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一段不可磨灭的人生路（作者：林琨）
旅行
2024-11-15 07:17
广东
林 琨
“知青”“插队”这些曾经在中国上世纪出现过的名词，现已渐渐在人们记忆中消失。对于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一代，经过三十多年人生风雨的剥蚀，在脑海里也只留下一些片段。 毛泽东善于点燃星星之火，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又点燃了青年人的热情。让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投笔从农，到广阔天地去。大多数青年人是被热情裹挟着，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我们的背景也不尽相同。有热血沸腾写了血书的，有兄妹多为了出路的，有成份“差”为了脱胎换骨的，也有的只是为了镀金的…… 1969年3月末，天下着小雨，火车站锣鼓喧天，彩旗飞扬。背着行囊的我随人流上了火车。在火车开动的瞬间，人们感情的闸门一下被打开，抽泣声连成一片，但很快就被火车站高音喇叭发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纷发，斗志昂扬……”歌声所淹没。 从火车站到县城小站，从县城公路到公社的沙包路，接着是大队的简易公路，再就是乡间石头铺就的石板路。路越走越窄，伴随着来挑行李的农民扁担发出的节奏声，我们一步步接近第二故乡。 知青的来到对于偏僻山村来说算是一件大事。田里劳作的农民停下手中的锄头张望着，议论着。光着脚的村童跟在队伍后面，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这就是我对广阔天地的第一印象。 “民工”这个词在现在是这样定义的：“转型期的社会的特殊社会群体——进城务工的农民。” 实际上，这个词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在我的记忆中，它是这样的： 公社要开通王家坪到赖源的简易公路，给各大队下了指标。我们大队约要出50个劳力。负责王家坪附近一段约一公里的路段。大队按各小队劳力再分配名额。工分由小队记，口粮、工具自备。队伍很快地组织好，队长由大队民兵营长担任。他当过兵，是党员，又会爆破，是理所当然的人选。我也成为其中一员。背上口粮，带上锄头、柴刀、蓑衣、斗笠、草鞋，踏上出征的路程。 大家到了王家坪，那里是林区公路的尽头，先期到达的民工已为我们在小溪边用毛竹搭好临时棚子。 第二天，我们到山上看到许多用红漆做着记号的竹签。上面的数字告诉我们路的标高和走向。 我们以小队为作业单位，按标记，先用柴刀劈出一条便道，把树放倒，这时隐约可看到一条路的雏形。砍下的树，收工时带回营地当柴烧。 刨树根、打钢钎、爆破石头几乎是每日的家常便饭。装炸药和点火则是队长干的活。 每当要炸石，队长便会用哨子来指挥，我们躲在远处，听见“轰”的一声，大石头往下滚，小石头飞上天，觉得很刺激。每当爆破结束，队长总是挂着一脸的满足和自豪。![]()
当民工的日子，我们大约两周回队里背一次大米，从工地到小队要走约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一次，一位九村的民工兄弟在背粮路上被一只黑熊扑到，幸好没闹出人命。从那以后，大家都在午饭后就启程，天黑绝不赶路。 当民工的日子，最值得怀念的就是王家坪路边清澈的小溪。浅浅的溪水，大约浸到脚肚子，宽约三米多，溪里布满被水冲涮的很光滑的河卵石。清晨起床，在溪边洗个脸，睡意全无。收工后，把脚泡在水里让它带走一天的疲惫。夜里潺潺的流水又把我们带入梦香。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是一天的序幕。虽然机械地每天重复这一幕，但有一次发生在这里的一段插曲，却令我终身难忘。 那是早稻耙二次草的时节。队长吩咐男劳力每人挑一担肥料下田。那时队里有个粪池，大家依次装好已发酵的肥料，在桶里放上几根稻草，以防溅出。 从队里到地里要走三十多分钟，一队三十几号劳力，稀稀拉拉地，队伍拉成长长的一溜。当我们走到一个傍山的小路时，附近工厂三四个工人与我们相遇，看到挑大粪的人，便想躲闪。结果在山边跌了一跤，随后就听见“你娘的……”这一下我们一天的好心情便大打折扣。几天后，又在出工的路上，我们狭路相逢。这一次，我们故意把桶子晃起来，让肥料往外溅，作为上次他们骂人的回报，吓的他们尖叫起来，我们心里暗想：你们也不瞧瞧是谁养活了你们？ 我想出工途中的那一幕，就叫接受再教育。这一课在城里永远也学不到。 在乡下熬了七八年，到了1976年七八月招工。小队、大队、公社知青办、县知青办、招工办，我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拿到了一张表格。十来天后接到通知，到县招待所205房面试。 紧赶慢赶，赶到到招待所，招工的说：“你们的表格都看过，政审也没问题。现在毛主席逝世，上面通知招工暂停，我们先回福州。你们回去等通知。” 当时在场的知青顿时都不知所措。不知是不想走还是脚迈不动，大家一动不动。他们只好对我们安慰了一番，好一会儿我们才慢慢离开招待所。 好在半个月后，他们真的又回来了。在招待所，招工代表交给我一个卷宗袋，郑重地说：我们还要到建阳招工，这里是10个人的档案，你先把档案带回福州，到福州市二轻局报到。 火车上，我揣着档案袋又兴奋又紧张，一个盹也不敢打。一下火车直奔福州市二轻局。离开福州市二轻局时才想到这一路上一口东西也没吃。 算是吃下了定心丸，然后回家报个喜。第二天打道回县城，打理一些家具。我是小队里最后一个离队的知青。走时只有乡亲送我到渡船头。 1976年10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的插队生活也画上了句号。再教育这一课却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颂读语录时的虔诚，辩论时的激情，武斗时的疯狂，插队时的甘苦，招工时的喜悦，下岗时的沮丧，再就业时的艰难，编织成一条漫漫人生路。 林琨，1951年出生,福州五中六七届初中毕业。1969年3月到顺昌县元坑公社蛟溪大队插队，1976年10月调回福州，在工程塑料厂工作，2003年下岗。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福建顺昌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