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 油
每当我炒菜往锅里下油时，总会浮现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缺食油的情景。 建西山村缺食油
队长派我去挑油
1969年，随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热潮，我到建西县一个小山村(现划归顺昌县管辖)插队。刚到村里的头两天，尚无法自己开伙，生产队长安排我随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到农民家吃“派饭”。淳朴好客的山里人总是把自己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咸肉等端上桌来招待客人，至于青菜则只有盐味而不见油花，吃到口里的涩感是可想而知的。 知青生活的第一年，国家给予关照，按城镇居民的标准，每月供应四两食油(按现在的水准，充其量仅够炒两三餐菜)。每当月初我从粮站买回食油时，邻居的小孩都会围上来看，透着羡慕的眼神。要知道那时农民的食油全靠队里每年收获的油菜籽榨成油，以及过年宰猪时留下的一点猪油。农妇炒菜时，从灶台边碗里拿起一块黑乎乎的猪肉，往锅底抹上一圈，于是锅底就现出一层薄薄的油膜，这就是他们炒菜所用的油了。 到了油菜收获季节，队长派我随几位农民将油菜籽送到离村十多里远的榨油作坊。那是一个古老的手工作坊，驱动榨油机工作的是一部大水车，作坊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水车的“依呀”声和水轮转动声。数天后，当我们再次踏进榨油作坊，把油挑回时，肩上担子的份量似乎重了许多。生产队长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语在耳边回响，村里父老乡亲企盼的眼神，仿佛总在盯着我们。那时，没有塑料罐，盛油的瓮子套装在挑谷子用的大箩筐里，如果一不小心，磕破了瓮子，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窄轨铁路太难行
脚踩石头晃一晃
村里通往榨油作坊的路不是平坦的大道，而是林区运木材的窄轨铁路，若踩着路基上的枕木走，一步迈出去，跨一根枕木，觉得步子太小，若跨两根枕木，则步子又太大，空手走起来尚觉得别扭，更何况是挑着担子？若沿着小铁路边上的便道走，也好不了多少，路窄且不说，路面上还散落着从铁路基上滚下来的小石子，一不小心踩到，行人会趔趄晃动，若跌跤，滚落到一人多高的路基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另外，沿铁路行进的路程中，还不时得避开呼啸而过的长长的小火车。 同行的农民兄弟全是生产队里精壮的汉子，俗称“全劳力”。而我呢？虽说经过近一年的劳动锻炼，我已逐步适应了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我知道与这些农民兄弟相比，我的体力、耐力还比不上他们。队长派上我，除了相信我能挑此重担外，更多的是对知青的信任。![]()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挑着盛满油的担子往村里走，路上不敢丝毫分神，还不断提醒自己：“小心！挑的是油”。 刚开始，我体力充沛尚能跟上大伙，行程过半时，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脖子里淌，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我不敢丝毫怠慢，也顾不上擦一把淌下的汗水，赶紧跟着往村里走，眼看远远地已经能见到村子了，我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恰恰在我有点松劲时，背后响起了小火车的汽笛声，随着小火车的临近，铁轨上的车轮滚动声也愈来愈响，明显感到路基在颤动。我急忙离开枕木往铁路边上的便道走，一不小心，一脚踩上一块小石子，晃了一下，跌跌撞撞地往前踉跄几步，才稳下身子，总算万幸，没滚到路基下，否则，摔破了瓮子洒了油，将无颜回去见乡亲。 我放下担子，歇了一口气，等小火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后，才重新挑起担子往村里赶。 筐底油渍一大片
知青照样分一份
