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的一封信
毛改琴
敬爱的父亲:您在那边还好吗?
很早就想给您写信,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拾起来又搁下好几回,直到现在。我一直感觉很自责:您供我从牙牙学语到大学毕业甚至工作二十多年,我却连给您的一份信都写不好!每每想起,就像一只虫子在吞噬我的心……
今天和同伴出去散步,看到一户人家门前的对联,其中有一个字我不认识,便和同伴讨论起来,回到单位还查找它的出处,猛然想起您每年春节给咱们家写春联的情景:每逢腊月二十八九,您都是提前安排好了家里的农活,准备好笔墨纸砚,专心致志地为村里人写春联。客房里凡是有空的地方,都摆满了红底黑字的春联,一股浓浓的年味随着墨香充满院子,将无比的喜庆挂上每个人的眼帘眉角。每当路过村里人家门口,看着每户门两侧熟悉的字迹,我就感到非常自豪。而咱们家的春联就是一年的生活浓缩,那一副“一一一十十十,丰衣足食”的对联曾让村里人钦佩,虽然简单,但折射了咱们家生活变化的丰富内涵,也成了村里人见证咱们家变化的依据,尤其在您生命的最后一年,您写了自己因为生病,儿女们为您洗澡、伺候,让您感觉连累儿女,并表达自己歉意的文字,让我无比汗颜。
曾记得每年大年初一,拜年的人们总是争先恐后来欣赏咱家的对联,那情景感觉就是一道津津有味的年夜饭;而今,弟弟及侄儿们也会重操祖业,时不时地写一份对联,让我感到后继有人,无比欣慰!在您的熏陶下,我读初中时就对春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那些用语典雅、文字精炼、对称性强、形式优美的春联,让我感觉品读它就是一种享受。您订的春联集锦连环画,不但让我爱不释手,而且养成了闲暇阅读的好习惯。常言道,身教大于言传。我现在的处世、学习、生活等习惯,不论是充满积极,还是有些许的负面,或多或少都有您的影子。这些习惯有的让我终身受益,而有的也会让我束手束脚。不论影响如何,我都会怀着一份平和坦然的心态全然接受,甚至正因为这些所谓的不完美,才让我拥有了一份多姿多彩的立体生活。
您,一生只安心从事一项工作,那就是在咱们村当一名乡村教师;但您却将它视若生命,倾尽了您的一生去经营。不管家里有多忙,您都不会因任何原因而耽搁您的工作时间。村里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说“大毛先生”的课教得好;有的学生交不起学费,您要么自己垫资,要么直接把辍学的孩子从家里拉回教室。记得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冬天农民手里的活忙得差不多了,您就给村里辍学的女孩上半个学期的扫盲课,看着个头比我高许多的堂姐和一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当时看着是那么不协调,事后才终于明白,要不是您当初为了她们读书识字下狠心,现在她们一个个都成了睁眼瞎。东城——咱们村里那个最可怜的孩子,因为他母亲智力有障碍、父亲年迈,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三四岁就跟着他母亲走街串巷讨饭吃,到了上学年纪,别人家的孩子都去学校接受教育,东城却还四处游荡,您就三番五次去他家动员,让东城读书识字。当初连温饱尚不能解决的东城家,对教育这件事根本不足挂齿,他父亲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哪有钱去读书!”于是您就自掏腰包,强行让东城读到了三年级——他父亲认为东城已经能撑起这个家了,于是就再也不让他上学了。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辍学,您心里不是滋味,常常恨自己不能解决村里所有孩子的上学问题,在我们姐弟求学路上您更是不惜血本。在八十年代,您一个民办教师的工资,供家里四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实在是杯水车薪。于是您便在每年寒假,凭着祖传的碗儿匠技术,迎着刺骨的寒风走街串巷、补锅钉碗。
寒冬腊月之际,常常是冰天雪地,冷风像利剑一样,刮得人脸上生疼。走街串巷的工作,白天还凑合,但每当夜幕降临,住宿就成了最令您头疼的问题:求爷爷告奶奶,祈求好心人能收留您住一夜,但因人们固有的高度警惕感,很多时候还是没人愿意收留,于是无奈之下,您只能撕扯上一点人家的麦草,找一个避风的角落蜷缩一夜;有时幸运能碰上人家的草窑,便在里面将就一晚,第二天继续像乞丐一样,走走停停。一个假期四十多天,这样无处安身的夜晚,最少也有十多个。为了多挣几块钱,你常常是大年三十都难得回家。大年三十日,它不仅是辛苦一年的总结,也是家人团聚的重大日子。有道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此时,不论是借人的,还是人借的,都会约定俗成的各回各家。然而,就在万家灯火别人团聚的日子,咱们家却过得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家里人魂不守舍,眼瞅着那个龙虎山尖上,是否会闪过一个挑着担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天,越来越黑,各家各户门上都已经灯火通明,熬了一年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拿上用猪毛换来的鞭炮,肆意地燃放着,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而咱们家却是满面愁容,难以抑制的叹息,充斥在每一寸空气里,房子上空像倒扣着一口高压锅,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妈妈锅里煮的肉也没有了水沸腾的响声,直到第二天才发现还是生的。奶奶更是边哭边喊:“我的娃暂遭难了,肯定被人害了,老天爷呀,怎么办呢”!那凄惨的哭喊声飘荡在院子上空,久久不肯散去。一家人陷入痛苦的绝望中。直到开学前一天,您才会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近两月未洗过的衣服,油光发亮,几乎失去了原本的颜色;虱子成群结队聚集在衣服的边边角角,似乎一个不小心都能滚下来。这时,您就会在家人们惊喜的目光里,小心地翻开衣服最里层的口袋,用布满细细裂纹的手掏出厚厚的一卷钱: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贰分、壹分,其中一元的最多。毛毛钱和分分钱您通常会分给我们姐弟四人,那一刻的幸福真是无以言表……记得有一年您回来,还给我们姐弟五人各买了一双人造革皮鞋,我的一双比婴儿的摇篮还大,但我会用绳子绑在脚上,从村子东头跑到西头,还时不时地拉起裤管故意让别人瞧瞧,只怕别人看不见我穿了一双皮鞋。
八十年代初期,农家肥是庄稼的主要肥料,由于地多人少,地里经常缺少肥料,于是您每天在上学之前还要挑着粪篓四处拾粪,然后放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学校里那些调皮的、不爱学习的孩子,常常是您管教的对象,挨了打的孩子会拿您的粪篓撒气:一脚下去,粪便四面开花,您粪篓里的粪就只能原地发挥作用了,您只好怅然若失地再一次去慢慢寻找。那时候看着那个又破又脏的粪篓,我躲之不及,甚至在您到处拾粪的时候感到羞耻:作为一名教师,其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整天挑着个粪篓,成何体统!可我哪里明白,作为一名民办教师的您,每月仅拿着十几块钱的工资,如何去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费用啊!
