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CH观察｜受难的阿富汗女性，佛在耻辱中倒塌

20世纪60年代，一位金发梳着辫子的模特骑着骆驼悠悠驶过巴米扬山谷，一尊立佛在其背后巍然矗立。摄影师弗雷德·马龙（Fred Maroon）将这一幕用相机定格下来，收录在名为“阿富汗冒险”（Afghan Adventure）的专题作品中。

Afghan Adventure，Fred Maroon，1968

彼时，距巴米扬230公里处的阿富汗喀布尔仍被誉为“中亚的巴黎”。这里盛产山羊皮大衣，举办时装秀，年轻的本土女性设计师们尚未失语，为丝绸之路上的黄金时代编织自己的注解。

December 1969 Vogue，Afghan Adventure，Fred Maroon

没人料到，40年后的巴米扬，这片往来欧洲、波斯、中国和印度间的要塞之地上，两座犍陀罗风格的立佛顷然倒塌，只蜕出高大的佛窟，空落地远望往来之人。2001年2月27日，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签署法令，宣布摧毁全国的雕像，包括两尊世界最高的立式佛像巴米扬大佛。2001年3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员确认这两尊佛像被塔利班炸毁。

被炸毁前后的巴米扬大佛对比照，2001年

历史无情地诉说着它的苦难，巴米扬的失落并非在一朝一夕之间。20年后，当塔利班席卷归来，再次占领这片在短短几十年内历尽战乱、近乎奄奄一息的土地时，噩梦随之降临。

消失的大佛完成了无形的见证。这是一场自始至终将女性裹挟其中的噩梦。而直到今天，它似乎也并没有停止的打算。

早在1996年，武装组织塔利班首次掌握阿富汗政权后，这片土地仿佛就被种下了诅咒的种子，首当其冲的是它所孕育的人民。

“伊斯兰化政策”在国内全面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使得在社会文化领域，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被取消；男子必须留胡子，妇女出门则需有兄弟或丈夫陪同，遮蔽全身。她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被取消参加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此外，暴力恐怖袭击频繁四起，人们不仅要担忧外界的祸乱，更要提防无意触发内部严峻的宗教戒律所带来的刑罚。

《狂喜》系列（Rapture Series），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1989年。短片的主题是穆斯林妇女与男性之间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身份。画面的一半是衣着相同的 100 多个男性，他们在对面女性的注视下列队进入代表传统和规训的古堡，进行着某种仪式性的活动。画面的另一半是观察着男人们的女人，她们发出某种整齐的哀嚎，随后在其他人的协助下将一艘残破的木船推向大海，不顾危险，选择逃离所处的沙漠。

塔利班恪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古兰经》奉为法律。正如所有的圣训经典都难以逃脱被后代以各异角度解读、并赋能于政治的命运，塔利班宗教群体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一直以来都对《古兰经》中关于女性的条例有着各自微妙的解释。

例如，经外语翻译后现于网络的部分摘录有言：“妻子是丈夫的田地，可以随意耕种”（《古兰经》第2章223节），“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应该劝戒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第4章34节）

出生于阿富汗的美籍作家胡塞尼（Khaled Hosseini）所著小说《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书中描写了两名不同世代的女性在阿富汗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中的命运和情谊——她们以情谊、慈悲和爱面对战争、苦难以及政权和制度的压迫。

我们已无从得知这是否也经过了现代人断章取义式的层层转译，但旧时文字所隐喻的性别暴力，的确在十几个世纪后的阿富汗，被现实不断复写着。塔利班将它们一点点照进女性的日常生活——被迫嫁人，早早接受童婚、生育，除了照料家庭几乎什么也不能做……被男性随意殴打也是家常便饭，身体的苦痛进而触发精神的决堤。

《养家之人》（The Breadwinner）获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提名。

2000年，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调查显示：70%的女性达到了重度抑郁水平，65%-70%生活在塔利班区的女性有自杀倾向。

直到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以反恐的名义进攻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迅速垮台——女性才重又被西方殖民的炮火所点燃，在动荡中开辟出一块相对自由的空地：可以重返校园了。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涂抹指甲油，穿牛仔裤出门，喝咖啡，收听广播，看电影。

