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做过少先队员，没有戴过红领巾，那不是我不要求进步，而是我读小学时，少先队员改做了红小兵，年级高一点的就叫红卫兵。在左臂上别一个袖章，红底黄字，分外醒目。后来我做民办老师时，做过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几乎是每天都带领一群小屁孩们在红旗下宣誓：“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时刻准备着！”
那时候我虽然是老师，其实没读什么书。不过我记得读过一本小说，小说名和作者都忘记了，里面有一句诗为“方知天下可大同”，说的是从前闹革命时，一个青年接触到进步书刊，认知提升，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天下大同。我当时受这篇小说影响，稀里糊涂地也跟学生说，我们时刻准备着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就是天下大同。
后来慢慢明白，这两者之间可不大相同。天下大同是儒家提出来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天下大同基于儒家的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共产主义理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天下大同更多强调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而共产主义理想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和制度变革来实现；天下大同并不明确提出废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理想主张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天下大同追求的是和谐与共同繁荣，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时至今日，我突然觉得，我们要搞的共产主义，还是可以说就是天下大同。至于那些区别，可以忽略掉，或者可以做些扬弃，留下同类项，为我所用。大同和共产，其核心是两个字：平等。平等这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内蕴却很丰富。
平等包含着社会正义，人们追求平等，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在社会中获得公正的对待，无论他们的种族、性别、宗教、社会地位或其他特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享有相同的权利和自由，法律旨在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禁止基于某些特征的歧视；经济平等是一个重要方面，人们获得资源、教育、就业和其他经济机会应该公平，以减少贫富差距，提供平等的起点，使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政治平等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包括投票、竞选公职和参与政策制定，平等诉求在这里关注的是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并且有影响力；从哲学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平等诉求与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有关。许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的价值，因此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和考虑；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影响了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和追求，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平等诉求的体现。
可以说，平等是人类的千年之梦，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但实现起来却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偏见、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这句话是小说中的动物们在革命后建立的新社会里，对原本的“七诫”进行修改后的最后一条。这句话反映了原本追求平等的动物们在革命成功后，领导者逐渐变得与他们推翻的人类统治者一样，拥有了特权和更大的权力，从而揭示了权力腐败和不平等的主题。这句话是小说中对权力和平等关系的深刻讽刺，也是对极权主义和社会不公的批判。它表明了即使是在追求平等的革命之后，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制约，权力仍然会导致不平等和专制。
而我们正在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在人们都得到选票、获得政治平等的基础上，想要再进一步，获得经济上的平等。这个理想要实现，当然很难。杰斐逊说“人人生而平等”，他指的是法律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尊严的平等，那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情形是，我们生下来就不平等。我们没有姚明高大，没有章子怡漂亮，没有王思聪有钱，我们跟他们没法平等。
是的，我们经济不平等，一些人出生在富裕家庭，享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经济机会，而另一些人则出生在贫困环境中，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我们教育不平等，不同地区和家庭的教育资源存在差异，这包括学校的质量、教师的水平、教育设施等。这些差异会影响到个人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我们社会地位不平等，家族背景、职业、财富、种族、性别等因素，都会导致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机会存在不平等；我们性别不平等，在许多地方和家庭，男性和女性在权利、机会和待遇上存在不平等，这体现在教育、就业、收入和决策权等方面；我们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种族和民族歧视导致某些群体在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就业歧视、住房歧视、警察暴力等问题；我们健康不平等，由于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社会资源等因素，不同群体在健康保健服务的获取上存在不平等，这导致某些群体的健康水平低于其他群体；我们法律和司法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法律的执行和司法系统对不同群体存在偏见，导致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我们环境不平等，环境质量的差异，如清洁空气、安全饮用水、绿地等，在不同社区之间存在不平等，这通常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关；我们代际不平等，不同代际之间存在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这与历史事件、经济周期、政策变化等因素有关；我们能力不平等，由于遗传、健康、教育等因素，个体在智力、体力、技能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机会的不平等。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就感受到和城镇上的同学存在诸多不平等，尽管那时候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这种城乡差别，当然是顶层的制度设计造成的。路遥有篇小说《人生》，还拍成了电影，里面的主人公高加林也是个农村出生的青年，到城里干了一阵，又被打回原地，还把那个真心爱他的农村女青年巧珍弄丢了。我也进了城，没有被发配回乡，我比高加林幸运；但即便在城里，也能感受到我与城里出生的那些人的各种差距。
我们生来就不平等，却总想要追求平等。我们这种升斗小民，追求平等的办法只能是不断进取，以缩小与那些天之骄子们的差距；但那些心怀天下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他们想的却是如何建立起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孔子倡“仁”与“礼”，卢梭说“平等是社会契约的基础”，马恩要消灭阶级差别，林肯要废除奴隶制，马丁·路德·金为非裔美国人的平等权利而抗争，甘地以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也是要争取印度的独立和印度人的平等。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民主社会的基石，罗尔斯提出正义即公平。
在追求平等的路上，有些国家不幸陷入泥淖。阿根廷曾经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甚至在20世纪初是世界上排名前十的强国。后来一落千丈，除了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政策失误、高通胀和货币贬值、政治不稳定和债务危机、经济结构单一、全球化挑战、新冠疫情影响等原因，社会福利过度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民选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推行高福利政策，导致公共支出膨胀，财政不堪重负。
而今最平等的地方可能在欧洲。他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家庭和儿童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社会救助都做得很好。这些福利政策的实施，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欧洲的福利制度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保障的典范，但近年来，这些制度面临着不少批评和挑战。批评者认为，某些福利政策可能导致一些人依赖国家提供的福利，减少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养懒汉”效应。
高福利可以为公民提供安全感，减少他们因创业失败而面临的风险，从而鼓励创业；但高福利通常伴随着高税收，这自然会减少企业家的可支配收入，影响他们的盈利预期，降低企业家将利润再投资于企业的动力，从而抑制企业的增长和创新。