您的爱好广泛,读书、写字、画画、唱歌、跳舞,样样精通。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是您的绘画模特,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您会让我端端正正地靠墙坐着,看着我画,我也常常是坐一会因睡着就顺墙溜了下去,您又会把我揪起来,重新坐好、重新画。退休以后,您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画画、练字成了日常生活,没有模特,国家领导人的画像就是您的模特,在您的画笔下有周总理、邓小平、胡锦涛、朱镕基、教育部部长、还有身边人的日常生活照片......临终前您画了堂姐不完整的自画像成了断臂的维纳斯。在不画画的日子里,您就会拿起一本不知道掉了多少页的新华字典,摘抄字词;很多时候,摘抄的笔记是空烟盒金箔纸的背面,而顽皮的我们因没纸叠纸包,包包里的烟盒纸也是我们搜罗的对象。有一次,您写了很多天的一沓纸不见了,问我们姐弟四人(这时候大姐已经长大懂事了),我们吓坏了,都摇头,您拿起皮鞭逐个抽了一遍,从此您的烟盒纸就成了不敢触碰的禁区。
您经常教导我们字如其人,一笔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虽然您的字不十分出名,但一定是最刻苦练习写的,从给人写对联到自己写条幅、中堂,最后学写篆字,您笔耕不辍。包括家里的中堂都是您亲笔写的。在您去世的前两天,镇政府还通知您参加全县农民书法竞赛。
您教我们的歌都是从收音机里听了以后,自己找词,然后依葫芦画瓢般谱曲谱出来教给我们。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您先从收音机里把词抄下来,然后每天固定时间听几遍,最后自己慢慢谱下来教给您的学生。从小到大,很少看见您尽兴地唱歌跳舞,直到有一年春节,村里举办文艺晚会,您成了副导演,我才知道您还有能歌善舞的一面。
从小到大,您对我们要求非常严苛,除了打骂,似乎没有其他记忆,即使最家常的吃饭,我们都不敢和您坐在一张桌前,因为怕一个不小心撒了饭、倒了汤,您虽一声不吭,但“啪”一巴掌直接“伺候”到后脑勺。您的教育方式虽简单粗暴,却让我们犯一次错误就有一辈子的记忆,以致多年以后,每当看到别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样子,让我都羡慕不已,那是我内心渴盼已久却不得满足的奢望。
记得在我们年纪尚小之时,每当饭未上桌之前,您总会把我和二姐、大弟三人(大姐帮家里干活,小弟还不到学习年龄)叫到跟前,考一下当天学校学的内容,如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简单的乘除法计算,或者背诵一篇课文,当我把退位减法算错的时候,您通常会拉长声音“嗯”,那厚重的尾音,就像一个标准的三声音调。然后让我们再思考再算,如果连着两三次还算错,您就会用食指狠狠地戳我们的脑门:“在学校里干什么!”导致饭桌前,我们常常像老鼠躲猫似地躲着您。只有小弟弟才会在您饭桌前玩来玩去,一会儿问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或者冒出一个很经典的成语,您这时也会竖起大拇指,满眼是难以掩饰的欣慰和自豪。
记得我上大二时,开学要交学费,当时因我是第一届并轨生,学费高达八千元,可您的一笔定期存款还有一个礼拜才到期,您为了那两三百元的利息,想到期了再取,于是您让我先去上学,等一个礼拜之后再寄给我。可我因惧怕权威,哭着不走。您坐在客厅门槛上,紧锁眉头,叹着气,随后便骑上自行车去镇上取钱去了。在九十年代初期,那三百元可是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啊!时隔多年,那个画面总是时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难以忘记:您的爱是简单的、纯粹的、深厚的、也是最无私的!
父亲,您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但您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还历历在目,您对我们很少说教,却用行动让我们明白如何做人处世。在您要出殡时,村里您的学生争抢着去抬灵柩,说无论如何也要送“大毛先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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