阿富汗女子机器人队（Afghan Girls Robotics Team）在美国参加 FIRST 全球挑战赛，2017年‍

美军驻扎的几年之内，他们以共和政体管辖并改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区地带，在喀布尔市中心开辟出诸如“绿区”的街道以隔绝塔利班的武装队伍，建立多国使馆和北约驻军总部，使得周边的部分居民获得了暂时庇护。在那里，刮了胡子的男人穿着西装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女性也可以担任一些高级职位。

30多年来，和平和发展离阿富汗太过遥远，无论切换成哪一种政治局势，对于当地的女性而言，都只是不同形式和色彩的噩梦。然而，这场漫长的战争给了她们暂时喘息的机会，在这片来势汹汹，足以遮蔽个体微弱行动的猩红巨幕之下，受过教育的女性们开始有机会缔造属于自己的巢穴，或沉默或纵声地为长期以来被屈辱的历史发出抗议——不断跻身男性主导的权力队列，走进公共空间。

左图为历史学家、阿富汗首个性别研究项目创始人Bahar Jalali。2021年，Bahar Jalali发起了一场网络抗议活动，她与其他阿富汗女性通过发布身穿色彩斑斓的传统服饰的照片，呼吁保护女性的自由与权利。

2005年，27岁的无党派候选人玛拉莱·乔娅（Malalai Joya）在无数女选民的支持下，成为议会选举中最年轻的议员。同年，法齐娅·库菲（Fawzia Koofi）参与国会议长竞选，并成功当选为首位阿富汗国会女议长。

面对庞大的、以阿富汗各部落、族群和宗教代表为主要构成的国家机器，乔娅和库菲几乎是在夹缝中书写着女性的光辉。在2003 年那场仅发言90秒就被中途切断、震惊世界的演讲后，乔娅就活在咒骂、攻击与死亡的阴影之下——任期两年议员资格被吊销，她每天都要换不同的地方过夜，为了安全不得不穿上自己最厌恶的罩袍。

而库菲则面临着随时被暗杀的威胁，把每一次外出都视作与女儿的诀别，留下一封封绝笔信，它们最终汇编成一本血泪之书《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有时候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

“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能落到树梢上。”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Letters to My Daughters ）作者：法齐娅·库菲（Fawzia Koofi）

树梢仍然是一个诗意的譬喻。在阿富汗，一个女性来到世上，听到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生命的逻辑对于绝大多数出身平凡的阿富汗女性而言几乎是倒置的——出生即掉入人间地狱，与死亡为邻。她们被家庭束缚，被突如其来的恐袭所伤，无法接受教育，除了仅剩的生育价值以外，被自己的国家弃之如敝屣。动画长片《养家之人》里帕瓦娜的哥哥苏莱曼的死便是一个与之相呼应的谶语，“有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个玩具，里面藏有诡雷，接着就爆炸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这就是结局。”

《养家之人》（The Breadwinner）获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提名。

而在枪林弹雨的地缘战争之下，塔利班的触手依旧紧缚在不为人知的暗处，牢牢控制着那些并未受到政客荫蔽的妇女幼童，不让其有丝毫喘息的机会。2009年，18岁的艾莎（Bibi Aisha）不堪被夫家当成奴隶长期凌虐，决定离家出走，但不久后就被警方逮捕，并判刑5个月。服刑期满后，艾莎又被丈夫指控逃离家中的行为“让家族蒙羞”。在塔利班的授意下，小叔将艾莎压制在地，丈夫亲手行刑，割掉她的鼻子与双耳后将她遗弃在山区，任由自生自灭。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艾莎，摄影：Jodi Biber‍

为了捍卫当地妇女权利，控诉塔利班的限制和迫害，艾莎同意接受《时代》杂志的拍摄。其照片一经登上封面，便成为继1985年被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阿富汗少女》（其被誉为“第三世界的蒙娜丽莎”）之后，轰动世人的又一女性面孔。

