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沶大队
陈 瑞 华
1971年8月，还在家坐月子的我接到公社知青办通知：在队大中专毕业生重新分配工作要在9月底完成，叫我回大队等待分配。我急忙安顿好孩子，9月15日赶回西沶（读音：zhi）大队。近四十年过去了，曾经工作生活近三年的第二故乡，勾起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 196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福州护士学校接上级指示毕业生分配“城市一个不留，全部到农村去”。10月份在校“学习”等待分配的学生沸腾起来。“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大中专毕业生推迟分配工作，现在期待已久的工作分配消息，对大家来讲确实是大好消息。学校立即组织66届、67届毕业生填写志愿，看起来自愿民主，实际上只有去农村这一条路。我想也不会让你挑自己想去的县城，倒不如痛快地填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交了上去。 11月份公布了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到闽北山区建西县。 1968年12月初，我依依不舍离开家乡和亲人，与两位同学一起乘上火车，晚上九点多到了建西站下车，就在附近旅社住下，第二天带着行李到县革委会报到，同学在县城分开各奔东西。我带着县里开的介绍信，又坐了四小时小火车到房道公社革委会报到。 在公社住三天，每天到房道保健院走走，也熟悉了医院环境，认识了医院魏院长，他是会讲福州话的古田人，也认识了比我早一个月分配到药房的福州人小潘，认识他们倍感亲切。我感到运气还不错，暗暗高兴。谁知公社革委会通知我去西大队搞“合作医疗”。当时我吓呆了，觉得命运在捉弄我，怎么让我一个城市姑娘去那么遥远、人地生疏、回家探亲不方便的地方，再说我学的是护理专业，根本用不上，去护理谁？然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容不得我有什么要求，只能服从分配，硬着头皮跟着来公社接我的大队干部，坐上手扶拖拉机到了西村。 “村里来了一位福州城刚毕业会看病的女医师！”在大队传开了，我低着头跟在领我进村的干部后面，大队部门口早已围着老人、抱孩子的妇女和年青姑娘，也听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进了队部大门抬头四处张望，保健站、学校教室、大队办公室都设在里面。大队干部向我一一介绍：保健站余医师、学校魏老师、杨老师等，便吩咐我吃饭先和余医师家里一起，睡觉先和魏教师一起，很快把我安排好。 西沶大队有四个自然村即四个生产队：西沶、村头、栗坑、高堀，大队部最近有三华里，最远有五华里，一个在山林中，一个在山脚下，大队书记李学振向我介绍：西沶大队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战胜重重困难，虽然拖拉机下不了田耕地，但粮食增长已保持八年，被评为南平专区“大寨式大队”……大队长林义盛找我谈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要好好为贫下中农看病。我回答：我念的是护理专业，不会看病。他立即批评我：你念了三年医学书怎么不会看病？赤脚医生学三个月就会看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思想要端正，不要让贫下中农认为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医师，不看病，呆不住。只要你学医，大家都叫你医师，就要会看病。说什么不会看病？我有病先给我看，先给我家人看……我想再解释也无用，立即向他表示：我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战士，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他满意地点点头，笑了。![]()
