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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可以教育好的
容 尚 谦
广州老知青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词，尘封已久，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人知者甚少，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人可能也已经淡忘了。但是，作为曾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却难以忘记。那是我在南林农场的一段往事，是我知青生活的一段真实感受，也是一段历史。 我怎么成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母辈有历史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年的说法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这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只要成分不好，政治表现再好也不行。 “文革”开始后，这种“成分论”发展成为“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从“基本如此”修改为“绝对如此”。广州六中校园内，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班内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时间灰头土脸，若平时有积怨，或是小小的不快，“红五类”学生对“黑五类”(后来又扩大为“黑七类”)学生就会大打出手。 那时，我也属于“红五类”，虽然没有对同学暴力相向，但也参加批斗过一些同学。随着运动的深人，我父亲从“革命干部”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于是，我立刻从神气活现的“红五类”，变成了垂头丧气的“黑七类”。党的政策是不要将这些“黑七类”的子女推向敌对阵营，还是要将他们拉入人民的队伍，于是，“黑七类”子女就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号。我在南林农场七年多，这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我戴了6年多，尽管这顶帽子时重时轻，时紧时松，但它始终压在我的头上。 1968年，随着“斗批改”运动结束，如何安置大批学生是一个摆在领导人面前的大难题。从初一到大学，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成为社会上亟待就业的人群。于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很有必要”了，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当然，那时我们有热血，有革命的激情，尽管我们也想留在广州，但上山下乡也还是让我们兴奋。 当年，广州的中学生有三条出路，一是留城进工厂、学校，二是到农场，三是到农村插队。留城当然是我所愿，但却不是我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奢望的；到农场，仍然可以过集体生活，可以按月拿工资，基本生活有保障，更何况还在传言很快就会改军垦。受《军队的女儿》这本书的影响，我十分向往军垦战士的生活，于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到农场去。那一年，我弟弟尚坚在广州一中读初二，算是67届初中毕业生，也要去农场，但一中要去的农场在海南中线屯昌县的深山中，条件比东线的南林农场还要艰苦。为了兄弟俩在一起有个照顾，在母亲苦劝下，尚坚终于不情愿地同意和我一起到南林农场。班主任黄卓萍老师帮助我们办好了一切手续，我们便跟广州六中400多名学生到南林农场去了。 出发前，父亲已被隔离审查，不知所终，母亲又要送别两个孩子去远方，身边还有4个年幼的弟妹，她的心里一定很苦。临走前一天，我们极想到学校集中，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坚持让我和弟弟在家里过夜，第二天一早赶到码头集合。那晚，母亲给我和弟弟反复交待，话语我是记不清了，但母亲的神态却让我永远难忘。由于父亲被隔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每月只从父亲工资中给4个孩子(另两个孩子由母亲工资负担)拨出48元生活费。为了给我们置办行装，这些钱已所剩无几，母亲从仅有的钱中拿出20元，给我和尚坚每人10元，让我们留以备急。尽管当年的10元不是今天10元钱的概念，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母亲是不会对即将走向远方的孩子这么悭吝的。 我们毕竟年少，“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一夜，我们安然入睡，母亲是如何度过那一夜的，我不得而知。