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狱炼
我出身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黄远生是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通讯题材的创始人，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逃到美国旧金山，却被激进的中华革命党误认为是袁世凯的同党而遭暗杀，时年仅30岁，成了中国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 爷爷被害时我父亲仅三岁，之后在爷爷的朋友们的照料下，父亲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了大学，又赴德国留学，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数理博士学位后回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曾先后在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任教。父亲学识渊博，人称四大力学均在其腹中。 我的母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是上海交大工科第一位女生，也是一位教授，也曾在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任教。母亲聪明漂亮，除了课上得好外，实验能力极强，而且为人善良，极具人格魅力。父母亲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有一张江泽民主席1947年从上海交大毕业时拍的集体毕业照，相片中坐在前排中间的两位即是我的父母亲。照片上，母亲端庄，极具知识女性的模样；父亲笑的，身子略歪向一侧，令我一看眼前就冒出一个活脱脱的父亲，活泼诙谐、不修边幅。照片中父母亲身后的那么多人只是他们的学生中的一小部分。![]()
解放初期，国家对知识分子实行赎买政策，父母亲的工资合起来有几百元，在当时普通老百姓每月仅十几、二十元工资的情况下，我们家过的应是天堂的生活了。我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优裕，吃穿不愁，父母工作之余还不时与其他教授举行一些京剧票友会或家庭舞会，生活中充满了阳光。 但是1957年的一场反右派斗争把我们家的精神生活彻底打乱了，父亲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换来了一顶大右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父母亲再遭批斗，被关进牛棚，并被强制劳动。大教授种田、放牛、挑大粪，父亲精神上的压抑和体力上的透支，加上当年知识分子根本无医疗保健，导致他59岁就去世了。母亲总算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春天的到来，后半生大放余热，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说起来我也是名人后代大家围秀了，但我从来不知道也没有这种感觉。从我懂事起爸爸就是右派，我有的只是五类分子子女的自卑感，因为家庭出身而不能当学生干部，不能入团，家庭出身带给我的是无尽的烦恼和挫折。但我同样也意识到爷爷不屈的人格、父母的聪明才智已经在我的基因里深深地埋藏下来。家庭给了我浓郁的文化氛围，大量的藏书给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使我一辈子勤奋进取、不断向上。契而不舍成了我的生活准则，也成了我日常工作学习的习惯。先辈们的精神，也使我这个往日的大小姐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 1969年，刚满18岁的我和福州一中的同学作为福建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心中充满的是兴奋，满身沸腾的是热情，对今后的艰苦生活毫无畏惧感，却有一种类似当年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感觉。 我和几个同学落户在浦城县鼓楼公社石村大队村尾小队。这个只有15户人家的小山村坐落在大山之间的山坳里。那里山清水秀，山上的树木竹林郁郁葱葱，随着山风摇曳，村前的河流在两山间潺潺流过，河水清澈，卵石铺底，小鱼在卵石间游来遨去，哗哗的水声日夜不断，和着山坡上农家院落上的袅袅青烟，构成了一幅几千年不变的活山水画。 村子距离最近的长途汽车站有45里山路，要翻越三座大山。从现在的眼光看那里绝对是最美丽的旅游胜地。可由于没有开发，那里村民们的生活却非常艰苦，斗笠蓑衣、布衣草鞋、水碓舂米、竹篾点灯，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几千年不变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几乎和几十上百年前没有多少差别。村民们以玉米、番薯补充稻米的不足，床上铺垫的是稻草，穷人家甚至连张草席都没有，直接睡在干稻草上，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床被子是常见的事，被子上密密麻麻全是跳蚤血。现在回想起来，那倒是一付原生态的景象，但那穷苦的景象是我终身难忘的。 我们知青住的是一座未完工的村民的新房子，房子盖了一半就没钱盖下去了。所谓的新楼房只是几根梁柱搭成的骨架，没有板壁，我们来了只好临时用竹篾编成板壁，房间上面用小竹子紧密排列起来权当屋顶。浦城冬天很冷，结冰的日子冰凌从屋檐上挂下来，那真是冰的世界，美丽的程度不亚于哈尔滨的冰雕节，但自由飘洒的雪花也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飘到我们的被子上。天实在太冷的时候，晚上脚冷得睡不着，我就先用上身把被子的上半部分捂热，再把被子调个头将另一头捂热。 生活虽然艰苦，但村民们的质朴却从未让我感到生活的艰难。他们给我们送自家种的菜，我们病了他们把熬好的草药汤送来看着我们喝下。 我们和农民一样每天出工劳动，田里的、山里的每一样农活我们几乎都学会了。虽然田里的蚂蟥把双脚咬得鲜血淋漓，但也可在劳动的时候抓了泥鳅放在口袋里，偶尔踩到只甲鱼，收工后美餐一顿。虽然在山里常遇到毒蛇，但也能在山涧的石缝里抓到石头鱼，回到那漏风的小屋里打一次牙祭。生活和劳动都是非常艰苦的，我的手上和脚上留下了累累的伤疤，我的脊柱留下了永远的疼痛，每一个伤疤都隐藏着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饱含了深情，让我终身难忘。 我的右脚踝现在特别容易扭伤，那是因为有一年夏天收稻子到天黑，我挑着一担一百多斤的谷子回队，半路上看不清路把脚扭伤了，脚踝立刻肿起来，一步不能走动。我的房东民兵连长把我背回来，然后再回头把我的谷子挑回来。 