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最长的一天（作者：王基鸿）梦中的小屋（作者：管旬辉）
旅行
2024-11-24 07:22
广东
最长的一天
“双抢”对每一个知青都是一年一次晒脱几层皮的大考验，披星戴月、顶着毒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我于1969年9月到顺昌县高阳公社良种场插队，那时“双抢”已过，而1971年4月参加了建设兵团离开农村，春耕刚结束。因此，我在农村插队期间，只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双抢”。1970年立秋，是那年“双抢”的最后一天，是我知青生活中感觉最长的一天，迄今已三十多年了，仍历历难忘。 凌晨三点，一阵嘹亮的军号把我唤醒，那是大队一位曾在部队当过司号员的复退军人，在双抢期间用号声呼唤大家起床干活。我们已坚持了二十多天的“双抢”，身心极其疲惫，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收割最后一块地，赶在立秋收割完早稻再插上晚稻秧。 月光皎洁凉风习习，无心观赏田园里朦胧风光，我和生产队贫协组长、一个老农民搭档，干了一个多时辰，就跟不上趟，我割下的稻子不够他打。只好改为他割我打，我使出浑身气力，仍赶不上趟，他割下稻子成堆，来不及打，他大声叫嚷起来，似乎要让全垄田劳作的人都听见，好像要故意出我的丑。那时，劳动“出工不出力”，劳力不济是很不体面、很不光彩的事。我不由有几分懊恼，怎么会跟这位强劳力搭档？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太阳升起来了，火辣辣的，水田热得滚滚烫。我浑身是汗，又千又渴，带来的一壶水很快喝光，看着农民们有的停下活在田埂边抽烟(这是农民田间休息的最好借口)，我脱掉长衣长裤，跳进田边的溪里，让溪水浸透全身，大口喝着清凉的溪水，以驱赶一身的疲惫。 又开始收割，我干脆只穿背心和短裤，任凭火辣辣的太阳晒着。不一会儿，成群的蚊子、小咬和小黑虫都赶来欺负我，一群一群地抢叮我的肉，抢喝我的血，痒得难以忍受，黑黑的“小咬”，一巴掌打下去，有十几只带血的，但更多的“小咬”前赴后继扑上来。我从春季来到水田队后就患了“稻田皮炎症”，这时双脚几乎麻木了。 割下一茬又一茬地里的稻子，挑回一担又一担沉重的稻谷，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我只觉得头晕脑胀。一次又一次跳进溪里将滚烫的身子降降温，而太阳只一会儿就把我湿透的背心和短裤又晒干了。那一天上午我不记得跳进溪里多少次。 下午，生产队长让我与另一个全劳力搭档，拿锄头跟在耕牛后边，把耕牛犁不到的地角边，由我用锄头挖。使唤耕牛的“牛把式”李大哥很体恤我，使唤耕牛时尽量多犁田边地角，只留下一小块实在犁不到的地块叫我，并不时叫我坐田埂边休息一下，如此劳动我稍稍轻松了些。 割下稻谷的田经过两犁三耙，必须赶在天黑前抢插下秧苗。我不会插秧，挖好地角边后队长安排我去挑秧，到秧田里把“耕山队”大姑娘小媳妇和大嫂大娘们拔下的秧苗及时挑到田边，一把一把地抛到大田里，由那些插秧农民们你追我赶地插到稻田里。 太阳下山了，晚霞如火的田间仍一片喧闹。农民们说今天是立秋，晚稻秧苗必须在这一天插上，过了这个节气，就不会吐浆长穗，所以，拼死拼活也要在今天内结束今年的“双抢”。这一年“双抢”历时20天，我经历了严峻的考验，20天出满勤，由于赤膊上阵，在割稻时手脚常被稻叶划破，伤痕累累。 天全黑了，插下最后一株秧苗，大伙拖着松垮垮的身子回村。这一天，1970年立秋，高阳良种场的“双抢”结束了。公社广播站喇叭里响起了转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前奏曲(东方红》，正是晚上八点。 回到住房，全身火辣辣的，大概是中暑了，在那么大的太阳下赤膊劳动，背上、胳膊被晒得脱去一层皮，喝下两支藿香正气水，烧了一碗粥，就着半碟酸菜，匆匆吃过晚饭，打来一桶水，抹一下身子，只感到眼前发黑，躺倒在床上，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明天，再也不会听到嘹亮的军号声了，因为“双抢”已结束，生产队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明天，要好好休息一天，太累了…… 我在插队期间经历的惟一的一次“双抢”，1970年立秋那一天，是那么劳累、漫长、艰巨。 王基鸿，男，1951年8月生，福州第四中学初中六七届毕业，1969年9月到顺昌县高阳公社高阳良种场插队，1971年4月参加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回城后在福州市公路局闽侯分局任职。梦中的小屋
1969年2月9日，我们着红花，唱着语录歌，在锣鼓声中钻进闷罐火车——福州十六中插队知青专列，车厢外贴着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父亲没能来送我，几天前，我用自行车载着被褥送他到城守前的省民主党派集训班(实为批斗班)，门口值班的拦住我，父亲平静地说：“你回去吧！”我转身就走。那年头，如对“黑七类”父母流露亲情，未划清界限，动辄得扣上“牛鬼蛇神孝子贤孙”之类帽子。 10日一早到建西贮木场，换乘森林小火车，抵岚下公社后，又走了几小时的崎岖山路，终于，我们九个男知青“扎根”在山高林密的张墩村。 远离了“文化大革命"硝烟弥漫、高音喇叭喧嚣的省城，落户在荒僻的山村，听着村对面原始森林传来的百鸟欢唱，闻着田间飘来烧稻草的焦味，倒觉得有些寂寞。