高福利制度还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一些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于是通过提供教育、医疗和育儿支持等公共服务，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许多思想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约翰·洛克强调自由主义，主张人们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卢梭则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讨论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自由是个体发展和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强调了平等在社会正义中的重要性。罗伯特·诺齐克提出资格正义理论，他认为正义涉及的是持有的合法性，而不是分配的模式，从而对平等主义进行了批判。约翰·罗尔斯提出了正义即公平的理论，他主张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只有在它们对最不利者最有利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这体现了他对平等的重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的理论中，强调了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沃尔泽探讨了分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不同的社会物品应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配，这涉及到平等与自由的复杂关系。
也就是说，平等可能限制自由。为了实现物质平等或机会平等，政府需要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资源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会被一些人视为对个人财产自由的限制。过于强调结果平等肯定会减少个人努力工作和创新的激励，因为不论个人努力与否，结果都是平等的，这肯定会影响到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市场效率。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政策限制个人的选择自由，例如，为了性别平等而设定的配额制度可能会限制基于个人能力的自由选择。而真正的自由需要一定程度的平等作为前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实现个人自由和潜能的机会，穷人太多，社会动荡，也会影响富人的生活质量；对穷人而言，平等的法律和政策可以保护个人免受歧视和压迫，从而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尊严。而社会平等本来就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个人自由的行使不应损害他人的平等权利。如何在平等和自由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考验所有政治家的智慧。
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会回忆起过去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是不是会觉得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强调自由，社会主义更多的是追求平等？是不是会恍然欧洲的高福利政策，其实是融合接纳了社会主义中那些合理的诉求？是不是可以联想到而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争论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当然，人类社会即便是解决了平等与自由这个难题，也远未达到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我们读一些历史书，会发现在二战之前，国际旅行比今天要简单得多，很多国家之间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往来，没有如今这样复杂的签证制度。但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通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缺乏有效的国际法律和组织来维护和平与秩序。二战的爆发和其带来的巨大破坏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需要建立更加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二战结束后，一系列国际法和组织应运而生，如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各种国际公约和条约的签订，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这些法律和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减少了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合国、欧盟、美洲国家组织、非盟、东盟等，都是超国家的联合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法院、国际刑警组织等，也都是着眼全球治理的。最近联合国还组织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不仅要解决眼前的危机，还要为可持续、公正与和平的全球秩序奠定基础。
可是随着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加强，国家间的旅行开始受到更多的规范和控制。签证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管理国际人口流动、防止非法移民和犯罪活动，但却增加了旅行的难度，每次出国，我们都为这种繁复的签证、过关所苦。
又是欧洲率先搞出一个申根签证，让人羡慕。申根是卢森堡东南端一个小城的名称。1985 年，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在申根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从而诞生了申根区。申根区目前由 27 个欧盟成员国中的 23 个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4 个非欧盟国家组成。在申根区内，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无需办理边境检查手续。
除了申根国家之间的自由通行，申根签证还可能允许持有者免签进入一些非申根国家，如塞尔维亚、黑山、直布罗陀等，这些国家对持有有效申根签证的旅行者实行免签政策。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进步。截至目前，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互免签证的协定，亚洲有阿联酋、卡塔尔、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欧洲有塞尔维亚、圣马力诺、白俄罗斯、阿尔巴尼亚、波黑等，非洲有毛里求斯、塞舌尔等。大洋洲有斐济、汤加等，北美洲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哈马、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等。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公民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如韩国济州岛、摩洛哥、突尼斯、印度尼西亚、越南富国岛、马来西亚等。注意到没有，这些国家中，没有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目前获得免签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新加坡、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根据 2024 年 1 月 10 日英国恒理环球顾问事务所有限公司发布的全球护照 “含金量” 排名，这六个国家并列第一，可免签 / 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达到 194 个。在排名中紧随其后的是芬兰、韩国、瑞典，可免签前往 193 个目的地。奥地利、丹麦、爱尔兰、荷兰并列第 3 位，可免签前往 192 个目的地。由此可见，欧洲国家在护照免签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台湾的护照免签地有 143 个，排第 35 位。
当然，即便我们像上述国家和地区那样，能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互免签证，这与我们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还是相距甚远，还需要我们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去奋斗。至于是不是搞公有制，那我不知道，知道也不说，那是经济学家们的事，我说了也没人听。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只是取消国界国家的，全世界都由一个政府统一管理，没有军队，只有警察，人人平等而自由，个个快乐而幸福。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世界政府的设想，现在虽未实现，却在一步步靠近。甚至有一些美国人发起了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他们奉《一个世界》、《和平析》为圣经；美国还有人成立“联合世界管理局”，放弃美国护照，注册成为世界公民，据说迄今为止发放了超过80万本世界护照，不过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关认可这种护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开始探讨AI在更广泛社会管理领域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管理、城市管理、甚至全球治理等。这些讨论通常集中在如何利用AI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分配、增强风险管理等方面，到时候极有可能全球的政府都由人工智能组成，独裁者、家天下，再牛逼也搞不成了；多党制也废了，因为选战都不必打了。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夺去普通人的饭碗，我倒是觉得多余。那么多机器人为人类服务，你还担心没饭吃？到那一天，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所事事，都只能写诗画画唱歌踢球了。
真正的天下大同，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不过即便这样，还是大同不了，写诗画画唱歌踢球，水平也有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