才来西沶一周，大队连续派我参加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大会”和建西县“征兵政审、体检”大会。当我完成任务回到西沶，大队组织有关人员到公社革委会报喜：西沶大队合作医疗正式开始实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今后还要在全公社推广。 当晚我浮想联翩，想家，想亲人，一人在这人地生疏的山区，有几分伤感。但我又想起在县里学习时，卫生组干部、公社保健院魏院长和村干部都鼓励我：好好干、大胆干，只有在斗争中学习才能成长……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在学习心得本上写下： 决心学习青松不怕寒冬腊月，不畏暴风骤雨；学习腊梅不避寒冷，傲然拔秀；学习杨柳插到哪里都能生长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 离开家乡一个多月后，生活慢慢习惯了，白天巡回医疗，晚上学习政治，逐渐熟悉了四个自然村，逐渐能用当地话与村民简单对话。春节前余医师回家喝喜酒，病人来保健站看病，我不看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应付着，病人走后赶紧拿出书对照后还有点不放心。 有一天栗坑村请我出诊，我想，像我这样水平能出诊？可保健站只有我一人在，只好心虚虚，腿软软，背着药箱跟着村民进村，病人是高烧40度，我急忙用50%酒精为他擦身，注射一支安乃近，口服磺胺药片，半小时后病人烧退到38度，我嘱咐他家属让他多喝水，按时服药。 当我回到保健站不久，接着栗坑村又叫我出诊，只好赶去，见一个四岁多孩子肚脐周围剧痛，脸色苍白，直出冷汗，我见这孩子不胖，摸摸腹部没有板样症状，只有阵发性肠痉挛，按摸后有缓解，排除了肠穿孔、肠套叠、肠梗阻。急忙叫他家属拿一小杯醋喂他，一边按摩着腹部，孩子安静多了。我嘱咐他母亲按顺时针方向按摩肚子，吃点清淡饮食。家属对我不相信，反问我：喝醋能治病？我回答：孩子可能是蛔虫病，喝醋准行。临走时放了一次癫痂酊口服液备用。 回到保健姑见又有村民在等我，原来是本村范大婶老慢支哮喘急性发作，我急忙到她家给她静脉推注50%葡萄糖两支加氨茶硷一支，推注刚开始，一位小孩跑过来找我说：他爸脚被锄头伤了，出了好多血，在保健站门口等我，我心一热，马上镇静下来，想到氨茶硷药推注太快会出人命，立即让孩子到药箱取些纱布先按住他爸伤口。等我给病人推注药后回到保健站为病人冲洗伤口，撒上月黄胺结晶粉，包扎好，按程序注射破伤风针。等到结束，才记起我两餐饭还没吃，当我端起剩饭，不由得内心发酸。 山区没电，没有广播，夜显得特别长，村民早早入睡，老师放假回家，队部一片静悄悄。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老是提心吊胆。 第二天没等天亮，我背起药箱去栗坑村看望昨天的病人。天渐渐亮了，我走进病人家，他们很感动，要煮点心给我吃，被我拒绝。见到病人病情有好转，比吃什么都高兴，特别是小孩母亲对我说：陈医师，你真神了，喝醋加上按摩肚子后，孩子肚子也没那么痛，夜里拉了虫子出来后睡得很好。从栗坑村出来拿着家属塞给我的热乎乎的地瓜，走在山间小道上，我的心轻松多了。 有了良好的开端，对我今后独立治病能力充满了信心，我深刻体会到：“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意义。从此我更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论白天黑夜叫我出诊都能较好地为病人看病治病，每当我到一家，村民总会泡上一杯“冰糖水”让我喝，天冷总把抱在自己手中的火笼递给我暖暖手，常常送来我喜欢吃的腌笋、腌竽头等咸菜，见了我老远打招呼。山区农民的真诚朴实、憎爱分明的情感深深感动了我，渐渐地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人们。 1969年2月10日，西大队迎来第一批“知青”，19位同学分三个村住下。我也很激动，见他们背着行李走进西沶村，听他们讲的是福州话，仿佛就像亲人来到显得格外亲切，立即上去问长问短，互相交流，他们见到我这位来自福州的大姐，只身一人先到这里工作，又能讲当地话感到惊讶，彼此间拉近了距离。我虽然先到这里，但带有工资，而他们要靠劳动挣工分、过日子，比起他们。我是幸运多了。见到他们小小年龄远离家乡亲人，会适应这里生活吗？