过了几天就是大年三十(2月16日)厚道的村民送来了细长的本地芥菜、圆条状的白薯，还有一大块猪肉。除夕夜，煮了一大锅肉片白薯。到小店买两斤“地瓜烧”，第一回在他乡过“革命化”春节。大伙狼吞虎咽，喝得满脸通红，话越来越多。林为民用“七律”描绘红卫兵批斗老师惨状： 危继胜说造反派也是欺软怕硬，批斗他父亲时，他们六兄弟都站在一旁，看哪个敢打其父，日后找他算账，造反派见他们个个虎气十足也未敢动手。 我想起一月的一天，父亲得知我已报名随十六中上山下乡，一向严肃的他颇为动情而又无奈地说：“我也要到集训班去了，往后不能再帮你了，将来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要坚强一些。”“文化大革命”两年多来，他多次被批斗游行，写检查交代，劳动改造，苍老了许多，目光流露出忧闷和困惑。 3月才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修笋路、挖笋、挑笋，我和郑刘昌、危长胜同在七队。修笋路还算轻松，干了个把小时，领队的老农会大叫一声“哦——”，声音久久在山间回响，大伙就在山坡休息，老农用竹管抽起呛鼻的土烟。偶尔有人讲几句荤话，大伙笑得前仰后翻。那时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文化生活一片空白。 挖笋兼挑笋则辛苦多了，挖一根春笋要挥动山锄十几下，挖了两筐已觉手臂酸痛，再挑起担子摇摇晃晃地下山。山间潮湿，刚修的笋路很滑，草鞋虽管用，仍须小心翼翼，走走歇歇。第一担笋挑到笋厂花了近一个小时，一过称才56斤，而农民挑上百斤到笋厂只需半小时。开头我每天只能挑三担，赚五个工分(每个工分约八分钱)。挑了两天，肩膀肿痛，小腿也疼得发抖。下山时还滑了一跤，摔得筐翻笋飞，手脚和脸部均被荆棘划破，我想起父亲的话“要坚强一些”。坚持了一周之后，我一天能挑四担，最多的一担是106斤，每天可赚10个工分。就这样，原本贫困的张墩村又分给我们一份口粮和工分。 一天挑笋回来，公社邮递员送来父亲惟一的来信，我来不及脱掉沾着黄泥巴的草鞋就拆开了信。信中写道：“听说你插队的地方条件还不错……希望你好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我在集训班情况尚好，勿念。祝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考虑到集训班的来往信件须经检查，我未给父亲回信，至今想起仍感愧疚。 转眼到了秋收(张墩山高水冷，只能种单季稻)，割稻子、收稻草、挑公粮，全生产队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队部还宰肥猪、打糍粑，犒劳大家。有天晚上，我在村部吃饱糍粑，喝足米酒，飘飘然回屋做了个梦。梦见走进村对面的原始森林，望见林间有个小木屋，我推开门，父亲正坐在屋里。他满头白发，面容憔悴，对我说：“我不回去了，永远住在山里……”梦醒，想起往事和父亲的处境，难受到了天亮。 人们传说，亲人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我相信是有的。11月15日，我参加“水改”(改造烂泥田)归来，邮递员送来母亲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回。”次日一早，我飞奔下山，正赶上连墩开往建西的小火车，到建西又转火车回榕。车厢里，广播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京剧《红灯记》。我朦朦胧胧地听着铁梅哭爹爹的唱段：“爹爹呀，你给我留下无价宝……你的品德传给我……我定要把它好好保留在身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回到家，看到母亲眼圈发红，神情凄然。在我追问之下，母亲哽咽地告诉我，11月6日，集训班头头通知母亲到公墓见父亲最后一面，并说他“自绝于党和人民，畏罪自杀，此事对外要保密，也不得告诉子女，否则后果自负。”据知情人说，父亲是被诬陷为“军统特务”不堪忍受“逼供信”的折磨而自裁的。 那年春节特别寒冷，我回到了没有笑声的家中，屋里不敢挂父亲的遗像。怕邻居听到哭声，母亲强忍住心中的悲恸。我不知该说什么安慰母亲，自己和家庭的前景一片黑暗，当时根本想不到数年后父亲会得到平反昭雪。正月初五晚，师院“群众专政指挥部”派学生上门查户口，我取出生产队的探亲证明，他们看后勒令我：“你是黑七类子女，根据战备通知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初七前你必须离城返乡，否则……” 初七，我带着沉重的心情与林为民一同回村。到了岚下，刚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山野都已披上素装。我们踩着积雪，从平日拉毛竹的简易公路上山。第一次看到雪景，林为民兴奋不已，走一段便捏个雪球抛向洁白的树丛，震落一片雪花。突然，林间露出一个白雪覆盖的小屋，仿佛梦中一般。这是浙江“香菇客”的住所，冬季他们回家过年，春暖花开再来。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轻轻推开门，屋内空空荡荡。我怔怔地站在门口，热泪潸潜…… 管旬辉，男，1949年8月生，福建师院附中高中六八届毕业，1969年2月到建西县(现属顺昌县)岚下公社阳墩(现为黄墩)大队插队，1971年4月招工到顺昌磷肥厂当工人。回城后在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任职。 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