买东西时，你必须把硬币丢进水里，以净化它……到了晚上，他们在水中取得净化的硬币（罗马货币），然后才回到他们的村庄或城镇。
公元572年，皇帝查士丁二世重申了其叔父查士丁尼在529年颁布的法律，强制要求仅存的撒玛利亚人改宗基督教。这一强硬的宗教政策让撒玛利亚社区陷入更深的困境。与此同时，波斯在叙利亚战场取得突破，重创罗马军队，进一步鼓舞了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的反抗情绪。
禁止撒玛利亚人参与所有军事和文职服务，并剥夺了他们享有法律代理、法律教育及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权利。
撒玛利亚人不得拥有基督徒奴隶，如拥有基督徒奴隶，这些奴隶将自动被宣布为自由人；如果撒玛利亚奴隶主接受基督教信仰，则可保留这些奴隶。
如果撒玛利亚人伪装成基督徒，他们被发现仍在守安息日或类似的宗教仪式时，其财产将被没收，本人也将被流放。没有人可以即可接受洗礼，除非接受了为期两年由合格教师指导的慕道课，完成一门以《圣经》为核心的课程。
未成年人则无需这样的准备，决志受洗便可被接纳。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五次叛乱”的说法（AD572 - AD578）。据零星记载，撒玛利亚和犹太两族的领袖得知罗马东方军团连连败退后，开始接触并试图联合叛乱。此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行省的犹太人口已恢复至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昔日的优待政策早已消失。这一幕距离双方最后一次联合反抗已经过去了数百年。然而，双方的计划因误判局势而未能成型。
尽管罗马军队在叙利亚的战场上处于劣势，但犹太地作为连接埃及的重要战略枢纽，帝国依然能够通过海路迅速增援，控制着各大海港城市。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低估了罗马在该地区的战略控制能力，也未能意识到波斯的军事行动已逐步陷入困境。
随着波斯军队在向罗马腹地推进时遭受重创被迫撤退，罗马新上任的大元帅莫里斯（后来成为皇帝）采取果断反击，不仅扭转了战局，还对撒玛利亚和犹太社区实施了严厉的惩罚。面对帝国的怒火，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被迫大量迁往波斯，以求生存。
严格来说，这场所谓的“第五次叛乱”更像是罗马-波斯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在波斯军队攻占阿帕米亚并围困罗马主力于达拉要塞时，帝国一度陷入疲态。然而罗马帝国依旧有着丰富底蕴，错误估计局势并，加入波斯阵营的失败选择进一步加剧了撒玛利亚人与犹太社区的衰退。
耶路撒冷的陷落，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以及罗马人的一场灾难。在波斯大将沙赫尔巴拉兹的领导下，波斯军队向加利利和约旦河谷进军，占领了凯撒利亚将其作为基地向耶路撒冷发动进攻。城中主教和帝国官员们认为皇帝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同意投降以保全人民。然而，城中的轻年党，竞技场派（马车竞赛的支持者）发动政变成功夺权，杀死了波斯人官员并袭击了犹太人。
沙赫尔巴拉兹恼羞成怒，随即展开围城。经过二十天的攻城，波斯人的投石器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基督教世界的圣城耶路撒冷于614年5月陷落。波斯军队进入城中，在犹太人的支持下，屠杀了数万基督徒并洗劫了这座城市。传说真十字架、朗基努斯之枪与沾醋的海绵，作为战利品被送往波斯王庭。
城市完全陷落后，沙赫尔巴拉兹派出传令官呼吁幸存者从他们的藏身处出来。他随后挑选了有能力的工匠和建筑师，将他们送往波斯，并将其余的人囚禁在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中。在那里，他们成了仇恨的牺牲品，犹太人首先提出以赎金换取他们的自由，无法支付赎金就会被当场处死。被罗马人压迫多年的犹太人释放怒火，整个巴勒斯坦叙利亚省份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开始袭击罗马人与基督徒，以至于一些基督徒被迫皈依犹太教。习惯趁火打劫的阿拉伯部族也开始袭击罗马定居点，导致许多城市与村庄变的无法居住。
不存在的犹太自治国
AD614 - AD630
在波斯人控制耶路撒冷的16年中，严重缺乏史料记载，甚至出现了一种杜撰故事；即犹太人召集军队加入波斯，因帮助波斯有功短暂复国一说。
故事中有两位犹太人不断被反复提及，Nehemiah ben Hushiel（尼希米·便·胡希尔）与Benjamin of Tiberias（提比里亚的便雅悯）。这两位是否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十分存疑，其次网络百科中有关于两人的描述，但没有任何严谨学术参考文献的支持。
波斯和犹太人曾在公元7世纪密谋建立一个联合统治的中东地区秩序。根据这一理论，波斯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复国，目的是通过犹太人的地缘政治网络扩大波斯的影响力，导致罗马帝国内乱。事实上，这一理论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罗马帝国内部各大城市并没有规模性犹太人起义发生。
另一个流行的神秘主义说法是，波斯占领耶路撒冷的16年是弥赛亚时代的先兆。根据这一理论，尼希米·便·胡希尔在波斯占领期间被认为是弥赛亚的开路者。这种理论常被用于支持各种末世论或神秘主义解释。
