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宝山情结（作者：郭祥龙）追忆两只小狗（作者：刘安丽）
旅行
2024-11-27 07:04
广东
宝山情结
到顺昌县插队落户不久，就听说了顺昌第一高峰“宝山”的大名。宝山位于大干公社，离我们插队落户的埔上公社河墩大队西坑生产队只有约20公里。插队初期的1969、1970年还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潮依然泛滥，当地人说宝山顶上有寺庙，但已遭受“造反破除”，成了什么样子无从得知。 我们一起插队的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我和同班同学林西(现在福州市台江工商银行工作)、林德培(现在福州市洪山镇供销社工作)那时都才20岁，与西坑村里一伙年轻人(年纪也都在20岁上下)很玩得来，早就酝酿着要到宝山去看一下。终于，在70年初夏的一天，我们三位福州知青以及一位福州“文化大革命"前上山老知青林章烈(现于顺昌县水泥厂退休)与村里的青年共11人，背着米袋，提着小锅，带着咸菜等食物，迎着晨曦，穿着解放鞋，浩浩荡荡地向宝山进发。 穿过一个农场(现为顺昌氨厂)来到富屯溪边，那时大干大桥还没有开工建设，我们乘人工摆渡的木船渡过富屯溪到达对岸。从大干公社到宝山，一路都是不断上坡的山间小路，直到快到主峰脚下时出现较陡的之字行石阶，直通山上。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到达山顶，很快就找到寺庙的所在地，满眼残垣断壁，一片狼藉。殿宇的模样还在，可以看出这里以前是颇具规模的，可现在遭到严重毁坏，大殿里堆满废砖碎瓦和拆卸下来的木板，神龛被毁，神灵塑像荡然无存。只有山门口用石板材建的门庭，横梁、石壁、石香炉、石台阶、石柱以及撰刻的一些文字，仍然保存原样。![]()
转眼到了晚上，似乎还有微雨落下。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就轮流睡觉，安排两个人一班值两小时，由于人员是单数，第一班就由我一个人值。睡觉的地方在残破的阁楼上，值班的地点在楼下，也就是在寺庙门口附近走走看看。寺门口煮饭余火的光把人影投到像墙一样的浓雾上面，黑影就立在人面前，仿佛伸手可及。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使我至今难忘当时的情景。 第二次登宝山，是在1979年，我已招工到顺昌县埔上木材厂。团组织开展活动，我与厂里的一帮年轻人乘厂里的大卡车到山脚下，然后登石阶上山，一路上气喘吁吁，远没有第一次登山时浑身是劲不知疲倦。 山上已经修整一番，还有人管理寺庙了，也有了煮饭用的锅灶和少许桌椅，在山上吃了一餐饭，照了几张照片，下午返回。回来后还写了一首诗《登宝山》刊登在厂里的黑板报上，所以诗稿就保存到今天： 第三次登宝山，大约是在1995年，是和顺昌电大中文班的同学一起，有福州知青王建生(现在福建省人行工作)薛卫群(现在福州市台江工商局工作)、杨兆江(现在福建省安监局工作)等。宝山上许多建筑都已恢复重建，已成了可供游览的胜地。山上游人不少，恰巧遇到一伙学者模样的人正对寺庙各处建筑指指点点，话语之间感觉他们对古建筑和历史很有研究，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省里专门来考察的专家。此后不久，宝山就被批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宝山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近年有人考证出西游记的主角孙悟空与宝山也有一段渊源，介绍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更吸引了省内外不少人慕名前来观瞻。![]()
现在我已调回福州工作，但对宝山仍然一往情深，宝山的变迁，浓缩了社会的变迁，有机会，我还想与当年伙伴相约重游宝山，感悟现在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感叹人生、社会、景物之变迁。 郭祥龙，男，1950年7月生，福州第五中学初中六六届毕业，1969年1月到顺昌县埔上公社河墩大队插队，1975年12月招工到顺昌县埔上木材厂，历任工人、团总支书记、政工、副厂长、副书记，后调洋口镇、建西镇任副镇长、顺昌县委编办副主任、主任；省委编办事业处主任科员、信息中心副主任。![]()