《阿富汗少女》（Afghan Girl）。照片中是阿富汗的一名普通女孩莎巴特·古拉（Sharbat Gula，1972— ），图中的她只有12岁，她绿色的眼睛直视着镜头，目光锐利，成为阿富汗冲突和影响世界各地难民的问题的象征。

艾莎残缺的身体记刻着女性的耻辱，也映照出其身后被剥夺权益的大多数。她们不仅被西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亦同时受控于塔利班滋养的未竟势力。在美国占领阿富汗期间，塔利班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施行农村游击包围阿富汗城市的斗争策略。塔利班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建立了接近两千所宗教学校，20余年来，这些学校为塔利班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兵源。因此，在偏远的山区与乡间，女性仍然生活在塔利班宗教势力的阴影下，密切地被灌输那些从未被驱逐的清规戒律。并且，成为被家族男性、外界士兵视作可以任意蹂躏与攻击的箭靶。

骇人的平民死伤数量在时间的刻度表上不断爬升，女性没有选择沉默。“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一场场以卵击石般的战斗被秘密酝酿着。渴望自由的回声从历史的洞穴深处窸窣传出。

“你能阻止鸟儿歌唱吗？”

2003年，“布卡乐队”（Burka Band）成立，鼓手Nargiz、贝斯手Zamina和主唱Lorna冒着生命危险，躲到一处废弃的建筑物厨房里录制了第一首自创单曲《Burka Blue》。据说，为了拍摄取景，她们所到每一处公共场地都未停留三分钟。若干年后，她们穿着的蓝色罩袍成为带着身份标识的符号，保护她们在塔利班政府数年追杀下不被识别面容，然而，也成为她们无数次自我确认后无奈的自我遮蔽。

2002年Burka Band发行的首个单曲和同名专辑Burka Blue封面。

一个身处音乐、影像泛滥时代的人大概率无法想象这样一种缺失。文化艺术连同着大众娱乐被禁止，女性摇滚是如此刺耳，几乎如同一场狂欢，踩在塔利班宗教势力头上。为了躲避追缉，主唱移民巴基斯坦，整个乐队也从未进入公众视野。据鼓手Nargiz在接受德国周刊的采访时透露，全世界知道乐队三人真实身份的，不足10个人，就连她们的父母都在迷雾中。“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但以什么方式不知道。我们是阿富汗唯一一支女性摇滚乐队，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支。”

《Burka Blue》 MV

“布卡乐队”的名字正是取自阿富汗女性的传统服饰——罩袍的音译，也有称作波卡、布嘎或布尔卡。这是一种长至脚踝、面部用网眼布料织成的蒙面长袍，最早由英国人在19世纪初从英属印度引入阿富汗，他们告诉作为统治阶级的普什图人：“用茶达里遮盖你的妃子，她们的美貌才不会为歹人所见。”

2021年Burka Band发行专辑《I Care For You》封面。

在阿富汗的方言里，罩袍又名茶达里（Chardari），传入本土后在当地社会的上流阶层中十分流行。在《罩袍之刺》一书中，作者原老未对这一服饰进行了历史的考究，她发现当时经济优渥的妇人所身穿的丝绸茶达里“散发着香味儿”、“纤尘不染”，“哪像现在，街上每一条茶达里的下摆全都是泥灰。”她还揭示道，“恐怕也没太多人知道，1919年，身穿茶达里的阿富汗女人，竟比大洋彼岸的美国女人更早一年获得了投票的权利。”

《罩袍之刺》封面，原老未著‍

事实上，罩袍一直以来似乎都连同着诸如贫穷、战争、虐待等的语汇在人们心底浮现而出，构成了异托邦视角下外界对于阿富汗女性的刻板印象。从2013年开始专注于阿富汗人文纪实的中国女记者原老未，抱着对于这种思维定式的警觉，决定揭开隐藏于公众媒体叙事之下的阿富汗女性的侧面——一个个“茶达里”布纱下可能被异化的故事。

