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古田会议里程碑

旅行   2024-11-21 07:37   广东  


摘选:青年必知历史事件手册
出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主编:管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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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232 

  

古田会议里程碑

  
  1927年12月底,隆冬之际,风雪漫天,但中共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使闽山、赣水间露出了春意。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作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而载入党和军队的史册,它的召开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
  1929年1月,红四军以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有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坚强领导,再加上这3600多人多数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又经过井冈山一年多考验的战士,所以尽管进军途中历经艰难困苦,仍能团结一致,毫无怨言,艰苦奋战,一往直前,在宁都和汀州两个战役中,把闽西郭凤鸣旅和赣州刘士毅旅打得大败,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样,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4至6月间,利用蒋桂两大军阀混战之机,红四军往来游击于赣水、闽山20余县之间,初步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广大群众,开展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热烈,更广阔的新局面。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产生是随着红四军党和部队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发生的新变化而来的。
  

  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经半年征战,伤亡较大,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当时解决的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求党中央派人来充当,二是在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来充任,因为中央实际上派不出多少人来,再加上路途艰险,派遣的人往往不能到达,所以当时从俘虏中挑选出来的连、排长,其数量是不少的。这是军队的组织状况。
  从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因长期处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不仅红军党内也涌进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人。按1929年5月统计,全国党员1329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到70%。
  这种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必然带来思想状况的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传统思想和习惯,在部队中逐渐滋长,对党的代表制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生了动摇。这就要求红四军党的前委要对这些错误倾向加以改正。
  然而,这个时期的前委机关和军委机关也发生了“毛病”,反映在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分歧。特别是1929年5月间,中共中央派刚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刘安恭到四军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曾将军中与前委重叠的军委机构撤销。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后,军部建议组织临时军委,由刘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思想作风不正,硬说红四军有两派,一是拥护中央派,一是反对中央派。故意制造派别纠纷,他就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即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要求成立正式军委。
  6月8日,前委在福建上杭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军委,表决结果以36票对5票,决定撤销临时军委,但会议没有涉及解决本质问题,反而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刘安恭将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全部归咎在毛泽东身上,并攻击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并以此为理由挑动红四军党内斗争,毛泽东感到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状况,又难于承担错误倾向造成的后果,于是在白沙会议上提出了辞职的要求。
  6月下旬,红四军第四次占领龙岩城,于是利用休整的时间召开红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打算解决已经存在的纠纷,但会议否定和回避了争论中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流寇主义,要不要反对流寇主义;二是红四军党内要不要实行集权制,实行集权制是不是就是实行家长制。而且会议实质上把毛泽东当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指责他应对争论负有“较大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最后选举时,毛泽东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而被指派去闽西指导闽西地方党开一大,同时养病。
  

  8月下旬,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代表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来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前委扩大会,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存在的缺点提出深刻的批评,并且指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
  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红四军在陈毅去上海后,由于前委只有朱德一个人,缺乏中心的政治领导,各种矛盾均未能得到解决,所以在军事上一连遭到两次挫折,当陈毅回到军中后,传达了九月来信,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的条件成熟了。
  1929年12月底的一天,彤云密布,风雪交加,闽西大地一片洁白。在闽西上杭县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家祠)内,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共同主持下,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出席代表共有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还有一些班,排长和战士的代表,会场里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大标语。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决议案的报告,并有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专门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
  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文件根据中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家的特点,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党内和军内所反映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并提出纠正方法,从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许多问题。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任永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禅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为候补委员。一致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次大会只开了两天,就顺利地结束了,它不仅标志红四军胜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为进一步解决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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