两只小狗，一名“老Ｏ”，一名“老Ｋ”。当年给它俩取名字的知青，如今已是某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了——老Ｋ没进门之前，老Ｏ本无名字，未来的教授提议用“老Ｏ”和“老Ｋ”区分两个小家伙。众人一边逗弄这两只毛球般的刚摘下奶头的娃娃狗，一边以“老”称之，愈发的趣味盎然。 老Ｏ是村民送的，一身淡黄毛，属当地最常见的土著。老Ｋ是稍后被我们从山外花七角钱买回，毛色较老Ｏ略深，也是土著。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的每月生活费才八元，以豆瓣酱配饭尚感力不能逮，七角钱当不是小数，为何会舍得掏这份钱，现在问了几位当年的插友，居然都想不起来了，可能不外乎年青人的浪漫情怀吧。我们这个知青之家由分属于三个生产队的四男两女组成，之前我们还养了两只小兔，后来又养了十只小鸡，尽管屋里屋外地面上少不了鸡粪如花，但一时间倒还颇有点“六畜兴旺”的气象。 早上知青们出工，勿需叮嘱，老Ｏ和老Ｋ仿佛心有灵犀，最远跟到村口，自会主动止步。我们所在的村庄，有男女老幼二百多人，不算太小了，但无论站在村里谁家门口，抬头往上一瞧，天空均为狭长的一小片，而且在有的地方目光会被片沿的山、树和茅草撞了回来。传说中，村庄原先不在此处，由于一位先民的即将临产的母猪窜到这里并产下一窝小猪，于是猪的主人认定此为福地，全体村民随之搬迁到这高山之上的山凹中来。但山腰处的梯田却搬迁不得，于是村民们下田劳作都要往返一二十里山路，自带午饭，早出晚归。 路途太远，村民出工没有带狗的，我们的老Ｏ和老Ｋ白天也大抵处于“无政府”状态。主人不在家，它们去了哪里？用什么填饱它们的肚子？没有确切的答案。奇怪的是，只要我们一回到村尾的祠堂——我们的知青点，两只小狗就像从地里钻出来一样，第一时间冲过来摇着尾巴撒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擦黑时，游荡在外的鸡才“咯咯”叫着迈进家门，沉寂了一天的祠堂顿时热闹起来。换下又湿又脏的衣服，洗过脚，架好炉膛里的劈柴点火做饭，米汤的香味弥漫在祠堂里，小狗激动地跑前跑后，忽闪的油灯把伏在屋角竹笼上的鸡们的影子放大了不少，兔子安静地嚼着我们带回来的青草——这真是一天中最具农家风情的时候啊。 然而渐渐地，每人每月的那点粮食定量越来越不足以果腹了，饥饿咬噬着我们的白天和黑夜。山区高寒，自留地里的菜生长缓慢，指望不上，村民们上半年的当家菜也多是竹笋——尽管不时能从生产队分到竹笋，可是缺油无肉，笋又奈何？进入夏季，连笋也告罄，早晚煮饭(中午吃早上带去的饭)，水越添越多，裤带越勒越紧，我们甚至把糠磨细了烤成饼用以充饥。小狗原先的口粮，是从我们的晚饭里省下来的，这样下去，还能省出什么呢？晚饭时，真不敢看蹲在我们身边的老Ｏ和老Ｋ渴盼的眼神。 晚饭照例喝粥，喝过的粥碗虽粒米不剩，一位最善良的男知青还是想出了一个绝招：洗碗之前，先用手指把碗里刮过一遍，刮下来的些许粥汁，集中起来喂给两只小狗。这活儿我们比较难以接受，出招者便独自默默收拢所有的碗，一只一只地刮着。 屋漏偏逢连夜雨，两只兔子中的一只趁我们不备，跳出门外，成功逃遁山林。隔了两日，另一个大队的知青来串门，剩下的一只兔子自然成了招待客人的盘中餐，两只小狗算是跟着打了一次牙祭。接下来却再无可杀的了，鸡还太小，就算长大了，也得留着下蛋。议来议去，大家决定把老Ｋ送走，减少一张吃饭的嘴。 其时老Ｏ和老Ｋ才几个月大，营养不良，老Ｋ个头更小一点，比一只成年猫大不了多少。村里无人愿意收留老Ｋ，一位男知青只好把它丢弃在通往邻村的山路上，生死由命。没想到，过了一天，老Ｋ就跌跌撞撞寻回来了。它不声不响趴在祠堂的地上，不时抬起令人心碎的目光，瞟一眼在它面前来来去去的脚步。 这当然令我们自愧对不起老Ｋ，但我们又都清楚，仅靠刮碗底的粥汁很难同时养活两只狗。老Ｋ最终还是被遗弃了。那天清早我们全体出动，下山到公社挑每月的定量口粮，在一个远离村庄的三叉路口，一个男知青抱着老Ｋ下到很深的山坳里，放下就跑。我们在路上等他，听到山坳里传来老Ｋ一阵阵惊恐的叫声。当晚月上柳梢，我们挑着粮食回到三叉路口，路很湿，中午下过一场滂沱大雨，老Ｋ会不会被雨淋坏？寂静的山林里，仿佛有老Ｋ的一两声哀鸣在回荡，侧耳细听，却再无声音。