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我的另类知青生活杂忆（作者：辜更时）
旅行
2024-11-20 07:41
广东
我的另类知青生活杂忆
凭福州市一中“老本”摆脱农业劳动，我是在顺昌县元坑公社福峰插队一年多后，转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二团的。1970年四、五月间，我怀着无限的离别的惆怅和对即将开始的新的军垦生活的憧憬和疑虑，告别了我的第二故乡福州，经南昌抵达九江。 在农建师师部报到时即遇见熟人老孙，他原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任干事，刚被派到师部来任职。1967年春节他在福建省军管会担当“支左”任务时常来福州一中。在九江一见面老孙马上认出我并称赞福州一中的学生很有文采。随后我到达彭泽二团，到团军务股报到，又碰上了一位“老乡”——某参谋，福州人，原在驻福建野战军服役。该参谋浏览了一下我的档案材料后言：福州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写点东西该不困难吧，你就到机耕运输连去当文书如何？我欣然领命。 二团原为地方国营芙蓉农场，而机耕运输连驻地则名为芙蓉墩(因原来种植有很多木芙蓉花而得名)，此名令人想起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这儿原来是长江南岸之滨的一片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低洼水域，后经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筑堤排涝围垦造地的艰难创业，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此地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农场。 站在围堤之上放眼望去，蔚为壮观。堤内，良田坦荡无垠，阡陌纵横，沟渠密布；大片良田之间的主干道两旁挺拔地立着成排的白杨，一直通向天边。堤外，在主要的围堤与围堤之间，有一条人造天河(水面高于堤内地面)透迤着延伸到农场各主要驻地，该天河又通过船闸与长江相连。农场所需各类大宗物质(煤炭、燃油等)均系用机帆船由长江经船闸进入天河运送到各驻地的。农场以种植棉花水稻为主，兼有饲养、果蔬、捕鱼等业，同时也还从事简单的农副产品加工(机米、榨油、做肥皂、酿制酱油等等)。此乃上世纪70年代初二团的“自然景观”也！ 芙蓉农场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农业生产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尽管十年动乱开始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凭着过去积累的那些老底，还是可以衣食无忧的。来到这里后马上感到生活与在顺昌山区插队时相比有天壤之别：既不须上山砍柴、生火煮饭(各连队都设有食堂)，也不要给菜地浇水施肥，更不须割猪草煮猪食喂鸡养鸭(此类工作均有“专业”人员负责)。尤其是机耕运输连因掌管了全团的运输、机耕、排灌“大权”，凭此可时不时地去农副业连队“价拨”些禽、蛋、肉、鱼、瓜果之类副食品。军垦战士是每月按时领取生活费的，钱不多，但除够付伙食费外还可有点结余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好在本人烟酒不沾)。 在机运连当文书，住连部单间房，平时不必参加农业劳动，只是每年夏收夏种时节去农业连队支援几天，与在顺昌插队时的“双抢”劳动比起来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在二团一年中，我参加过的最重的体力劳动，是冬季的“挑堤”——每年冬季河水下降，都要以人力挑土加厚加高防洪堤坝，以免汛期来临洪水破堤倒堤淹没我们的命根子农田。“挑堤”劳动对于我倒是“小菜一碟”，因为在顺昌山区时我每月都要上山砍柴，已练就了一副虽不够“铁”也还算颇“强”的肩膀：挑百十来斤的柴火，走一二十里山路不在话下。只是冬季堤上北风呼啸，特别每逢雪后初霁，冰雪清融，冷风吹在脸上，才真正体验到过去仅在书本见过的而在福建生活12年从未切身感受的词句：脸像刀割一般，耳朵都快要冻掉了。 在我的记忆里，这段军垦生活用“坐有车、食有鱼”来形容不为过。所谓“车”，当然不过是骑自行车罢了，但总比在顺昌山区出门即爬山强得多了吧！所谓“食有鱼”，倒是“货真价实”。初到二团时，当地被人认为有“大补”的脚鱼、河虾仅卖一、二角钱一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冬季长江水位降落，内河(即人造天河)的水通过开启的闸门向长江流去，河里的鱼便随波逐流，此时若是逆水之行舟，鱼儿碰到船沿被“撞昏了头”就纷纷跃出河面，蹦上船来，一会儿船头便堆满了鱼，“俯拾皆是”。每逢这一“良机”，我便借口公干，上船去(机运连管理着全团的机动船只)，稳坐船头(当然不是在企盼“纤夫之爱”)，等待鱼儿“自投罗网”。从拾到的众多的鱼儿中，挑几尾好吃的，剔鳞剖腹。以河水洗净，在船上架锅生火，锅内放入清水和鲜鱼，再切上几片姜，拍入几瓣蒜，搁点黄酒、酱油、盐，猛火烧开，文火慢熬，就这样炖出一锅鲜美的鱼汤，足够几人美餐一顿。毫不夸张地讲，在二团的那一年半时间内，我基本上尝遍了产于长江鄱阳湖一带的各种鲜鱼，而且都是地道的野生“绿色食品”，至今，思念起来仍“鱼味无穷”。![]()