村口早已站满了老少妇孺，像迎接英雄凯旋般地等待我们。进村的石板路显然好走多了，也可迈开大步，我一鼓作气挑着担子，穿过人群，直奔村部。肩上的担子放下后，心中的重担也跟着落下，我长长地出一口气。 就在我暗暗庆幸，完成任务时，一出尴尬的场面，就在我面前上演了。几位村民小心翼翼地把盛满油的瓮子，从箩筐里抬出来时、竟不约而同轻轻地“呀”一声，我心里一紧，忙探头一望，顿时，一股热血直往头上涌，一下子面红耳赤。原来，箩底部有一大片油渍！ 一位农妇不经意地说了声：“这洒的油够我炒几天菜呢！”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短短的一句话，羞得我无地自容。我明白，这些油渍就是我在躲避小火车时，从瓮子里晃出来，洒在箩筐底的。这一下，脑子里的成就感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回到屋里，我只喝了一口水，难过得说不出话，肚子虽饿，却没了吃晚饭的好心情。 天黑了，村民连夜点起马灯(那时村里还没通电)，将我们挑回的油过秤后，即开始分油。村部一下子热闹起来，人们拎着盛油的瓶罐，围着生产队长。等候的人群高声地交谈，其欢快的神态不亚于过节打糍粑，我在边上分享农民兄弟的欢乐。尽管我还不能全部用方言与他们交流，但我能听出，没有人再谈论那酒在箩筐里的油渍。然而那油渍、那农妇不经意间说的话语、深深的内疚感压得我沉甸甸的，不敢正眼看生产队长一眼。 等村民们拎着分到的菜籽油兴冲冲地回家后，生产队长叫一声“小林”要我去拿瓶子装油，而我脑子里还想着那箩筐里的油渍。 我对队长说：“洒的油，应当由我来赔偿，我现在每月还有国家供应四两的油，农民们缺油还是分给他们吧。” 对我的话语，生产队长报以一声爽朗的“哈哈”大笑，他说：“队里分的油，有你们知青一份。” 3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时代所发生的事逐渐被人们淡忘。然而，对我们这一代人，那一段艰苦磨炼的经历，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将令人终生难忘。
林雁怡，男，1949年5月生，福州高级中学高中六八届毕业，1969年10月到建西县大历公社下店大队插队，1970年10月到福建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10月入学福建农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双抢”历险记
插队劳动近四年，期间最难忘的并非苦、累、饿与寂寞、茫然，而是一条称为“竹叶青”的剧毒蛇曾紧贴着我的脖子后游了过去，险些要了我一条小命，迄今想起仍毛骨悚然……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也是“农业学大寨”的最后一年。我到顺昌仁寿公社上白大队二小队插队已第二个年头了。农村一年中最为艰苦的“双抢”又开始了。 公社、大队都开了动员会，生产队按劳力强弱分为若干小组，誓夺“双抢双胜利”。每组安插数名知青，到远近不同的地块里抢收抢种。农民们不太愿意与知青搭档，尤其是新来不久的知青，嫌我们农活不熟练，体力差。 1969年下来的老知青，曾经分散住在农民哥家里，与农民关系较铁，而我们这批70年代的知青一来就住在半山腰的知青点里(由老知青们自力更生搭盖的二层土屋)，与农民关系隔阂、紧张，引发过知青与村民间多次激烈冲突。 我与五个农民分为一组。双抢第二天，太阳老高了，我才头戴斗笠，腰插镰刀，穿着拖鞋，挑起一副箩筐，晃晃悠悠地到十几里外的对面山窠里参加抢收。 到了田里才知道，同组的农民们天不亮就来了，他们抬着脚踏式打谷机、盛谷的方形大木桶，已干得热火朝天。割稻、捆扎、打谷、脱粒都是“集体项目”，最后按每个人挑回的湿谷重量来登记工分。我迟到了也就等于无形中占有了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于是我急忙加入其中，埋头割稻，但毕竟是新手，不一会就被拉到后面。农民们对我迟来，显然十分不满，嘀嘀咕咕了好一会，又见我毛手毛脚的，挺碍事，用本地话经一番商讨(我曾随父母下放沙县夏茂三年多，听得懂)，决定让我先挑一担谷子回去，但不必再来了，即取消了我今天再赚取工分的资格。 对农民而言，艰巨的双抢时节也是赚取工分的最好时机，农民一天可记10-13个工分，知青仅6-10个工分，我一天记8分，即劳动一天可挣0.64元。 我求之不得，扒满一担湿谷，赤着脚，从山凹凹的水田里滑溜溜地半跌半爬，才登上山腰间的小路，一口气不歇往回赶。 7月毒日头像烈火一样烧在头顶，压在肩上的湿谷越来越沉，挑到拐弯处发现路边有口泉眼，我于是将重担撂下，想喝口生水，歇歇脚刚摘下斗笠，由于过于疲累，我一屁股坐在泉眼边的杂草地上，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靠，顿时仰面斜躺在路边草地上，呼哧呼哧大口喘着气。 这时，脖子后部有一阵蠕动，一种异乎寻常的、凉嗖嗖的感觉刹时传遍全身，我浑身冒起了鸡皮疙瘩，跳起身回头一看，天哪！原来是一条半米多长的“竹叶青”(剧毒蛇)就从我脖子后面游了过去！由于它正在吞咽咬在嘴里的一只大青蛙，这条毒蛇才腾不出嘴来咬我，太险了！ 我抽出扁担一阵猛砍，但那只毒蛇早已游入杂草丛中，见不到了。多亏那只大青蛙救了我一条命！阿弥陀佛！
潘亮，男，1959年1月生，1975年福州三中高中毕业，到顺昌仁寿上白大队插队。回城后学医，曾任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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