《罩袍之刺》作者原老未在阿富汗居住期间与当地的热心护林员的合照。

她曾几番深入阿富汗赫拉特附近的小镇，与当地的六位女性同吃同住，目睹了来自不同省份、民族，从事不同工作、性格各异的女性如何在茶达里细密的网格下消化生活的阵痛，承受着国家变化的一切，艰苦但也充满希望地活着。有的以烤馕为生，两个女儿创办女性电台，为群体发声；有的建立绣坊，将传统刺绣工艺传播至海外；有的学习中国功夫以防身，并和老师一同开了家武馆……

每个人对自我境况的突围与搏斗都显得如此具体，脱离外界试图神圣化或苦难化的夸张渲染，反映着生存的现实。“种种偏见就像一根刺牢牢地钉在罩袍在上面。这布料有时遮挡住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双眼。”原老未这样感叹道。

她将自己的所想所见编汇在《罩袍之刺》中，用不带矫饰的文字向读者呈现出“他者”的女性复杂而幽微的个体历史，这一历史毋需以地名作为身份标签的前缀，而仅仅以其自洽、勇敢的面貌，汇入寓于普遍性之中的生命暗流——阿富汗女性可以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女性，她们都正在追逐着各自有尊严的生活。

《罩袍之刺》作者原老未与卡瓦利（罩袍之刺 武术老师章节主人公）和热扎伊（罩袍之刺 大学生章节主人公）的合照。

原老未以其孤敢的行动也同时给予着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只有掀开自行预设的、牢牢禁锢于思维视野的那层薄纱，抛弃白人女权主义式的拯救者叙事，才能以平视的姿态穿透他异性的符号，看见罩袍之下的另一种生活。

阿富汗摄影师法蒂玛·侯赛因（Fatimah Hossaini）的作品《我破碎的声音》（the sound of me breaking into pieces），象征着全世界所有面临困境的女性，在破碎与共存中寻找平衡在逆境中坚持与共生。

2013年，人类学家莱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在《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一书中讨论了经典的白人式的救世主心态以及这种情结的危险性。其掺杂着同情和优越感，试图将穆斯林女性从原教旨主义中解救出来，恰如斯皮瓦克（spivak）所描述的殖民地局面：“白人男性从印度男人手里解救印度女人”。

Shamsia Hassani是阿富汗第一位女性街头涂鸦艺术家，通过将女性描绘成坚强、独立的形象。来唤起人们对战争的关注和社会现状的反思。

孟加拉国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Jahangirnagar University）人类学系副教授Nasrin Khandoker 在随后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了“阿富汗女性是否需要被拯救”的议题。“阿富汗女性不需要被保护，她们需要的是紧急支援。”

阿富汗女艺术家Rada Akbar创作的装置艺术《Rukhshana》。作品向一名因逃避强迫婚姻而被石头砸死的 19 岁女孩Rukhshana致敬。

她把矛头指向的正是阿富汗战争的发起者——美国，以及那些以俯视视角干预第三世界、进行潜在思想殖民的帝国主义拥护者。她看到了美国以赋权女性、缔造和平为名正当化自身的企图下，潜藏着这样一层白人女权主义式的思维逻辑，信奉这种逻辑的人首先在性别不平等的阶序等级上假定了西方的优越性，而全球南方的女性需要遵从西方的范式迎头赶上，才有可能推动进步。他们全然忽视了不同社会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父权制不平等。

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境内仓皇撤退。多年后拜登总统声称“国家建设”本就不在美国议程之内，这证实了西方霸权意欲美化其“教化使命”的虚伪。然而，殖民化的苦役却并不因这场战争而终结。

历史的进程不总是线性的，它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回环。8月16日，号称拥有30万兵力的塔利班武装攻陷了首都喀布尔，并再次建立全国政权。

今年7月，塔利班下令关闭阿富汗全国美容院，女性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美国资助的20年改革成果被逆转。

在重新掌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富汗塔利班公开表示，将会在“伊斯兰教法”的前提下，组建“包容性”政府。“我们将在我们的框架内，允许所有女性学习和工作。女性在我们的社会中将非常活跃。”

