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一场长跑，我们需要从书籍中汲取力量。星图金融财顾频道联合星图金融研究院推出“财顾荐书”栏目，每期一位主理人，负责向大家推荐一本经典书籍。
本期主理人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推荐书目为《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作者是兰小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等。
要研究中国经济，政府必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与西方不同，中国政府并不仅限于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土地开发、招商引资、产业引导等政策，中国政府，尤其是直接背负着经济增长重任的地方政府，同样在经济活动中是重要主体。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至少在过去，本地GDP增速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部分。因此，地方政府必然有很大激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运用各种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例如，对新开企业给予减税或免税优惠、运用财政资金进行补贴、低价转让厂房用地等等。
这有利于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开展竞争，毕竟，除去土地之外，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是可以在各地之间自由流动，只有地方政府能为善政，才能吸引生产要素持续流入。可以说，过去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维持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生产要素配置整体效率持续提高。
但是，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既然各地政府都要参与博弈，就不可以避免产生闭门造车和以邻为壑的问题。地方政府会有强烈动力将需求限制在本地，全国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地方小市场，导致规模效应带来的好处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会扶持某些早已不具有竞争能力的本地企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地方政府对跨境问题漠不关心，导致负外部性问题十分严重，最终损害了全体利益，比如各省边界的断头路，又或者工业发展带来的河流污染问题，地方政府肯定没有动力去为其他地区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就要承担起责任，通过协调地方利益，解决地方矛盾，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开展合作，保证全国整体利益达到最大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除去中央要有绝对权威之外，同样要保证中央有相对更强的财权。只有中央手里有权有钱，地方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指挥如意。
对此，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分税制改革，最终，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在全国财政预算收入中所占比例反超地方政府，中央财力逐渐超过了地方财力。
然而，地方事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遇到了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中央事少而钱繁，地方事繁而钱少。地方政府既要弥补财政缺口，又要推动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寻找新财源。由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卖地收入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的财力重要补充，并且，城投公司开始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平台。在几次危机中，中央为稳定经济，一度放松了对地方的限制，这固然在特殊时期起到了托底作用，但也导致了房价飞涨，以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严重问题。
此外，尽管地方政府可以在各个地区之间开展竞争，但涉及到本地的内部市场，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要抓大放小。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有“重企业、重生产、重规模、重资产”特点，这就导致居民消费实际上是受到抑制的，过剩的储蓄支持了投资的高增长。投资对应未来产能增加，即使是当前消纳了部分产品，也只是扬汤止沸，如果消费无法占据主导地位，产能过剩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并且，由于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被用于出口，冲击了出口国的制造业，导致出口国产生大量的贸易赤字，最终，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就必定会产生。
昨日之因，今日之果。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在很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笔。并且，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完美的帕累托方法，只能在最大程度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依据事情缓急，采取相应办法暂时缓解矛盾。
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例如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继续鼓励地区之间开展竞争，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建设服务政府，增加民生支出，扩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鼓励地方政府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相匹配；推动改革进程，通过市场化机制配置生产要素，逐渐取消阻碍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障碍，从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东西部、城乡等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本书并不涉及复杂的经济理论，反而更喜欢通过各种事例研究来以小见大。通过阅读本书，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发展历程、政策方向、存在问题等等，帮助读者建立起更加宏大长远的深度视角。相信各位在阅读之后，一定会开卷有益，取得不错的收获。
本文由公众号“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封面图来自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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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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