我小腿上的刀疤是在砍山的时候落下的，在我前面砍山的是个哑巴孩子，他把一棵小树砍断后没有放倒，我以为是棵没砍的小树，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小腿上，小哑巴回头看着我哇哇地叫着，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双内疚痛苦的眼睛。村民们立刻围过来，撕下一点火柴盒上的磷纸片贴在我的伤口上，那止血的原理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我一瘸一拐地走回家，伤口开始钻心地疼，但我忍着不吭声，我怕被小哑巴看到伤他的心。 我的左手小指短了一点点，那是在割稻子的时候割掉的，肉找不到了，只见那涌流的鲜血，一位村民当即在田里抓了一只癞蛤蟆，用镰刀敲烂后敷在我的伤口上，再从自己的围裙上扯下一块布包起来。我举着手指回到家，也是钻心地疼。第二天不疼了，但手指上冒出一股股臭味，我意识到虽然不疼了，但是会感染，赶紧把癞蛤蟆洗掉。癞蛤蟆止痛的原理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 我曾被山蜂蜇过，脑袋在瞬间肿成一个大馒头，眼睛睁不开了。村民们用黄泥土和上唾液涂在我的伤口上。黄蜂蜇人是以它的生命为代价的，因此疼痛也是特别剧烈的，我的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下来。 最危险的一件事是我和村里的一个小姑娘上山去拔萝卜缨(还未长萝卜的小萝卜叶)喂生产队的猪。萝卜缨绿油油的，特别好看，我把手伸到萝卜缨的根部一棵一棵地拔起来，正要把手伸到一棵萝卜缨根部时，同去的小姑娘突然大叫，喊我让开，她砍了一根竹子冲过来，对着我要拔的萝卜缨一阵乱打，原来一条毒蛇竹叶青就缠绕在萝卜缨根部，它的保护色与萝卜缨的颜色完全一样，我没看到，差点把手伸过去，要不是小姑娘看见，我二十来岁的生命就此结束了。 这一件件的事情把我和村民的血交融在一起，我们已经不能分开了。四年后，我这大小姐已与当地村民完全相同，黝黑的皮肤，泥手泥腿子，一口当地话，与村民分不出你我。![]()
由于我的出身不好，插队三年后，我的同学都已经离开了村子，只剩下我一个人。民兵连长和他家的大嫂让我和他们家一锅吃饭，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点好吃的东西留给我，我再把它们分给他家的孩子们吃。民兵连长把新草鞋穿舒适了给我穿，自己再穿硌脚的新草鞋。水乳在无声中交融，我已化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的五个孩子叫我大姐，直到我离开三十几年后的今天。 我的家庭出身成了我被招工招生的最大障碍，但农村的艰苦生活也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学会了顺其自然。民兵连长劝说我回家想想办法，调回城里去，我不愿意，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愿意去走后门，别人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其实我也没有后门走，爸爸妈妈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做一点点工作，谁会理睬他们。1972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大会刚通过，就逢福建省第一批中专卫校到浦城招生。公社送我去参加考试。我的文化考试成绩名列第一，但我不抱任何被录取的希望，两年前我已被招工单位因我家庭出身的问题拒绝过一次。这次招生面试的时候，老师问我如果不录取我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回生产队去劳动，农民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我没有告诉老师支部已经通过我入党了，我不能将入党当作个人资本，我已习惯了被人拒绝，但我不能为此丧失人格，这可能就是爷爷在冥冥中遗传给我的吧。 30年后，当时面试的老师揭开了当初的秘密：他在看了我的文化成绩后就决定录取我了，但回到学校后被支部书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为什么不收贫下中农的孩子，而要收我这样出身的人，并要把我退回去。他和这位“马列主义”领导拍着桌子争吵，终于把我“吵”录取了，从此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我重返学校，我丧失了七年的学习机会，当机会再次赋予我的时候，我不能放弃。中专的学习是不够的，1982年我进了夜大学习英语专业，掌握了一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金钥匙。农村的艰苦生活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毅力，我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终于成为一名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高级人才。 一年前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浦城石村。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空气还是那么清新，但人已非故人。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我的房东民兵连长早已去世，就埋在家对面的山坡上那郁郁葱葱的竹林里。喊我大姐的他的儿子已经长大，和他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家里盖了新房，不再漏雨了，屋里有了电视、音响、电话。大嫂还健朗，看到我来了转身就去厨房拿碗，要盛饭给我吃，和当年完全一样。 我望着民兵连长安息的山头，心里在说，您是穷死的，但您虽穷，人格却不穷，我永远记得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时代终于变了，千年不变的乡村终于变了，您不用再不停地操劳却得不到温饱了，您可以安息了。 我也想起了我的先辈，历史终于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不再因为历史被颠倒黑白而背上包袱。几十年的磨砺让我悟出一条道理：真的永远是真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因此演绎历史的人必须永远做一个真人，把握住自己的人格，永远奋发向上，这样就永远不会被历史淘汰。
高上达，女，福州一中1966届初中毕业、1969年1月到浦城县鼓楼公社石村大队插队，回城后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工作，副主任技师。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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