在这个军垦农场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还品尝了不少瓜果，从而领悟了由他人传授的挑选水果的一条“基本原则”：“烂桃怪梨”。特别是对只有少数几个农业连队能出产的一种形状怪异、表皮颜色鲜艳、味道十分甜美的瓜，虽离开农场后，再未吃过，但至今不能释怀。一位专种瓜的“三类人员”告诉我这种瓜的种植“诀窍”：只能施鸡粪肥，并且要将粪肥煨堆在瓜秧的根部。那少数几个能产这种瓜的农业连队正好都有养鸡场。面对这般田园生活，我竟然有些陶醉，渐渐地就有点“乐不思蜀”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芙蓉墩”并非“世外桃园”，二团的军垦生活也同样不都像田园诗般的美妙。这是由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也与那里特有的“人文景观”密切相关。 二团的前身是属公安系统的劳改劳教农场，原来其人员组成主要有管教干部、外聘职工、劳改犯、被劳教人员、服刑(或劳教)期满留场就业人员以及家属工。十年动乱开始，“公检法”被砸烂，社会上各级政权机构也瘫痪。农场原有的部分劳改劳教期满人员无法再“回归社会”，只好被强制性地留场“就业”，又大大“壮大”了就业人员队伍。原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大部分管教干部靠了边，原农场职工中的造反派掌了权，全场一派混乱，不得不对其实行“军管”。随后农场来了“五.七”大军(对南昌、九江下放来的地方干部和知青的统称)，再后就是大批军队干部进驻掌权。于是组建成了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二团。 军队干部来自野战军、地方军、军分区、人武部等正规的军事单位，他们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的问题，其中许多人本来就是被认为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任职的，其素质不能认为是高的，对此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因而就抱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军队干部担当了从团部到下属各职能部门以及各营连的主要领导(仅有个别地方干部能担任副职)。地方干部或是旧“公检法”的人，或是由原省、市机关事业单位经“斗批改”“斗批走”“斗批散”而精简下来的，又都背着“旧政权”的沉重包袱。知青是来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文化大革命”之初他们冲杀于“阶级斗争的火线”，“革命”热情尚未消退干净，有的还带着“累累伤痕”，自身的缺点、弱点渐渐暴露出来，有待改造和克服。众多的“三类人员”(当时对劳改、劳教、留场就业人员的统称，其实按照法律法规此三者是不可混淆的，当然对此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是不会有人去细究的)则“只许规规矩矩，不可乱说乱动”。 有鉴于此，不难想象，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之薄弱，管理水平之低(这还是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的)。在二团一年半中，我了解到军队干部以权谋私、多吃多占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还出现某连队指导员(现役军人)诱奸女知青，致使怀孕的丑闻，又发生了某农业连队一男知青因对前途悲观失望，割腕自杀的悲剧。 我到二团后不久就有原农场老职工告知，这里一度存在对“三类人员”随意吊打、刑讯逼供、致伤致残甚至于致死的现象。一个月前曾破获了一个企图武装暴乱的“反革命集团”，听起来真叫人心惊胆颤：某“三类人员”“屈打成招”乱咬乱攀，供出此“集团”司令、参谋长及其他骨干分子名单，据云，司令、参谋长系原农场管教干部，骨干分子则系“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对抗改造”的“三类人员”。口供又交待出两处暴乱所用武器的埋藏地点，一是在某山丘上的乱坟堆中，另一处在某段防洪堤坝脚下。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由武装人员押解该“疑犯”到现场指认，抽调身强力壮的“三类人员”奋力挖掘，结果只见有骷髅顺山坡滚落下来(起初以为是“地雷”)，未见兵器的影子。那段堤防的坡脚，也被挖地三尺而不见“寸铁”，直至即将挖毁土堤才作罢。那“疑犯”因此罪加一等：企图转移目标，声东击西，破坏堤坝水淹全团。 此“暴乱集团”的破获很快惊动了上层，兵团总部立即派保卫部部长来二团督战，此位部长不愧为老侦察员出身，长期在部队从事政保工作，经验丰富，一眼就看穿这是假案，不费吹灰之力予以否定。其实要识破此等“子虚乌有”的假案何须丰富的经验，凡思维健全者都不该相信其有。