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四十六岁那年，我终于鼓足勇气，跟作家王十月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南下深圳。王十月是一直动员我出走的，他比我小整整一轮，很早就在外地漂泊打拼，已经把远离故土当做了他人生的常态。而我虽然无限地向往远方，但一直在体制内生存，不依恋但有几分依赖，想挑战却又害怕冒险，纠结了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那一天是五月八号，绿皮火车嘭嘭嚓嚓，在我心底激起波澜，让我感觉是“五月花号”在横渡大西洋。我是带着对未来的忐忑和忧惧，以及对家乡亲人朋友、山川风物的难舍与柔情，心事重重地踏上了陌生的人生之旅。
转眼十八年过去，其间我离开深圳，在苏州、新加坡、东京等地居留，最近又暂栖荆州。很多时候我像做梦一样，因为这人生中的一程又一程，并不是事先设定的，不知道背后是一股什么风在推动。我想来想去，这可能与我们人性中对故土的依恋、对远方的渴望有关。有的人醉心流浪，譬如三毛；有的人固守孤村，譬如刘亮程。而我心中好像同时住着三毛和刘亮程，他们在我心里常常对话交流，甚至争吵互撕，搞得我永无宁日。
依恋故土的人，往往与其生长环境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承载着个人成长的记忆，文化根源和社会认同，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故乡的语言、习俗、饮食和传统，塑造了一个人的文化身份，离开故土就切断了与文化根源的联系，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困惑。家人在故乡，朋友在故乡，社会关系和生活圈子都在故乡，告别就意味着要割舍这种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情感损失。
可我们却天生具有探索未知的渴望，有强烈的好奇心，陌生的世界对我们有巨大的吸引力。而故乡过于熟悉，反而是一种束缚。新的地方，新的文化，新的体验，那是一种自由的象征。投身远方，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发现。当我们跳出原来的生活模式，重新认识自己，挑战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与人生目标，那是人生的蜕变与成长。还有对于故乡的不满和逃避，对贫穷的不堪忍受，以及开放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机遇与便利，都能激发我们离家出走。
我感觉李白这家伙也是这样，他的人生也充满矛盾。他高吟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却从不回去，也不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一生都行踪不定，都在路上奔走，找不到归宿。他有天生的浪漫情怀，又有追求仕途的现实梦想。他的梦想总是照不进现实，就愈发不能停下脚步。强烈的自由精神，使得他极度厌恶权力羁绊，却又想在世俗的官场中有所成就，实现其治国安邦的抱负。他总是在宁静与奔波之间徘徊，在自由与梦想之间挣扎。我想，他的故乡应该不是寻常的乡愁，而是一种理想化的精神追寻与心灵依归。
在古代中国，流放是一种酷刑，背井离乡是一种苦难。那是熟透了的农业文明，人们普遍安土重迁。只是要躲避战乱饥荒，才会衣冠南渡；或者被强权勒令，才有大槐树下的批遣与湖广填四川的迁徙。北面的俄罗斯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就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我们才可以读到《死屋手记》和《古拉格群岛》。
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哲学船事件”。列宁时代，苏联居然把一批知识分子流放到国外，联想到今天使馆门前办签证的长队，以及热带雨林中走线的勇士，就忍不住想，这不是求之不得的事么？可在当时的苏联，还真不是，这些知识精英们普遍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且，苏维埃为何要做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如果说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何不把他们毙了算了？
有兴趣的话，且听我慢慢道来。十月革命后，经济困难，民怨沸腾，新生的政权怪招迭出，其中之一就是对各类反对派进行清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于是秘密警察在全国范围内，抓捕了数百名教授、作家和学者，审讯之后却既不判刑，又不枪毙，而是把他们赶到民主国家去。于是，这些人被强行赶上两艘轮船，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德国。此可见，在当局看来，把他们赶出祖国，也是一种很严厉的惩处。这都是些思想的引领者和文化的缔造者啊！这些宝贵的财富，他们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送给了敌国。所以后来有学者评论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如此轻易地放逐它的智慧。”
当时苏联已经展开了许多严酷的镇压行动，如对白军支持者，富农等，那是毫不手软地卡擦。但对知识分子，手段却相对温和。估计俄罗斯的传统中，知识分子有特殊地位，大量的工人农民，对他们抱持着相当的敬重，如果太过残暴，会引发普通劳动者的不满，而他们是苏维埃的依靠对象；也可能苏维埃立足未稳，担心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总之他们以如此优待的方式，惩罚了这些异议人士，比起后来的那些屠戮与迫害，这种惩罚简直是太仁慈了。
学者们却并不领情，他们在船上，普遍感到极度的伤感和迷茫。他们不愿意离开苏联，既出于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和文化认同，也因为他们对自己在苏联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责任抱有希望。他们知道去到国外，他们的研究、生活都将失去原有的根基和背景，都将面临新的困境。这种地理上的流亡，带来的是精神上的巨大伤痛。后来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临别时“揪心的悲伤控制了我，我盯着彼得格勒最后的影子，那灰蒙蒙的灯塔，那片无边的海。”
到达德国后，学者们各奔东西，有的去了法国，有的跑到美国，有的留在德国。他们中的很多人，生命随之大放异彩。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创造精神的意义》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影响了许多法国和德国的哲学家。特鲁贝茨科伊在维也纳大学做教授，他的语言学理论后来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索罗金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只有卡尔萨文很不幸，他定居在拉脱维亚，可这个国家后来又被苏联吞并，他又被抓进监狱，死于西比利亚劳改营。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网上盛传这是爱因斯坦或司汤达说的，也有说是富兰克林或潘恩说的。不管是谁说的，套在“哲学船事件”上感觉比较契合。那些流亡的苏联学者，在异国他乡反而获得了自由，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但传统上，我们理解祖国就是祖先居住之国，或者就是个人出生的地方，拥有共同的文化、历史和领土。将“自由”视为定义“祖国”的核心价值，很多国人恐怕理解不了。
更难以理解的是，那些革命先驱们流血牺牲，好像不仅是为了自己和同胞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是为他们争取自由。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谓“不自由毋宁死”。自由难道有这么重要吗？可能是我没有尝过自由的真滋味，我常常疑心这是某种夸张的说辞，因为我没觉得爱情比生命重要，更没觉得自由比生命重要。最重的刑法也是死刑，而不是剥夺自由的囚禁，尽管限制自由的手段不只是囚禁。
祖国和故乡，有紧密而深刻的联系。祖国无非是更大的集体，故乡是个人生命的起点。祖国比较宏观，比较抽象，故乡更为直接，更为亲近。或者说，故乡就是祖国的缩影。我的故乡往小处说，那是江汉平原南部边缘的一个小村庄，那是当年我拼了老命也要挣脱的地方，毕竟我在村外的城市里活得精彩滋润些。但这并不能说我就对故乡没有感情，我常常要怀念故乡的父老乡亲，河流和庄稼，以及炊烟和飞鸟；倒是出国长居让我颇感不适，语言不通，习惯不同，纵有千好万好，我也只能呆几天就跑。
每次回国，朋友都问：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那些地方不是我能呆的，我没有马云那么多钱，没有农民工那么能吃苦，也没有“哲学船”上那些人有本事，我只能呆在我呆惯了的地方，纵有千盅愤懑，万盏无奈，也只能一点一滴，啜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