天蒙蒙亮，母亲叫醒了我和弟弟，看着我们吃完早饭，让老三、老四送我们去码头。她看着我们走出门口，就关上了门…… 南林农场在海南东线，有杨梅、前线、青年三个连队，靠山临海，是海防一线连队，担负着保卫海防的重任。农垦改兵团建制后，南林农场编为二师九团，前线队编为三营十五连，杨梅队编为十六连，青年队编为十七连，营部驻十五连。那时，为保卫海防，十七连有武器库，配备有机枪、冲锋枪、步枪，一号通令下达后，还给我们连配备了一门无后座力炮、一门小山炮。尽管武器装备陈旧，但毕竟是真枪实弹，显示了十七连作为海防一线连队戍边的重要性。 武器是靠人掌握的，有了武器还不行，还要有军事建制，有连、排、班的组织和指挥系统，有人去扛枪操炮。为此，连里将所有人员编成三种军事组织，最核心的是武装民兵，编成一个大排，每人配发枪支：然后是基干民兵，也是组织起来，配发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劳动工具——砍刀、锄头、扁担，也编成了一个大排；其余的人则作为普通民兵，没有组织建制，在一线连队全民皆兵的形势下，将所有的老弱妇孺病残全部编人普通民兵。 到连队不久，民兵序列编制组建方案议定，连队召开了会议，各班列队站立听连长指导员宣读名单。看着锃亮的枪支武器，听着连长抑扬顿挫地宣读名单，我满心盼望着能成为武装民兵，拿起枪来，最好是冲锋枪。直到武装民兵命令宣读完毕，我都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当然，尚坚也是“孙山之外”。失望、懊恼涌上心头，我骤然明白了，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怎么可以奢望成为武装民兵呢？能成为基干民兵，就是组织的信任了。扛着大砍刀，我们照样保卫祖国，照样可以成为人民战士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敌人敢侵犯，照样淹死他！ 当然，成为基干民兵，只是知青生活中暂时的不快，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也很快扛上了枪，冲锋枪也时常背在肩上，长途训练时，机枪也时常在我肩上，过足了扛枪瘾。一号通令下发后，武装民兵夜夜到海边站岗放哨，白天还要“促生产”，日子一长，所有人都疲惫不堪。这时，我已成为事实上的武装民兵了，而且还是骨干力量，虽然不是夜夜出海站岗，但三天到海边去站两天岗，则是寻常事。我终于成为保卫海防的坚强战士了。 青年队的知青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尽管有命运不公的抱怨和失落，也有天生惰性作祟，但这个集体充满昂扬正气，积极鼓励进步，形成了推崇奉献、激励先进的良好氛围。在这个集体中，谁吃苦耐劳，谁积极奉献，就会被大家推崇，被大家敬重。因此，青年队的知青中流大汗、出大力，忘我劳动的人很多，我至今还记得，连队文艺宣传队还将一些好知青的事迹搬上了舞台，如“何建华，好思想，战天斗地斗志昂，轻伤不把火线下，一心革命拼命向前闯”，等等。在党的积极教育下，在这么一个集体的带动下，我自然不甘落后，努力工作学习生活。 1970年，二师九团召开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兵团成立后九团的首届积代会，团里上上下下十分重视。团里分配给十七连8个代表名额，连队领导认真组织了代表推选工作，发动各班开会，推荐投票，几上几下，选出了8个代表，我位列其中，陈瑞芳也是代表。连队整理了材料，报到团政治处审批。 一天中午，连队在午休，四周静悄悄的，忽然，从连部传来指导员大声争辩的声音。我们一间屋里的知青全醒了，我仔细一听，原来是指导员在电话中和团政治处的同志争吵。 他大声责问：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他是全连队唯一全票通过的，你们凭什么拿掉？家庭出身不好，他隐瞒了吗？他欺骗组织了吗？不是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吗？ 这时我完全明白了，我想，同宿舍的同学，听到指导员争辩的同学也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起床后，大家照样出工干活，什么也没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是的，大家能说什么呢？我尽管心里翻腾，但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什么也没说。 后来，不知道指导员是怎样和团政治处交涉的，总之，我还是作为代表参加了那一届积代会。不知道在代表成分统计中，我是作为知青，还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列的。我很淡然地出席了那一届积代会，因为我不想辜负指导员的期望不久，我又被推选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二师的积代会。至今，我还深深地记得指导员和政治处争辩的声音，记得他那一张娃娃脸上时常露出的灿烂笑容。 这位可敬的指导员叫曾庆柳，湖南人，是一个退伍军人，我至今还时时记起他。
（待续）
注：本文原载海南省政协编辑
《知青在海南》史料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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