然而当时确有众多的人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不少人还积极参与了“清查”和“挖掘”，其中包括在当时已有一二十年军龄的营连职干部，这岂非咄咄怪事！说怪也不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宁左勿右”的逻辑盛行，这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楚王好剑客，百姓身上多伤疤”！ 下面凭着记忆，将当年听来的一段审讯对话以饷“黑色幽默”爱好者： “据揭发，你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要老老实实坦白交待！”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提示一下：这个反革命集团名称五个字。” “看来你是不肯坦白啰！先请你知道一下无产阶级铁掌的厉害！” “饶命啊！不要打，我想起来了！这五个字是不是‘地富反坏右’？” 对如此审讯我并未见到其原始记录，但我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因为我以为那位被审问者对“五个字”的交待完全符合当年的某种逻辑：在按“三突出”原则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中，不是将正面人物冠名为“高大全”，反面人物则取名为“范克明”(反革命)“封志秀”(封资修)吗？ “反革命暴乱集团”很快被否定，但阶级斗争这根弦丝毫没有放松，反而越绷越紧。我初到二团，一个新的“战役”又在开展——抓“五.-六”漏网分子，清理阶级队伍补课。 我刚到机动车连任文书时，就见连部将几位下属单位的据说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知青集中在连部办学习班，连首长并指定我负责该班的“常务工作”主要任务是启发开导那几位知青提高认识，说清问题。 领此重任，我非但没有丝毫的受宠若惊，反倒惶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我的行李箱底暗藏着不少“封资修”的东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映的国内外影片的剧照。欲知其来历，还得从在福州下乡前的日子说起。当时有人到电影公司仓库“作案”，拿出许多电影宣传画和剧照，有《红帆》《牛虻》《带阁楼的房子》《圣彼德的伞》《军乐》等中外影片的剧照，其中(牛虻》中亚瑟与琼玛重逢的那幅剧照最令人难忘：当年的英俊少年亚瑟在流亡国外多年后成为职业革命家返回祖国，现在他脸上带着长长的刀疤，留着浓密的大胡子，正凝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初恋情人，当年纯洁天真的少女琼玛现在已成了少妇波拉夫人，身段丰满，戴着面纱，她疑惑地望着牛虻：这是谁？是亚瑟吗？她感到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之力量在吸引着自己。 后来这批电影剧照转到本人手上，下乡前我作了精简，择其“精华”随带到顺昌，另有若干赠与一中高三文科班的某位女校友。这些“精华”随我来到二团后，却成为“心腹之患”，我犹豫再三，最终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逼迫下，只得“忍痛割爱”——私下将其烧毁。 若干年后，我在上海铁道学院念书时，曾先后两次去某公园欣赏中外电影海报、宣传画展，虽然感觉也不错，但总认为不及被本人烧毁的那些“精品”。又过了几年，当我重返福州，从那位女校友处得知当年我留在她手中的那些剧照仍完好无损时(我当然不好意思求她“完璧归赵”)只能发出“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感叹。让我们倍加珍惜生活中拥有的美好东西吧！一旦失去，可能永远失去，再不可能失而复得了。 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我私下销毁“罪证”的行为确属“过虑”之举，甚至有点“杞人忧天”。这首先要从这个班的“学员”说起。 所有“学员”均来自机耕运输连下属排级单位扬水站。扬水站因其各自孤立地分布在全团各处，“天高皇帝远”，成为机耕运输连本来就很薄弱的管理中尤其薄弱的一环。个别知青不请假私下回南昌一周后才返回，对此连首长一无所知。还有的知青喜欢在深更半夜跑到兄弟连队的瓜地里“纳履”，到果园李树下“整冠”。而夜间值班的“三类人员”(此项工作一般都是安排“老弱病残”的“三类人员”做)对“五·七大军”(这是“三类人员”对知青和下放干部中未担当任何职务的人员的“尊称”)的这种行为起初是敢怒不敢言的，后来，次数多了，也就知道“大军”们来自附近扬水站，于是向上报告了，从而令我机运连首长大跌面子。极为光火。四营(工业营)首长知道后也曾下决心整肃。欲指派一名副指导员(军队干部)常驻扬水站，但终因该副指导员以个人健康为由，一拖再拖不到职，整肃运动迟迟不能展开。这下好了，新的“战役”打响后，这些有劣迹的知青便被集中到连部开始办班。这其实不过是刹一刹歪风邪气而已，连首长至少暂时还未将他们当成“阶级敌人”。也肯定根本没有将他们当成“五·一六”。