会适应强劳力的农活吗？我心中留下一连串问号，我想在今后的日子，一定要多关心他们，能帮助的尽量帮助他们。 春节过后大队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大队耕山队增加了女知识青年，特别是古田水电学校分配了三个中专毕业生，对大队办起水电站起了重大作用。原来平静的山区，由于这一批“新型农民”的到来，带来了技术、知识、文化，使山区面貌和人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1969年3月下旬，公社各大队发生牲畜瘟疫，不但牲畜受到损失，而且直接影响着春耕生产。大队讨论后叫我参加3月27日至3月31日“兽医训练班”培训。4月1日开始，学员三个人组一组包三个大队，到各自然村巡回为牲畜治病、注射预防针。我原先很不乐意去，心想为农民治病刚起步又叫我去学兽医，今后牲畜生病还要去治，多了一件麻烦事。当我们进村看到瘟疫严重到了不治疗预防不行的地步，又直接威胁到人们的健康，感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大家工作干劲很大，顺利完成任务后于4月13日归队。 回到西沶，大队长对我说：县卫生组领导对我很关心，已联系好去公社保健院学习，更好地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但我考虑到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农民早出晚归，我便主动带着药箱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播种插秧。劳动的辛苦换来了农民兄弟对我的信任和深厚感情，所以放弃了进修机会，但心里很是踏实和愉快。 四月下旬南平地区学大寨现场会在西沶召开，来自各地县队干部聚在一起，参观西沶大队，大队干部忙于接待，介绍经验。我很高兴，因为每次开大会能吃到丰盛饭菜，改善一下生活。来参加会议的县卫生组领导带来举办“新针疗法学习班”定6月下旬开始的消息，全县有近30名哑巴集中在县城免费治疗。后来我参加了这次学习班，我们学员边学习，边为哑巴人针灸，并配合教哑巴人发音，渐渐看到一部分哑巴人通过针灸后会发音，会说单词，虽然不连贯，但我们很高兴，祖国医学伟大又一次得到证实，又一次攻破医学难关，让哑巴人会说话，从此我又多学一门针灸医术为贫下中农服务。 入夏以来病人增多，县医院要调我上去工作，可是大队不想让我走，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既然大队不让我去，况且我也熟悉这里的工作，决定还是留下。在为村民治病中，我发现有几位病人注射部位红肿化脓，甚至需要引流排脓。不知是药物还是注射器引起？有一天我看到余医师用开水将用过的注射器冲冲洗洗后再用，我严肃提出：没有消毒灭菌的注射器不能用，这样会引起感染，特别是当地村民觉得人没力气，就自费静脉推注50%葡萄糖，如果使用没有消毒灭菌的针简会出人命的。可他不信，认为用开水冲洗就是消毒了，以前注射针简不够用时，也采用这方法都没事。我没办法说服他，只好向大队干部汇报此事，并建议增购注射器，虽然保健站没有消毒锅，只好把注射器放进一口洗干净的大铁锅，用煮沸消毒法达到灭菌目的，从此大队的病人再也没有发生注射部位化脓的现象。 1969年8月，县卫生组来西大队了解“合作医疗”实行情况，当地村民对合作医疗很满意，因有病可以及时治疗，吃药打针不用交钱，充分体会到合作医疗的好处，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意义。农村缺医少药，合作医疗至少可以解决农民小病小痛的问题，不直接参与合作医疗实际工作，是体会不到的，我便主动承担撰写《西沶大队合作医疗经验介绍》，准备8月底参加省卫生厅召开“卫生工作会议”的材料。 1969年10月，余医师因工作需要调回自家大队，我一个人负责全大队医疗任务。1970年1月福州人民医院宋医师下放到西沶大队，因下放干部是“宣传队”为主，医疗为辅，待她渐渐熟悉了周围环境后，也参与保健站的工作。 来到西沶保健站一年多，由于山区气候寒冷，住在队部一楼比较潮湿，经常巡回出诊走山路，我全身关节疼痛，膝关节红肿甚至不能行路，有时手拿不住东西。