内心里，多么希望老Ｋ能爬出山坳，在三叉路口等着我们。但是月光下不见它的影子。山路行人罕见，老K怎能得救？就算它还活着，也一定对我们彻底绝望了。 老Ｏ独自享用粥汁一天天长大。碰到大队的干部们开会的日子——大队部就设在我们村里——知青有幸参加，会议一般要开一整天，自然村的生产队长过来开会，中午总不能长途跋涉回去解决肚子，所以会议开伙也就顺理成章。吃会议饭不用付粮票和人民币，有菜有肉，白花花的米饭管够，用现在的话叫做“公款吃喝”，我们和开会的队长们一样，逮住这个机会发狠把饭撑到了喉咙口。不同的是，离开饭桌前，知青人人都往嘴里尽量多地含满食物，鼓着腮帮子“衔饭疾走”，奔回祠堂再吐出来做老Ｏ的午餐。运气好的话，还能衔出几大块肥肉。老Ｏ迫不及待地嚼食我们带回来的美味，它大概没有时间想到老Ｋ，无论如何，把握住眼前的幸福才是它最重要的。 记得革命样板戏《沙家滨》里的英雄人物说过：最后的胜利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不久，大队批给了我们回销粮救急，随着秋天的临近，榛子、地瓜等山里可供充饥的东西多了起来，再也不需要为老Ｏ刮碗底啦。但我们没能保住老Ｋ，这让我们的坚持显出了某种缺憾。不过，很快也就淡忘了。每天的劳作和种种现实问题已经让我们身心俱疲，谁会长久地在意一只狗呢？![]()
转年，老Ｏ变成了一只大狗，虽算不上多么漂亮，却也有几分英武。我们并不指望英武的老Ｏ能起到看家护院的作用——我的一件棉袄，晾在祠堂门外不翼而飞；村里一个有偷鸡癖的老太婆还抓走我们一只鸡。其实我们的财物少得可怜，看不看都无所谓。养狗更多地是村里家家户户养狗，我们既为农户，养就养吧。现在想来，对于老Ｏ为什么存在于世的认识，是很危险的。可惜老Ｏ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它快乐地英武着，开始追逐村里的母狗。它东嗅嗅西嗅嗅，穿梭于参差错落的被烟火熏得发黑的木屋之间，如飞奔跑在高低不平的由石块垒成的窄窄的村道上。这也难怪，作为一只土著狗，生活的模式也许就是这样了。 事情的发生竟毫无征兆。那天掌灯时分，老Ｏ正埋头消受我们剩给它的晚餐，祠堂的木门吱呀一响，进来两条汉子，其中之一是我所在的二队的社员，此人红脸膛，大块头，颇狡黠，以前从不见他登门，正奇怪着，只听他寒喧了几句，眼睛盯牢了老Ｏ，说：“这狗很肥啊，狗肉很香的，为什么不杀了改善生活？”春节之后，我们数月不知肉味了，一提到肉，人人满嘴生津。大家面面相，有人表示这毕竟是自己一粥一饭喂大的狗，下不去手。汉子两眼血红，拍着胸脯说打狗的事包在他身上。 言毕，立即返身关紧祠堂的门，又去厨房捡了两根粗大的柴棒，汉子一人紧握一根，杀气腾腾地扑向老Ｏ。老Ｏ见势不妙，箭一般窜出，躲避追杀它的大棒。昏黄的煤油灯影里，棍棒飞舞，尘土喧腾，狗嚎人吼，恐怖异常。 我紧贴着墙壁，大气也不敢出，头脑里一片空白，眼前仿佛闪现解放前月黑风高土匪血洗村庄的场景。好像过了一个世纪，其实只不过十来分钟，老Ｏ已命丧乱棍之下。我们两个女知青躲进房间，不忍看老Ｏ的惨状，厨房里，杀戮加紧进行。终于，一大盆狗肉热气腾腾地端上了桌，男知青招呼我们过来尝鲜。我平生未尝过狗肉，狠狠心夹了一块，感觉味腥肉，勉强咽下去，几欲翻胃。我看见红脸汉子狼吞虎咽吃得满头汗如雨下，丢了筷子。我的痛恨霎时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但我不知道该去恨谁，是红脸汉子，还是我自己……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养过狗。 许多人许多事早付于流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偏就这两只土著小狗，三十多年过去，却总是顽固地盘踞于脑海深处，想忘也忘不掉。像许多卑微的生命一样，它们来去匆匆，生也悲苦，死也茫然，每每忆及我的插队岁月，它们都是无法省略的一道拷问。 刘安丽，女，1952年4月生，福州第十六中学初中六八届毕业，1969年2月到原建西县房道公社峡头大队插队，1970年10月招工到顺昌富文钢铁厂，1986年回榕，回城后在福建支部生活杂志社任职。 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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