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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红
广州老知青
我在晨星农场六连工作的时间大约有三年。六连是个一二百人的老连队，我和老蔡从未分在一个班里工作过，所以不算熟络。 老蔡全名叫蔡中美，是个潮汕籍退伍兵，当年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个头不高，小圆脸，说话口气很是自负。我们连队的老工人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退伍兵，也有部分是广东罗定等地的移民和投亲靠友的家属亲友。老蔡喜欢和一伙潮汕老乡聚在一起，跟其他外省人及我们广州知青的关系非常一般。我印象中他是个主意多怪话也多的人，比较计较个人利益，不会积极参加连队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 1969年是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到农场的第二年，中共“九大”召开那段时间，农场改成了生产建设兵团，场部变成了团部，各部门的领导都换成了现役军人。从6月开始，在解放军及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全团各连由上而下开始大搞“三查一摆”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这个查敌情、摆线索的当口上，我们连队居然有个叫郑大奴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跳出来污篾伟大领袖，真是朝枪口上撞。 郑大奴是比我们知青早到农场两年的潮阳社会青年，平时表现粗鲁兼神经“粘线”，没啥文化，群众一发动起来深人批判揭发，又把他同屋住的一个叫占坤辉的人揪出来了。占坤辉平时好吃懒做，我们叫他“二流子”，他俩闲得无聊，偷偷给毛主席像刷牙、喂饭、抽烟，把领袖像搞得一塌糊涂，还向领袖像吐口水、说脏话做下流动作，在当年一片“三忠于”“四无限”的浓浓政治气氛中，这不就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吗？立即引起群情激愤。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又正当“清队运动”的火头上，连领导理所当然地组织了批判大会，许多老工人上台发言，连五六十岁的老大娘都积极参加揭发批判，我们知青都认为是挖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更是拿出红卫兵的劲头，抓住阶级斗争新动向穷追猛打不放松。这两人在强大的清队运动政治压力下，为交代过关开始信口乱编，把与他们来往较多的潮汕籍人一个一个地供了出来。![]()
4个月后，清队运动升级，团部政治处吴江副主任亲自带队来六连蹲点深挖阶级敌人，连里除了工作组，还就地抽出一批知青和老工人组成专案工作组，对被揭发出来的十多人进行分组关押审问，我那年是负责看管一个名叫赵武龙的从八连拥送回六连接受审查的潮汕籍退伍兵，每天对他们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想尽办法让他们老实写交代材料。经一段时间的隔离审查、深揭猛批，对审查对象施加压力，取得了战果，有人供出他们建立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凡是曾经在六连待过的潮汕人几乎无一漏网，都被牵扯进去了。 这事说得有鼻子有眼，让我们这些满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激情却毫无社会经验、不懂人情世故的小知青顿感阶级斗争触目惊心，决心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不漏彻底挖出来，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现在想来被关押的人真是冤过窦娥。一个姓云的潮汕小青年，在我们知青到农场之前已经应征入伍在海南地区当兵，当时他从部队被押解回六连关押审查，勒令揭发反革命地下组织及成员的“反动言行”，天天向看押他的人喊冤。还有我初分配到六连时同在三班的潮阳青年朱动伟，也是个来海南才几年的农村青年，老实肯干，我们班长常表扬他。农场改兵团后，他就调去武装连了，可是一被供出，表现一贯良好也没用，立即被武装连扣押送回六连审查。他很害怕，先是半夜逃跑，我们连和武装连上百人出动，打着手电筒上银岭一带到处搜捕也没找到，好像是第二天他在山上饿得受不了，自己跑回来了。后来他又躲在厕所用砖头拍额头自杀，好在自杀未遂，没有闹出人命案。 蔡中美在那班潮汕人里是个有见识的人，一伙老乡私下里经常对“文革”发些牢骚，自然很快就被揪了出来，还被称为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老蔡顽固不化，一直不肯交代问题。于是，上面制定了一个计划，晚上将他押到团部去审讯，如果还不交代，就押回六连继续连番轰炸，不睡觉也要把他攻破。 那天晚上，我们十儿个参加清队专案组的人在连队晒场边的大仓房里等消息。大约九点多钟，押老蔡去团部的人们回来了，其中一个男知青告诉我，老蔡仍然态度强硬，死不认账，他们就在归途中将老蔡带到一个偏僻的橡胶林中，吓唬他再抗拒就枪毙，还有人在黑暗中教训了他几拳。 那天夜里，我们在大仓房里继续对老蔡进行车轮大战，审讯中不知怎的又推推攘攘地打起来了。我觉得打人违反党的政策，就上前阻止，连声喊“不要打！不要打！要讲政策！”后来，老蔡终于开始交代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怀念刘少奇路线；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没有错，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农场生活要比现在好，等等。但对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事还是坚决否认。 最后，这个轰动全团的“反革命大案”被六师师部派来的工作组给否定了。负责此案的师部杨主任等解放军干部来到我连后，深人老工人挨家挨户调查谈话，用个多月了解案件全过程，就看出这是一个属于逼供出来的假案，最后的结论是查无实据，明显是个编出来的假案。于是所有无关人员无罪释放，只有那个侮领袖像、又编造出假案的詹某最后判了几年徒刑。 1971年6月，我团要抽调人去琼中县黎母山区建新连队，许多知青积极报名但我们六连只有连长丁仁满和老蔡接到通知调去6师18团(太平农场)工作。他们临行前，我曾经去过老蔡家，他当然不想离开老连队，说他母亲和孩子都有病，缺钱买药，我就把身上带着的钱都掏给了他，大约七八元吧。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7元，扣去在连队饭堂的伙食费和买些必需的日用品，平时也花不了多少钱。老蔡离开六连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973年10月，我离开海南回到广州读中专。1975年的暑假里，我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回了一趟海南岛，探望我的同学、农友和待我们亲如子女弟妹的老工人。回晨星农场之前，我先去了18团探望老丁一家，因为老丁的爱人符新春当年一直与我同班，二十七八岁的她身边有两个孩子，还一直将我们几个十六七岁的广州女知青当成自己的亲人一般照料。我在18团只停留了一天，想不到那天的下午，在18团另一个连队工作的老蔡得到消息，竟然派他的大女儿跋山涉水专程送来几个大菠萝到老丁家，令我十分意外。吃着那汁水如蜜的海南菠萝，我心中又感激又内疚，因为我根本没有想过是否应该去看望问候老蔡一家。 30多年一晃而过，我与老蔡再没有过任何联系，不知他一家现在过得怎样。每次想起他，脑海中伴随而来的总有那一幕幕我们曾激情满怀地投入、而实际上令人啼笑皆非的“阶级斗争”。
注：本文原载海南省政协编辑
《知青在海南》史料第五卷
主编：李朱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