至于抓“五·一六”，尽管从“文化大革命”初到十年动乱结束，也从未听说过什么人对“五·一六”分子的内涵给出明确的权威的表述。 正因为如此，由我主持“常务工作”的这个班平日并无太多太重的工作要做，也无须无限“上纲上线”、系统的“理论分析批判”。我要做的主要工作是责成学员就个人的错误作出详细的书面检讨(“详细”为主，深不深刻倒也无所谓)。所谓“详细”就是凡未经批准私自溜回家的，必须将在途中和家中每时每刻的行为毫无保留地书面交待出来；而凡有偷鸡摸狗行为者，必须将行窃的时间、地点、所偷窃瓜果的名称、种类数量、规格、质地完完全全回忆起来并书面写清楚。连首长在学习班上宣布此项要求后，曾私下对我说：就是要让他们感到“麻烦”，如果这次“方便”了他，下次就会再犯。现在看来连首长这一管理办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谋略。 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学习班很快“圆满”结束，学员也即将返回自己的工作单位各扬水站。临别时他们又“依依不舍”起来，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对连队食堂的伙食有点留恋，提出每人出点钱，买几瓶酒，到食堂多打几份菜，聚一聚。这要求一提出，立即引来炊事员破口大骂：“这几天我们连部的配给已经被你们耗去不少，临走了还想再捞点油水是不是？”其实，炊事员还有话没骂出来：“这几天多烧你们几个人的饭，已经把老子累得半死了！” 在机运连当文书，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写检讨”，这是因为在全社会、全农场的“大气候”下，机运连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更加显得管理混乱，事故频发，所以给上级部门写检讨成了经常要做的事。这里所谓“事故”都是比较重大的，如扬水站人员冬季洗澡(利用柴油机冷却循环水)，烧稻草取暖引发火灾烧毁部分机房和机械设施；汽车相撞，拖拉机翻入水塘“洗澡”等等。 令人难忘的是我这个当文书的也曾闯过祸差点造成“机毁人亡”的大事故。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想学驾驶，又急于求成，方向盘尚未摸几下，竟敢开着拖拉机(当然是有师傅陪练)在停车场院内转圈子，操作失控，若不是师傅眼明手快立即刹车，车头早已撞垮车棚的砖墙，我可能也“一命鸣呼”了！连首长得知此事后，狠狠地将我剋了一顿，并要求在司机班和连直属班会上做深刻检讨。最终我给自己“上纲上线”为“重技术业务轻政治”“不安心本职工作”“单纯军事观点”总算蒙混过关，平息了一场风波。 一个时期内，机运连的车辆安全事故成了“家常便饭”，闻名全团。一旦安全事故发生，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军事股)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写此类检讨看来容易，实则有一定难度：首先词句上不可重复，要富于变换，因为事故多发，检讨常作，如果都是老一套，容易被上级部门认定为“屡纠屡犯”；其次是检讨中不可一味强调客观原因，为自己连队推卸责任(这样写在上级部门那里是肯定过不了关的)，又不可把一切都包揽下来，损坏本单位声誉，叫连首长面子上难堪。当时我的体会是：一份“好”的检讨“无限上纲上线”为好，“帽子”戴得“越大越空越好”。这样做也是符合当年的“潮流”的——“帽子”大而空，就可以变为“保护伞”，检讨人“躲藏”其下就不会被“压伤”。 多年后，我曾自嘲地想，过去有人编过《怎样写情书》之类的畅销书，我根据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可否编出《如何写检讨》的小册子呢？但又想：现在即便我能写出这样的书，自费出版，免费赠阅，又还有几人会感兴趣呢？动辄要人写检讨写交待的岁月不是早已远去了吗？ 打“语录仗”是十年动乱中非常有特色的现象，两派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必须以念“最高指示”为前奏，实际上是把“最高指示”当“枪”使，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不想到了军垦农场，在给上级写申请报告时也要“打语录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向上级伸手要钱要物是经常的事，我当文书时此类申请报告写过不少，其他连队的文书同样如此。按当年的“八股”，凡行文必冠之以“最高指示”，而放在要钱要物的申请报告之首的一般都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之类的话语。这样的报告，团公勤股等部门每月不知要收到多少，然而钱和物总是非常有限，批给你就不能批给他，关心了这部分“群众生活”就难以满足另外一部分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无论批给哪个单位公勤股都得背上“不关心群众”的骂名，对“下马威”也就“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你那“下马威”还起何作用？ 