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一些年轻朋友聊天时，常常要他们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快乐。我举的一个例子是，有人问建筑工人，你为了什么在这里搬砖？第一个回答：我在卖力赚钱；第二个回答：我在做一个好建筑工；第三个回答：我在造这座城市最美的大厦。一个比一个快乐，快乐的原因是他找到了工作的意义。
当然有的工作难以找到意义，甚至还略带羞耻，譬如我在机关工作的那几年。那时候有几句话形容机关干部：“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而我刚从师范毕业，生命中沸腾着工作激情，常常抱怨无事可干。办公室主任很反感我这种言论，他说，你怎么会没事干，你去搞调查研究啊。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我就骑个自行车，跑到一些科局一些二级单位，找他们的头头，问他们最近在干些什么，然后写成文字，交给办公室主任。那个主任每次看了就说，写得很好，然后就没事了。他只是一个官场混混，我感觉这种工作完全是没事找事，无聊透顶，简直是在白白浪费我的青春生命。后来我坚决要求调到群艺馆去搞文学创作，但只搞了半年，又被调到新成立的报社做副刊编辑了。
做副刊编辑，就是编发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我干得水欢鱼跃，浑身是劲。几乎每篇来稿我都认真阅读，不便采用的还给作者复函。而今已经大名鼎鼎的作家王十月那时候刚刚初中毕业，就收到过我写给他的信，就因为这点缘分，他一直给予我过分的尊重。那时候报社穷，必须得创收，创收方式就是找某个单位的头头要钱，然后用半个或者整个版面，给他歌功颂德，我们把那叫做专版。我很理解这种搞法，但我不同意用我苦心经营的副刊来搞专版，为此常常和社长吵架。其实一搞专版我就没事了，那种文章都是广告创收人员采写校对的，我可以一边玩去，何乐不为？但我感觉我办的副刊太美了，可以吸引读者，砍掉了可惜。所以我宁愿多做事，宁愿得罪领导，也要坚持每期报纸都有文艺作品。
而文艺作品之所以叫副刊，那是因为报纸本质上是一种新闻纸。报纸编辑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新闻招客，副刊留客”，招客就是具有可读性，留客则是具有定读性。可我觉得我们报纸上的那些新闻，大都算不上是新闻，只是一种肤浅的颂词，死板，僵化，假大空，根本就没有可读性。若想要搞得生动活泼一点，往往还招致领导的批评。
我的毛病除了执拗于自己耕耘的副刊那一亩三分地，还喜欢多管闲事，常常为报纸不讨读者喜欢而痛心疾首。几年之后，我坚决要求办一个《半月版》，专发那种能够吸引读者的社会新闻稿件。如果领导干涉，我们就说这是半月版，新增的，是给老百姓看的，不是给领导看的。
那时候我已经是报社的副总编辑，社长也知道我是一心为公，就让我牵头，带着一个年轻记者，办起了《半月版》。这下子我就感觉是挣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大展拳脚，全无顾忌。为了验证我们的《半月版》是否受欢迎，我们把它成捆背到车站码头去卖，看普通读者是否愿意掏钱购买。我们的正刊绝大多数都是公费订阅的，据说很多单位收到报纸后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我听到后感觉是奇耻大辱，但这的确是事实。不仅是我们的报纸，我估计全国都差不多，所谓千报一面。多年后我在苏州给一家公司做顾问，当地报社找我采访，搞了一个长篇报道，这份刚出来的报纸，我就是在公司的垃圾桶里找到的。垃圾桶里有好几十份，干干净净地、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做招徕读者的美梦。
但我们的《半月版》马上惹祸了。记得我们采写过一篇《捆打七旬老人民众愤愤不平》的稿件，见报后当地党委书记马上找到宣传部扯皮，好在那个分管报社的副部长成协铭老先生德高望重，心存正义，为我们挡了回去。后来我们又发了一篇《一个寡妇的人生悲剧》，讲述那人奇特的人生经历，因为她生了八个小孩。有人看了，给计生委写信，质问一个寡妇都生了八个孩子，你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怎么做的？计生委找上门来，找我们要那个寡妇的联系方式，我们找作者，谁知道作者竟然说他是瞎编的。这下我们就被动了，被迫刊登更正说明，检讨错误；为了补偿，还去给计生委写了一篇正面报道，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出色。