大队干部对我很关心，4月29日用手扶拖拉机送我到建瓯医院，经检查诊断：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让我休息治疗。大队向公社知青办汇报后批准我回福州治疗。在福州经医院检查还是确诊风湿性关节炎。经一周治疗有了明显好转，但我的心仍系着保健站，不论母亲怎么劝说，我在家呆不上10天，便回到大队。大队研究后让我搬到楼上与在队蹲点的干部一起住，并嘱咐我呆在保健站，不要每天下乡巡回，有争论再出去。我坚持天天服药、针灸，病情得到控制。 1970年6月，外村一位在部队当卫生员的复员军人陈厚忠分配到西沶保健站，这位年轻人工作热情，干劲大，保健站一下有了三位医师，是我们在一起最快乐而轻松的时期。 不久，学校民办老师抽去学习，剩下一位老师忙不过来，大队领导叫我去代课，农村学校一个班有两个年级，一位老师要教语文和数学，几天时间我也没按教学大纲要求上课，普通话和本地话交叉来教学，而学生对我上课感觉新鲜，听得津津有味，课堂秩序是想不到的好。虽然我表面镇静，但内心却很空虚，也尝到当老师的滋味。8月份宋医师调到她爱人下放点，照顾与家人团聚。11月份我从青岛部队探亲回队，李学振书记征求我的意见：建西县医院有意调我去工作，是否想去？我想刚分配西沶时，我不想来：上次要调我去，大队又不让；现在我对这里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特别是村民、知识青年、下放干部是那么熟悉，而他们对我那么关心和信任，我也舍不得离开西沶，大队终于尊重我留下来的意见。 临近1971年春节，村里人见我还在大队便问我：你这次又不回去过年？不去部队过年？其实我也想回去，但陈厚忠医师回家订婚，保健站又剩我一人，只好在这里再过一次革命化春节。知道我没回家的村民，你一点，我一些，送来年糕、白粿、豆腐、米果花等，村里杀猪买些猪肉，总算备好年货。这年春节前下了二天二夜大雪，积雪一尺多厚，里外一片白茫茫，路被封住，汽车不通，人无法行走，这是我到西沶第一次见到的情景。 队部静悄悄，就剩下我和通信员住着。农村风俗，春节前后小病不看，我也很清闲，常与105岁的五保户余老伯说说话，谈谈心，使他感到有亲人在身边一样开心。初一太阳早早出来，冰雪加速融化，几位没回家过年的知青踏着雪迹从各村不约而同来到西沶，我又激动，又高兴。让他们都来我这儿吃午饭。当我们正闹着自寻其乐时，突然外面喊：来信啦！大家立即放下碗筷奔到队部门口，见山区邮递员踏着残雪送来的一叠信件，顿时我们沸腾起来，我们只顾看信，个个抑制不住内心激动，高兴得跳起来，有的唱起来。大家真心感谢邮递员放弃了休息，送来了最珍贵的“礼物”，不知如何形容对他的感激之情。 1971年6月份全国通知在队大中专毕业生重新分配的消息传开了，不知会把我分配到哪里？四处打听也无可靠消息，公社革委会还没接到分配名额。我想，这次既然要离开西沶，祈求上天保佑我能分配到福州。还没来得及仔细盘算，正遇上农村疟疾病发生，病人逐渐增多，在外学习的赤脚医生提前回队，我挺着大肚子立即投入这场防病治病中，到了后期不料我也传染上疟疾病，寒战高烧，为预防提前分娩，急忙对症下药，等病情稍稳定，匆忙向公社知青办请假，回到福州继续治疗等待分娩。 抚今追昔，近三年的西沶工作生活的日子，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虽然工作性质截然不同，但经过风雨磨炼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努力奋斗工作着，为社会为病人作出贡献。当阔别三十五年后，曾在房道公社插队的福州知青组成一个团队，又回到熟悉、又感陌生的第二故乡，大家感慨万千，回首往事犹如昨天，我们走村串户，拜访昔日老领导、老朋友、老住户，看到闽北山区的新变化新面貌，从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大家仿佛了却一桩心事，同时在心底默默祈祷，祝愿西沶平安更加美好。
陈瑞华，女，1947年10月生,福州护士学校六七届毕业年，1968年12月到建西县房道公社西际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1971年9月分配到福州市第一医院任职。现已退休。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福建顺昌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