波斯摧毁了大量教堂，是为了取悦犹太人并寻求犹太社区的合作。然而，历史研究表明，波斯人认为整个东方都被基督徒控制，为了稳定统治选择与基督徒达成协议，犹太人并没得到世俗统治权。
有些人提出，波斯帝国的统治阶层早已被犹太人隐秘操纵，许多决策是为了复兴犹太国家而做出的。这种论点无视波斯帝国以宗教多元化为基础的治理方式，以及黎凡特地区的种族构成，更多是现代反犹情绪的产物。
在波斯帝国占领耶路撒冷期间，犹太人短暂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甚至开展圣殿重建工作，因罗马人的反攻而被迫结束。事实上，在波斯人占领期间，耶路撒冷依旧是基督徒的城市，犹太人社会地位稍有提升，且限于社区层面的宗教复兴，而非政治上的复国。
尼希米·便·胡希尔
这位出现在一部半神秘色彩、带有争议性的作品中，即《Sefer Zerubavel（所罗巴伯书）》。原本的所罗巴伯是流亡巴比伦犹太人社区的一位领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在带领第一批从巴比伦返回故土的犹太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书包含足够的历史信息，表明其成书时间大约在波斯撤出耶路撒冷前后。《所罗巴伯书》中的故事复杂、神秘，且带有强烈的争议性，该书有多个不同版本传世，是公认Jewish Pseudepigraphy（犹太伪经）中的一部。
如今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王的后裔。在古犹太人的概念里，大卫的后裔并不是唯一的王室。至少有一半的北国以色列人效忠非大卫的子嗣。随着弥赛亚概念的深入人心，历史中有许多犹太投机分子、叛乱者、野心贵族会利用这一概念为自己壮大声势。
古犹太人社会中衍生出两种弥赛亚的概念：
大卫的后裔，被称为Davidic Messiah（大卫的弥赛亚）
约瑟的后裔，被称为Messiah Ben Joseph（便约瑟的弥赛亚）。
关于这两个竞争性弥赛亚形象是如何进入公众想象的，所知甚少。在《塔木德》中，便约瑟的弥赛亚仅被提及一次，而大卫的弥赛亚则被提及数十次。然而，在公元一世纪，随着罗马人的压迫，叛乱的惨痛失败，一个观念逐渐形成。即在大卫的弥赛亚到来之前，便约瑟的弥赛亚将会出现并战死沙场。这一观念解释了为什么在《所罗巴伯书》中，尼希米·便·胡希尔必须死去。书的作者将他作为便约瑟的弥赛亚之代表。
在《耶路撒冷塔木德 皮亚篇 2:4》中，犹太学者在这里已经强调，所有重要启示性内容都经由上帝通过摩西宣讲。导致后世犹太人几乎没有原创性的空间，这也极大的避免了伪典的出现。然而，一些古犹太学者还是找到办法，将自己原创性极强的作品与古时“权威”人物相结合，融合犹太神秘主义的思想来增强其影响力，往往带有神圣启示或特殊权威的主张。以引起其他犹太人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犹太伪经的创作模式。
提比里亚的便雅悯
AM 6120 [AD627 & AD628]
在这一年，初春时分，皇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耶路撒冷，随行携带着那尊贵且赐生命的真十字架，以便向上帝表达感谢。当他来到提比里亚时，当地的基督徒指控一位名叫便雅悯的男子压迫他们。此人非常富有，并接待了皇帝及其军队。皇帝斥责他，说：“你为何压迫基督徒？”他答：“他们是我信仰的敌人。”因他是一名犹太人。
皇帝随后命令他接受基督教导，并在尼亚波利斯的Eustathios（尤斯塔修斯）家中受洗，这位尤斯塔修斯是一名基督徒，也是接待皇帝的人。
当皇帝进入耶路撒冷时，他重新任命了牧首Zacharias（撒迦利亚），并将那尊贵且赐生命的真十字架归还其应有之地。之后，他向上帝表达了诸多感恩之情，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圣城，并下令他们不得在距离圣城三罗马里范围内居住。当他到达埃德萨城时，他将当地教会恢复为正统信仰，因自波斯国王库斯老时代以来，该地一直由聂斯脱里派控制。
这是关于提比里亚的便雅悯的最早记录，作者没有提及信息源。记载中并没有介绍他是一位统治者，单提到他接待了皇帝及其军队，这表明他可能是当地的重要富商或社区领袖。如果是拥有政治或军事权力的“统治者”，他可能早已被处死，或逃亡波斯。皇帝要求便雅悯受洗，显然是为了削弱他在犹太社区的影响力，并通过宗教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狄奥法内斯的叙述可能有双重意图，将犹太人描绘为帝国的潜在威胁，合理化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通过强调便雅悯的洗礼，表现对“异教徒”的胜利。
此外，对于波斯交还真十字架，是否直接送往君士坦丁堡，各个时代的史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主流普遍相信希拉克略在Hierapolis（希拉波利斯，今土耳其）收回真十字架后启程前往耶路撒冷。
关于牧首撒迦利亚的记载有误；当波斯正式投降，他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去世。皇帝得知消息后，随即任命圣狄奥多西修道院院长Modestus（莫德斯图斯）为牧首，并驱逐了犹太人等。该修道院现今尚存，位于巴勒斯坦控制的西岸地区。
希拉克略以凯旋之姿踏入耶路撒冷，似乎为罗马与应许之地的数百年纠葛画上了句点。然而，历史的风云总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翻涌。就在这辉煌景象消散之后不久，一个新兴的力量悄然崛起，将迅速席卷整个中东。这不仅改写了犹太民族的命运，也完全改变了罗马波斯和应许之地间漫长复杂的历史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