有道是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可我不仅不悔改，反而在错误的路上一路狂奔，一次次闯下更大的祸。有一次我在头版头条编发了一篇长篇报道，大号字标题触目惊心：《石首人为何被驱逐》。讲石首人在广东中山搞黑社会，敲诈勒索，影响当地治安，搞得当地把石首人都赶走了。一位老干部看了，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说你们把石首搞成什么样子了？市委书记忍无可忍，要宣传部派人来报社整风，整风组天天找我座谈，逼我承认错误，痛改前非，把我也搞得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老子不干了。
据说这封辞职书交到了当时的宣传部长陈阵先生的手上，他对我很了解，说这家伙人不错，就是书生气重了一点，然后默默地撕掉了我的辞职书，撤回了整风班子。然后又听说市委书记曾经找过部长，说我政治上不成熟，要把我调到基层去锻炼一下，让我到一个街道办去做个宣传委员，免得老出乱子。陈阵说，他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报社需要人做事。我对这些只有耳闻，也懒得去查证，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就算，到哪里总都有一份工资，有一口饭吃，不至于饿死。
于是我继续办我的《半月版》，而且自我规定，每期都必须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有一次批评了一个单位，未曾想那个单位的头头竟然是我同学，打电话问我，你怎么搞起我的名堂来了？我只好连声抱歉，请他原谅。内地小城，是个熟人社会，很多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搞批评报道还真是难，不是怕扯皮，而是的确有点难为情。
另外一方面，那么个小地方，去哪里找这种可读性强的新闻？没有突发事件，《半月版》就没有看头。我挖空心事，去找一些自认为有趣的题材。那时候石首开了一家性病诊所，是莆田人开的，我听说里面的医生全是假的，其实都是一些骗子。我要两个年轻记者假装下身不适，去找他们看病。他们一看肯定说得了性病，肯定会给他们开药，我叮嘱记者拿着药去卫生防疫站检验，看是什么药，然后给他们曝光。正在进行时，广告部紧急找到社长，说正在与这家医院谈一笔大生意，他们要在我们报纸上花重金做广告。社长给我作揖，说你这么一弄，这碗狗肉汤就泼了，编辑记者没工资奖金发，你付得起这个责？我只好作罢。
我想起以前石首出钱拍了一个电影《血日》，编剧是本地的剧作家谭辉扬先生，但那个拍电影的团队是个草台班子，拍出来的电影很差劲，我还参加过审片的，审片时我很无语，说这种片子根本就是垃圾，审什么审。于是我出了个题目《血日拍摄始末》，让记者去采访。谁知道采来采去，采到我们的宣传部长的头上去了。他一个电话打过来骂我：你哪根神经错乱了？这件事当年是我负责的，你是不是想要我臭名远扬？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牵扯到他了，实话说我对他印象不坏，一直还很尊敬他，只好打住，鸣锣收兵。
更搞笑的是，文革期间，石首有个工人，是个造反派头头，还担任过石首革委会头头，掌握过实权，后来遭到清算，沦为底层。我觉得把他的人生经历写出来一定有趣，就去找他采访。未曾想刚采完访，稿子还没来得及写，这家伙就跑到市委大院大吵大闹，说你们这些狗日的，赶快给老子平反，报社的记者都采访我了，你们再不平反，记者就要为我伸冤了。市委书记知道后一肚子火，直接找到我，百思不得其解，问你什么人不好采访，要去采访这个神经病？我声辩，谁是要给他平反伸冤呢，只是想说说他的奇葩人生，吸引读者。市委书记厉声责问：谁要你吸引读者了？我还是顶撞说，读者不喜欢看，党报的宣传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啊。搞得书记拂袖而去。
当然，最终我们的《半月版》还是被迫停办了。后来，书记部长不断更换，我们的报纸也办成了日报，我还阴差阳错做了日报的总编辑，继续上演着我那怀抱理想和意义、饱含痛苦与欢乐的事业闹剧。不过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