然而，与当局承诺相背离的——三年之间，女性正在公共空间中被一点点抹去。塔利班复归后不久，便重新建立了一个严守伊斯兰教法的酋长国，实行性别隔离政策，逐步收紧对女性活动范围的限制，将父权习俗制度化。现如今，阿富汗的女性面临着“教育程度不超过六年级。不能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就业，并且不能进入像公园、健身房和美容院这样的公共场所。如果没有男性亲属陪伴，不得长途旅行。如果不从头遮到脚，不能离开家。”

政令出台之前，原本隔着帘子，阿富汗女大学生还能继续学业。

今年8月底，阿富汗又发布了一份114页的告示——该文件将塔利班政府所有限制妇女权利的政令正式确定为法律——女性在除了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属于非法行为。全世界沸腾起来，不愿相信这是事实：阿富汗女性熬过了多年战乱，最终面临的仍是毁灭性的失落——她们回到了塔利班首次执政的黑暗时期。

极少数敢于不蒙面走上街头抗议的阿富汗女性。

在被噤声之前，女性们仍尝试着调动自己为数不多的武器发出抗议，她们走上街头，和平示威，拿着写有“面包、教育、工作”“我们希望政治参与”的标语牌，呼吁塔利班撤销女性大学禁令，控诉妇女在阿富汗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为了隐蔽身份，抗议的女性们还会使用暗语来交流活动的细节，比如到某地“逛街”或者“购物”，以及戴颜色不一样的方巾方便逃跑时变装。

阿富汗行为艺术家库巴拉·哈德米（Kubra Khademi）于2015 年表演了作品《盔甲》（Armor），她身穿勾勒女性曲线的盔甲，勇敢地走在充斥着对女性骚扰和暴力的街道上，在这8分钟的过程中遭遇推挤、驱赶、威胁，甚至肢体骚扰，最终回到朋友的车中避难逃离。

然而塔利班的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法令彻底剥夺了她们公开发声的权利。激进的女性活动者没能撑过几个月。她们中的大多数被逮捕，侥幸逃脱的则仍坚持在室内举行抗议活动。现在，她们通过在网上发布视频来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大多以蒙面形象示人，对外使用化名，唱出一首首渴求自由的歌。一些女性联合起来组建了秘密学校，在保卫自身的基础上，安静地与禁令作着持久的抗衡。

“我不想再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受到羞辱，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去。”去年被逮捕后释放的活动人士纳乌申（化名）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表达。她的想法并非特例，阿富汗女性正遭遇着“泛滥的自尽倾向”，而这正源于她们的希望一次次地被掐灭，诉求被无视，以至于整个性别群体近乎缺席于社会的、孤立无援的事实。

纳乌申或许并不知道——十几年前的柏林电影节，当小女孩贝苔因偷涂了妈妈的口红而暗自窃喜，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再次遇到那群手持“枪支”的男孩，他们强迫贝苔加入战争游戏，并接受投石惩罚。贝苔垂死之际，观众们所听到的，正是对纳乌申所言的回应：“去死吧……为了让你得到自由！”

《佛，在耻辱中倒塌》（Buddha Collapsed Out of Shame）电影海报。

在一个涂口红会被视为异教徒的年代，女性似乎连呼吸都被蒙上原罪。

《佛，在耻辱中倒塌》所反映的这一残酷寓言并非纯然的影像虚构，而更像是一个关乎现世的生命脚本。“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贝苔可能是纳乌申，或者就是任何人——那些重击在她身上的佛像残石，可能正以其他荒唐的形式砸向我们的头顶。

贝苔在找女校的途中被模仿塔利班玩战争游戏的男孩们“俘虏”，电影片段。

影片结尾，巴米扬佛像再一次轰然倒塌，时间仿佛错置般复现了信仰诗意的陨落。这让人不禁重又联想起阿富汗女性，以及她们现如今难以挽回的文化倒退。于是深感上野千鹤子书中的那句，“女性是一种处境”，其暗含的另一层深意是，女性是所有处境的承受者，也是一种共有的处境本身。

当我们意识到任何肤色、任何国籍、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平等地受到结构性的压制——我们就应该知道，在为阿富汗女性愤怒、流泪、声援的同时，一定有什么正在被撼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