写申请报告时反复用同样一条“语录”，自己也觉得乏味，后来有次我突发奇想来了“灵感”，居然将一条“最高指示”去其尾，存其首，用在此类报告之首，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注：特查过语录〕”其实凡读过这段语录全文的人都不难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段话的愿意是：只要充分调动起人民大众的主观能动性，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这一“最高指示”被我如此断章取义地用在向上伸手要钱要物的申请报告之首，岂不是变成宣扬“活命哲学”吗？ 近年来我又在想我当年是否已具有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岂不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反其意而用之”吗？(后来回想起来确实害怕)。如此引用，我在此后又间隔着做过几次，奇怪的是竟从未被人识破，从未因此被人抓过“小辫子”。 来到澎泽二团不久，收到了当时远在浙东天台的原福州仓山小学和福州一中的一位老校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年读到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对长江、鄱阳一带的湖光山色很是神往，不想今日你已置身其间……”在这位老校友的鼓动下，我开始注意这儿的名胜古迹。 “渊明洞里养猪，原来是怕被‘割尾巴’”——澎泽乃东晋田园诗人陶潜做过50天县令之地，渊明遗址自然成为我寻访的首选。一位“老澎泽”告知，在县城边上长江之滨有一悬崖峭壁，其半腰一块巨石挑出，巨石之下形成一天然洞穴，洞里有石桌石凳。传当年陶潜曾在此处读书，故称读书岩。20世纪5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来访并拍下照片带回研究。一个休息日，经人指点，我爬山过水，好不容易寻到此岩洞处，但见石桌石凳不见踪影，洞内两只瘦骨嶙峋的猪正在哼哼吃食，一股混杂着猪粪、沼水味臭气扑鼻而来。此情景确实大煞风景，“有辱斯文”。本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澎泽就算是“弹丸之地”也不致于小到找不出能安置两头猪的地方吧！在此洞内养猪优势何在？空气不流通、卫生条件差不说，每日耗费大量的体力，挑猪食上山，不是很“冤枉”吗？后经“高人”指点，才恍然大悟。此处养猪乃私人所为，原因是怕被“割尾巴”。(相信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认为这里说的是猪尾巴。) “开山烧石灰，令‘小姑’痛失‘彭郎’”——在澎泽县城面对长江之心，孤零零地耸着一座山峰，山峰挺秀，山上林木葱笼，被称为“小孤山”。上世纪60年代初故事影片《聂耳》曾在此取景。 聂守信自云南来到上海，为生计到百花歌舞团当练习生，随团乘船沿长江到各地卖艺献演，就在歌舞团所乘汽船路过此段江面时(影片特别从船上以旋转镜头摄下了小孤山全景)，聂耳写下名曲《铁蹄下的歌女》，随即交小歌女试唱…… 早年与小孤山相对应的是在澎泽县城一侧长江的岸边平地拔起的一小山丘，被称为澎浪矶，此“矶”不算高大，也远不及南京的燕子矶、马鞍山的采石矶名气响，但因其与小孤山隔江相望，倒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古人有诗云：“舟中贾客休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这是在提醒过往迁客骚人注意：小姑虽“美貌绝伦”，但早已“名花有主”你等可望，可赞，可为之倾倒，但不可“追求”！然而，待到我20世纪70年代初寻访到此处时，见因开山采石烧石灰，“彭郎”早已被“斩首去肢”面目全非。“彭郎”已去“小姑”犹在，只见她江心中望眼欲穿，此景留给游人的是无穷的遗憾吧！ 其实小孤山在行政区域上并非归属江西澎泽而应属于安徽宿松县。据说20世纪50年代两县因争夺“小姑”所有权曾“对簿公堂”，后终因小孤山处在长江主航道中心线安徽一侧，澎泽方面“败诉”。虽然如此，游人仍可由澎泽岸边登船过渡到小孤山脚再登山游览。当年我就是这样去的。在半山腰见到一座庙宇(或尼姑庵)的残垣断壁。此处早已断了香火，但仍有位和尚不和尚道士不道士打扮的人，拦在路上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地向我“化缘”，我马上板起面孔，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至今还敢搞四旧搞封建迷信的这一套，喝令其马上让路。其实此时我口袋里只剩回团的钱，并无余钱可捐了。 1971年11月我被招工进厂，到地处赣西北角一小三线兵工厂当工人。离开澎泽，于是我历时一年半的军垦生活以及自1969年初开始的历时33个月的知青生活便结束了。 辜更时，男，1948年4月生，祖藉四川青神，1966年高中毕业于福州一中,1969年1月上山下乡到顺昌县元坑公社福峰大队插队，1970年四五月间转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二团。后因原所在的兵工厂破产而退休。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